一、散文的大气象
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重要性被日益动摇的时候，越是古老成熟的文体被冷落的可能性就越大，越是新奇时尚的形式被青睐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作为最古老文体形式之一的散文，它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就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对于真正执著于散文创作并将其作为文化信念的作家来说，他们往往因不合时宜而绝处逢生，可能在虽然寂寞但仍然广阔的文化空间盛开出最灿烂的文学花朵，而成为这个红尘滚滚时代高贵和尊严的精神风景。
散文家王充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文可以概括在文化散文的范畴之中，但是，他的作品中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和情感深度，他的散文所散发出的文学魅力给我们带来的崭新阅读经验，都使我们有理由对文学的信念坚定不移。在我看来，王充闾散文的动人之处，大致可以概括为“唯美主义”特征、深邃的历史眼光、对精神归宿的寻找以及他诚实的生命体验和文学性的表达。
王充闾首先是一个对国学有很深造诣的学者，他对古代经典作品的熟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所了解的一些专业教授；同时，他更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所具有的“现代意识”使他对熟知的传统文化和自身的存在有反省、检讨、坚持和发扬的愿望与能力；而他的文学天赋为他要表达的思想又赋予了大音稀声的形式和幽谷流云的飘逸。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遍及华夏欧美的足迹，汇集为不断奔涌的文学源泉。他的深厚和独特，使他在20多年来散文创作整体格局中，不在潮流之中却在潮流之上。
王充闾初期的散文多与山水游记相关。这一传统题材，古代文人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越是来历悠久的题材越是难写，那些闲情逸致、借景抒情或辞官之后的独善其身寄情山水等，在这类散文中已沦为陈词滥调。王充闾是最熟悉这一文体的作家，但他在创作这类散文时却努力超越了传统文人的情趣。在他的散文中，唯美主义倾向，不仅体现在他书写对象的选择上，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修辞和表达方式上。他的游记名篇《清风白水》、《春宽梦窄》、《读三峡》、《山不在高》、《祁连雪》、《天上黄昏》、《情注河汾》、《神话的失踪》等，既有名满天下的名山大川风光胜地，也有僻陋孤山和闲情偶记。在这些散文中，他不只是状写风光的俊美旖旎或威严沧桑，而是更多地和个体心灵建立起联系。或者说作家对这些纯净之地的心向往之，背后隐含的恰恰是他对纷乱世界和名利欲望的厌恶和不屑。一个作家书写的对象就是他关注和向往的对象。王充闾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正是他“跌入宦海”“误落尘网”的时候，但他似乎没有“千古文人侠客梦”，兼善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勃勃雄心。他似乎总是心有旁骛志不在此。他所理解的文学更多地还是与个人体验、禀赋、情怀、趣味相关。它要处理的是与人相关的精神事务，它的作用是渐进、缓慢地浸润世道人心。王充闾的风光游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他对文学的理解，但也似乎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他对淡泊和宁静的情有独钟。因此，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作家对栖息心灵净土的一种寻找，当然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性策略。
我们注意到，王充闾在状写这些对象的时候，以诗入景是他常用的手法。这既与他的修养有关，也与他的情怀有关。但他以诗入景不是抒思古之幽情，发逝者之感慨，而是情境交融自然天成，无斧凿痕迹和迂腐气。这种手法超越的是“诗骚传统”，而凸现的则是书卷气息。“诗骚传统”始于话本小说，这一文学体式因多述勾栏瓦舍卖浆者流，四部不列士人不齿。为了表现它的文化和儒雅，故文中多用“有诗为证”。但王充闾的散文以诗入文却远远地超越了这一传统。《清风白水》是写九寨沟的游记，文章切入名词佳句，却又与词义无关，豪放婉约在这里仅仅成了他的一种参照和比较。《春宽梦窄》起句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磅礴气势与飞秦岭越关山奔向西域的漫漫长途和心中激荡的豪情相得益彰。在《青天一缕霞》中，由呼兰河而萧红，由萧红联想到聂绀弩的“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这样的表现手法在王充闾的游记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但这些借用表现了作家对“美文”的追求和唯美主义的美学倾向。当然，“美文”不只是作家对修辞的讲求，更重要的是作家在文中体现出的情怀和趣味。即便是借用古典诗词，以诗词入文，王充闾整体表达出的风格也是静穆幽远。他不偏婉约爱豪放，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中和之风文如其人。行文儒雅内敛而不肆张扬，他孜孜以求的不倦和坚韧，展示的却是他宠辱不惊镇定自若的风范和情怀。他对湖光山色的情趣，不是相忘于江湖的了却，而是对“天生丽质”纯净之地发自内心的一种亲和。
他有几篇重要的作品有《用破一生心》、《他这个人呐》等。文章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对象的。《用破一生心》对曾的一生以简约却是准确的笔墨予以概括。这位“中兴第一名臣”的一生历来褒贬不一。但在王充闾看来，“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嘹亮，在那淡漠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曾国藩既“通过登龙入室，建立赫赫战功”达到了出人头地；又“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达到了名垂万世。满清建国以来汉族大臣中，不仅功勋、权势、地位无出其右者，而且在学术造诣上的精深他也“冠冕一代”。因此也难怪有人对这位“古今完人”的推崇和尊崇。但是，在曾国藩辉煌灿烂的人生背后，却掩埋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不仅官场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是与夫人私房玩笑也要检讨“闺房失敬”。如此分裂的人格在王充闾的笔下被揭示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曾氏言行、表里的分裂和对人生目标期待的问题。虚伪和不真实构成了曾氏人生的另一个方面，而一个“苦”字则最深刻地概括了“中堂大人”的一生：“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文中对曾氏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分裂的性格充满了不屑，但也充满了同情，他不是简单的批判和否定，同时也对人的历史局限性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这不仅是曾氏的个人选择，同时他也面临着历史的被选择。
大概也正是出于对身不由己悲剧性的超越愿望，王充闾对“淡泊”的境界心向往之。曾氏也曾向往，对“名心太切，俗见太重”有过检讨，也曾欣赏苏东坡的淡泊。但在王充闾看来他只是“止于欣赏而已”。真正的淡泊“是一种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胸襟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收拾雄心归淡泊》）这种淡泊在王充闾这里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生审美化的理解和向往。同是写历史人物的作品，但对《终古凝眉》中的易安居士和《一夜芳邻》中的勃郎特三姐妹的情感却截然不同。《终古凝眉》是与易安居士在遥想中的有幸遭逢，是一次向一代词人致敬的肃穆仪式，是一次现实与历史的悄然对话。文字中对易安居士的景仰和感佩溢于言表，在追忆李清照悲凉愁苦一生的时候，作家充满了同情和悲悯；《一夜芳邻》表达了作家相似的情感取向。勃朗特三姐妹的才华蜚声世界文坛，她们的作品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但她们都英年早逝，最长的也只活了39岁。如果说易安居士的性格是内敛的，更关注个人内心的体验，那么，三姐妹的性格则是开放的，她们把同情和爱更多地给予了并没有更多直接经验的不幸的人们。这种高贵的内心洋溢着宗教般的温暖和撼人心魄的诗意。对这些经典作家灵魂的旁白或独语，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生命感悟或心灵体验的自述。这些作品对人生感悟所表达出的人性和情感深度，是王充闾散文最动人的一部分。这与书写的对象是女性作家有关，这倒不是说对女性的书写尤其能够表现出男性作家的情感投入或怜香惜玉的姿态，而是说，同是内心和情感丰富的族类，作家特别容易融入并且将自己对象化。在交织着情感和理性的表达中，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历史隧道中对历史人物的想象和相遇，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美学趣味获得了检视。如果说这类作品还是建立在个人兴趣或偏爱范畴内的话，那么，他的另一类历史散文则表达了他对历史重大事件的史家眼光和以文学的方式处理重大题材的能力。《土壤吟》、《文明的征服》、《叩问沧桑》、《黍离》、《麦秀》等作品，是对曾经沧桑的久远历史的再度审视，是对文明与代价的再度追问。对陈桥崖海、邯郸古道、魏晋故城、金元铁骑等的追忆中，在社会动乱、朝代更迭、诸家云起、狼烟风火的争斗和取代过程中，辨析了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规律，识别了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特殊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土壤吟》和《文明的征服》，对一个强大和强悍民族统治失败的分析，不仅重现了历史教训，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它的现实意义尤为重大。一种文明无论出于主动的对另一种文明的向往，还是处于被动的无奈地被吞噬，都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解体或破产。文明的隐形规约和凝聚力是看不见的，但它又无处不在。这些作品，在真实的史实基础上，重在理性分析，在史传中发掘出与当下相关的重大意义。它显示了作家凝望历史的现代眼光和以文学的视角掌控、表现历史的非凡功力，它的宏观性和纵横开阖游刃有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作家丰富扎实的历史学修养和举重若轻的文学表现力。
一个有价值的作家，总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困惑甚至是沉重的思想者。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总会遇到前人不曾遇到的精神困顿，这是人类的宿命。在社会转型、价值失范、方位不明的精神漂流时代，如何寻找精神家园和归宿，如何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不仅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同时也应该是作家焦虑、探讨的核心领域。文学有义务回答人类的精神难题。王充闾在可能范畴内的追问，有价值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参照和可能。
我们注意到，王充闾在探讨这一领域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从一个庞大的乌托邦框架出发，并没有提供一个普世性、终极的精神宿地。而是以相当个人化的方式，实现了他个人的精神还乡。这个精神故地，既是他亲历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遥远但却日益清晰的梦乡。王充闾有一本散文集，他将其命名为《何处是归程》。这个命名隐含了一种沧桑、悲凉和困顿，同时也隐含了一种叩问和探询的坚忍。当然，无论从作家对风光的状写还是对历史人物人性的开掘，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他对人生选择的理解和志向，但并没有像晚近作品那样更关注心灵去向的问题。这一写作倾向的偏移，既是作家对切近思考的反映，同时也纵向地联系着他的一贯的旨归和意趣。特别在他一些“忆旧”式的散文里，如《童年的风景》、《碗花糕》、《青灯有味忆儿时》、《华发回头认本根》、《灵魂的回归》、《乡音》、《故园心眼》、《思归思归，胡不归》等作品中，抒发的是一种别样的情怀。这是一种给人亲近、质朴、纤尘未染甚至有些“前现代”意味的生活图景。王充闾先生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和一往情深，与他出身于乡土中国有关，与他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染有关，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更与他经历了官场和世事的“乱云飞渡”有关。纷乱的现实使他心绪难平，他才萌发了“小窗心语觅归程”的心绪。精神的田园成为作家安顿心绪的驿站。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充闾与中国现代作家逃离乡村到都市生活遇挫之后，再度追忆乡村生活时将其诗化和圣化的民粹主义立场截然不同。他与当下世相比较时，宁愿重新体验未被污染的乡村的“童年记忆”，那里确实存在着诗意和美好，亲和的人间情怀。但是，王充闾的意义就在于，他在追忆前现代生活时，并未将其乌托邦化。他一贯的警醒和自我检视使他获得了另一种自觉，这就是对放大想象的检讨警惕。他曾说：“对于故乡的认识，游子们无一例外地都会夹杂着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想象的成分。原本十分鄙陋的乡园，经过记忆中的漫长岁月的刷新，在离人的遥遥向望中，已经变作温馨的留念与甜美的追怀，化为一种风味独具的亮点，放射出诗意的光芒。在回忆的网筛过滤之下，有一些东西被放大了，又有一些东西被汰除了，留下的是一切美好的追怀，而把种种辛酸、苦难和斑驳的泪痕统统漏出。”（《思归思归，胡不归》）这种敢于面对心灵诚实体会的表白，亦道出了“怀乡情结”相伴相生的问题。
王充闾的这一努力的价值就在于，在这个困顿迷茫心灵家园成为问题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执意追寻的勇气，表现出了对“现代性”两面性认识的自觉。当然，“精神还乡”仅仅是一个表意符号，没有人会认为王充闾要退回到“前现代”或乡村牧歌时代。那个只可想象而不可重临的乡村乌托邦，在王充闾的反省中已经解决。他的这一追求背后隐含的是他对精神困境的焦虑和突围的强烈愿望。在物质世界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时代，在世俗生活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之后，人如何解决心灵归属的问题便日益迫切。王充闾只不过以“精神还乡”的方式表达了他解决精神归属的意愿而不是最后的答案。重要的是，对不同领域写作的开拓，一方面显示了王充闾开放的心态，他愿意并试图在不同的领地一试身手，将“关己”的灵魂问题提出，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在创作上“螺旋式”前进的步履。他没有将自己限定在所谓的“风格”领域，而总是在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别有新声。这个现象是尤为引人注目的。这时，我想起了他最近的一篇文章《训心》。文中将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驯化，或福柯所说的“规训”，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传统文化对士人的训心，在于让这个阶层的价值尺度永远停留在一个方位和目标上，在于让他们永远失去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就像“熬鹰”一样，让志在千里的雄鹰乖乖就范。王充闾曾在官场，也生活于世界即商场的时代，但他仍然没有被“训心”。他独立的思想和情怀，在温和从容的书写中恰恰表现出了一种铮铮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说中坚持了一种文化信念。这是王充闾散文获得普遍赞誉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他的创作心态不断走向自由和开放的表征。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文学不断失落的时代创造了散文的无限风光。
二、书生意气侠客梦
散文是最能表达个人情怀的一种文体，无论是观沧海、看流云，饮酒赏菊，抒情言志，长篇短制，总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作家的境界、修养、学识乃至抱负、向往等与情怀相关的精神世界。在作家的情怀中，我们感受着不同的宁静致远或壮怀激烈，独善其身或兼善天下。《凡圣之间》是作家易洪斌近年来散文创作的结集，收有散文凡31篇。最能体现他个人风格的主要作品，可以在“文化散文”的范畴内议论，但他似乎又无意“术业专攻”，以求“自成一格”，而是听凭内心的指令，上下古今情之所至，只为能够抒发情怀。因此，在“凡圣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眼中的上下几千年，古今中外事。这些文章内容的丰富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易洪斌的情感世界和内心向往。
千古文人侠客梦。易洪斌有多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些身份总会对他以及他的朋友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某种影响乃至距离，这是身份社会不可避免亦无须回避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但是，当易洪斌以散文家、画家出现的时候，他那些身份的光环则逐一褪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缱绻多情的书生意气和豪情万丈的侠客梦想。这种情怀总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中国文人的传统以及面临的困惑。这个传统以及困惑大体说来就是进与退、居与处、独善其身或兼善天下。进入当代之后，这个传统和困惑似乎为其他问题所掩盖，但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整体意识来说，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陈寅恪、吴宓、王国维等大师的重新讨论，事实上就隐含了这种困惑的存在和未了的情愫。易洪斌是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深受现代知识的熏染和陶冶。但他史学专业的知识背景和远未消失的、哺育了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他的精神领地。于是，在《凡圣之间》，我们看到的还是国事家事天下事，听到的还是风声雨声读书声。
面对历史、先贤的悠长慨叹的英雄情怀，构成了“凡圣之间”的主旋。一介书生的侠客梦想，在大秦帝国军阵面前、在青年将军霍骠骑当年的战场、在侠客荆轲刺秦的想象中、在成全历史的西楚霸王惨烈的命运里、在一代风流谢东山潇洒从容的性情中、在邓小平处乱不惊气象万千的生涯里，得到了彻底和酣畅的抒发。我总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脉还是英雄文化，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争论并不能掩埋英雄文化在文化传统中的巨大影响。从《公刘》开始，一直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力拔山兮气盖世、八千里路云和月，再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绝好江山谁看起、涛声怒断浙江潮、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等等，这些英雄豪气对书生的影响当然不只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要的是一种英雄人格对读书人的深刻影响。在易洪斌的视野里，他不是以成败论英雄，重要的是他对英雄人格的钟情与认同。这里当然不乏成功者，他们创造或改写了伟大的历史，比如大秦帝国创造的“世界第八奇迹”，比如流芳千古的古今大师，比如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邓小平。这些奇迹的深远影响已经写进了历史并还会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但对失意的英雄，对不成功的英雄，易洪斌则在人格的意义上给以倾心的理解和认同，他的这份理解和认同甚至更为热切、亲近。那份壮志未酬的怅然、掷地有声的一言九鼎，那份恍若隔世的“仁”和“义”，那种处乱不惊、视功名如浮云的潇洒从容和坦荡，等等，同样是易洪斌高歌赞颂的对象。他追求的不是“世事洞明”，他羡慕的不是“人情练达”。在易洪斌的这些“文化散文”中，在他气壮词雄的文体修辞中，我读出的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内心博大辽远、高山流水般的情怀和书生侠客梦想的万千气象。
当然，《凡圣之间》记述的还有世间冷暖、凡人小事。他追怀父母的文字，应该是书中最为动情和动人的文字。特别是作者对父亲一生独善其身、清贫淡泊但又洁身自好、铮铮硬骨的知识分子风范的记述，分外感人。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但他又是一个普通人中值得尊重的楷模，他的为人和风骨，对易洪斌显然有很大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细节是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品质和性格的，易老先生的那种人格，在易洪斌儿女情长的追忆中熠熠生辉，令人心碎。此外，在检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对动物世界绝望的眼神生发出的由衷的悲悯，表达了易洪斌情怀的另一方面。从大的方面说，事关人类生存，事关生态环境的平衡。但易洪斌所要表达的还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怜惜、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深切愿望，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的绘画里同样可以明确感知。在他的笔下，被命名为《小儿时节》的小狗，可以静若处子，眼神单纯得一尘不染；被命名为《健健》的小毛驴憨态可掬；而《雄视》中两只公鸡如赳赳战将，傲视群雄；《初出茅庐》的幼虎则雄风初露；《密林深处》的猫头鹰则目光炯炯如暗夜明灯……易洪斌更有人与虎共舞的国画多种，虎的威猛与女性的温柔，恰是力量与美的统一，画面新奇和大胆，超越了人与兽的界限，让你感受的是本该如此。凡此种种，都表达了易洪斌英雄情怀之外的另一种关怀。这种儿女情长和对弱势族类的同情与悲悯，与易洪斌的散文构成了一种互补性，它是作家、画家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相同的人文理想和文化理念。
书生意气、英雄情怀和人间世事的关怀，表达了易洪斌鲜明的入世态度。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公共事物的积极关切，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深度介入，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价值和最高正义的理解和维护。易洪斌正值盛年，他在几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就他的积累和抱负而言，可以预知的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将是更多的惊讶和惊喜，我们对他的期待应该远远超过他的过去。
三、北中国的亲历与遥想
这是一部气象万千又充满了正义和傲然之气的作品，是一个热爱俄罗斯文化、热爱现代音乐、热爱北方旅途的知识分子在北中国的亲历与遥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用想象的方式与北方孕育的伟大传统的诚实对话，是一个北方青年对文化之源的执著追问与探询。它的丰富性和体现出的文化品格，犹如本书的命名，让你想到的是飞流直下奔腾到海的不屈与坚忍。何向阳，这个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的作家和批评家，用《自巴颜喀拉》这个文本形式，自述了她与北方史、与母亲河、与文化传统和民众生活的关系，自述了她可以并且可能坚持的文化信念。
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也是“解构”一切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时尚文化里，被排斥的历史和传统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全球一体化”的狂欢和“E”文化造成的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使每一天都变成了文化民粹主义者的节日。何向阳与科技神话制造的这种“欲望飞升”的生活仿佛难以亲近。于是她走进了另一种文化时间——在“走马黄河”尚未宣布实施之前，她就曾多次走过阶段性的黄河。一次次地踏上尘土飞扬的黄河岸边，是缘于对古老文明或地貌奇观的好奇的满足吗，是为了疗治一个文人思古的怀旧病吗，抑或是为了表达中原人对“源头”探询的特有趣味吗？当我们与《自巴颜喀拉》偶然遭逢之后，读到的却是这样一些文字：
就是这样的“最后一批人”，光脚翻过了五座雪山，单衣走过两度草地，这“最后一批人”做着就是现代最蔑视死亡的探险者也认定为极限的事情，他们赤手空拳，真的除了勇毅一无所有，然而就是这薄衣单衫的一群人，他们决心要走到哪里，是任何自然的外力都挡不住的，这一点气质，很像那必要在一条峡谷里冲出出路的黄河……这种执拗，这种在一些当时被称为穷汉的人身上的品质，这种对于生命的更大责任的担当并为之可以置自身生命于不顾的目的感，这种为了自己一样贫穷的人的事业而不惜头颅热血的主义，直到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时候都让我震撼。不是缅念，它远未成为往事……
那个青春期，那个不安于，那个对妥协对平庸疾恶如仇，那场搏斗的实质不就是这个……而今连20岁的青年都会安于现状，都会有世故心了，民族主义也成了一个靶子，而那种不能再输的精气神那种匹夫有责的精神担当，今天我站在河上，想念非常！
……从固原到乾县的汽车票只20元，而割一亩地赶得好的话能得30元。旁边人说今年割不上价，15元差不多了。几天下来，我对亩数也有了经验，知道一人一天下来不伸腰地干最多也就是二亩地，起早贪黑在这里绝不是一个形容词汇。
这是《自巴颜喀拉》写到的几个群体，他们分别是长征的红军、黄河漂流队、西北的麦客。这些不同的群体可能难以在一个范畴或层面上谈论，作者对他们投入的笔墨和情感也不尽相同。如果可以勉强概括的话，这是中国最底层的群落，他们曾被喻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然而略有不同的是，何向阳却在中国历史、现实最低微的生存状态中，发现了一种与黄河相类似的精神存在，一种惊涛拍岸、惨烈勇武、持之以恒的英雄气或生之坚忍。于是，我们有可能了解了她屡屡“走马黄河”的真正秘密，她面对历史、现实想要求证的究竟是什么。
今日的文化已经与英雄主义几乎无缘，据说没有英雄之日就是普通人的狂欢之时。但金庸的小说和巴顿将军还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想象中。虚拟的英雄和历史传奇人物仍然没有离我们远去。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建构的神话越来越凸现了其庸常面孔的时候，我们只能求助于虚构的快意恩仇和电子幻觉。何向阳对此深怀警觉，她对黄河的一往情深显然是一种象征，北中国创造了前现代的中国文明和精神，那是我们曾引以为荣的历史传统。在据说已经“后现代”了的今天，传统之于我们已经“断裂”，已经没有关系。但我发现，何向阳深情注视的是上述群体，是从容赴死的张氏，是动人心魂的“花儿”、李长之的“孔子”，是今人张承志和唐乃亥的孩子们……她把目光投向他们的时候，也就示喻了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对正义、勇敢、执著、信念、情怀和明丽的坚决选择。于是我想到，我们必须重新面对我们的伟大传统。
在理想主义不断式微的时代，读《自巴颜喀拉》给人以由衷的快乐。这不仅源于作者的文化信念和男儿般的叙述气象，同时也来自作者写作黄河充分、认真的积累和准备、对与黄河相关的历史材料和人物的熟悉。因此，《自巴颜喀拉》是新世纪之初重要的文学收获之一。
四、让心灵充满爱意和阳光
这些年来，摩罗的文字可能是最受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文字之一。在大学校园和文学青年那里，摩罗被热烈地谈论着。这缘于此前他出版的《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两本思想随笔集。这些文字，在前辈学者那里被认为是“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者（钱理群），在年轻学者那里被认为是“惊心动魄”的文字（余杰）。当然，摩罗的思考也招致了不同的议论，这原本也是正常的。在毁誉参半中摩罗就这样在那几年留下了他作为思想者的证词。作为摩罗的朋友，他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冷硬与荒寒：当代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等作品，曾给我带来过巨大的震动。他的尖锐和直面问题的勇气，使平庸的文坛重新获得了某种尊严。多年以来，人文知识界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职业性特征，名流们在各种场合用“双语”交谈，并得意于“术业专攻”的优越，“学术”被他们理解为越来越狭窄的专门知识或装点门面的舶来语词。
摩罗显然不愿与这样的名流为伍，他也无意追逐学界时尚。他关注和投入热情的依然是与中国现实相关的问题，也是“关己”的问题。他在追问现实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将追问引向自己的灵魂深处。这是摩罗的文字最为动人之处。在摩罗的这些文字中，他所使用的词语多与精神现象相关，“燃烧的诗魂”、“孤独的巴金”、“末世的温馨”、“忏悔的含义”等，在这些被述对象中隐含了这个瘦弱书生强烈的主体情感投射。他所选择的被述对象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的趣味和价值取向。我相信，摩罗所固执坚持的这一方式，与他的学养、情怀和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来自底层的摩罗，常识问题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平等、自由、正义、公正和良知，是他承诺的必须维护的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在他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谈到他的底层生活经历，为了更充分地理解和体验这一最为普遍的生存，他甚至辞职流浪经年。在《流浪的奴隶》中他记载了这一经历。这些经历对于摩罗来说是重要的。那是他思考和追问的重要参照之一。当“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之后，摩罗显然愿意从更广大的人群的立场来思考他面临的困惑和不解，并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对良知的理解。
当我震惊于摩罗的尖锐、沉重、痛苦和求证的勇气时，也常常为他感到担忧。这一担忧并非来自他缺乏某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这个时代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言说的自由。我所忧虑的，是摩罗燃烧般的忧愤和不可遏止的思考激情，这无疑也是一种“损耗”。而这一“损耗”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呢？另一方面，他所坚持的激进的批判立场真的没有值得检讨和反省的思想成分吗？近两年来，摩罗没有出版著作，但他并没有终止思考。现在结集出版的《因幸福而哭泣》的随笔集，就是他重新校正自己思考和写作方向的结果。当我读过他的这本文稿之后，内心洋溢着久违的兴奋和快乐。我由衷地为摩罗找到了新的写作视角——严格地说，为他拥有了充满爱意和阳光的心灵而兴奋和快乐。这个转变对他来说无比重要，这不仅改变了他多年不变同时也是单一的写作风格，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将更有益于他精神和身躯的健康。这意味着那个忧郁的书生将焕然一新。
我之所以对摩罗的转变兴致盎然，缘于我对20世纪某种思想潮流的疑虑。应该说，破坏的性格是20世纪的思想传统之一。在这种文化性格的支配下，包括我们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都“乏爱可陈”。我们经常读到的是血雨腥风杀人如麻，是不断的施暴和自虐。这种文化性格也培育了民众“暴力崇尚”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暴力只要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就都是合理并且是美的。以至于当“革命”的暴力资源难以开掘之后，文化消费的对象便转移到了新派武侠那里。黑白两道天上人间，说的还是门户之见快意恩仇。虚拟的、民间的仇杀厮打，满足的还是对暴力的趣味要求。我们鲜有鼓吹人类之爱的作品，这与我们对“泛爱主义”的批判，对“勿用暴力抗恶”的批判是有关的。然而，在雨果那里，在托尔斯泰那里，在许多宣扬“爱”的经典作品中，无论我们如何诉诸于批判，它们动人的魅力仍然没有褪去。艺术就是这样用爱来抚慰人类充满罪恶的心灵的。现在，摩罗接续了这个远不主流的传统，然而他也同时告别了曾是主流的破坏的传统。
用摩罗的话来说，“爱是阳光”是这本书的底色。他多次写到了灿烂的阳光，写到了人对灿烂阳光的感觉，写到了我们曾经熟悉但又忽略了的关于平和、宁静、温暖、爱和善意的理解与赞美。读这样的文字会给人以文明和教养，会使人的内心柔和而轻缓。今天它可能还只是属于摩罗的十分边缘的努力，但终有一天，热爱生活的人们都会用心灵去感知和感谢生活对我们的馈赠，然后我们心存幸福、爱和感动而不是仇恨。
五、批评的风暴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根据不断上升的统计曲线显示，从复杂的家庭组织和数十个技术奴隶，一直到“城市动产”，从通讯的整个物质机器和职业活动，一直到广告中庆祝物的常见场面，从大众传媒和未成年人崇尚隐隐约约具有强制性的小玩意中所获得的数百万个日常信息，一直到围困我们睡梦的夜间之物所提供心理剧，他们的日常交易不再是同类人的交易，而是接受、控制财富与信息……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
上述文字，是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的开场白。鲍氏对消费社会的问题——或者说对现代性的问题的忧虑与揭示溢于言表。在一个以消费为表征的时代，在一个意义世界逐渐隐去，追问的兴趣逐渐丧失、在消费中即可获得满足的时代，对于批判的坚持是否还有可能，或者说批判是否还有意义，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心怀疑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文学批评的议论也大多在是否还值得信赖的层面上展开。这一怀疑当然主要源于文学批判精神的丧失和白领趣味、小资趣味乃至中产趣味的肆意流行。但是，这一大致描述并不是文学或文学批评的全部，事实上，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他们的思想或批判不会因时尚的变化而改变。现在我要谈论的蒋泥的作品，就属于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具有批判力量的作品。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大肆流行的今天，蒋泥以他违时的冷峻和犀利，以他敏锐的感觉和认知，挥起了他的批判之剑，在时尚之外刮起了值得关注的批评风暴。
《徘徊在误区边界》是蒋泥的第三本思想、文化随笔集。他的第一本类似的文集曾一版再版，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蒋泥受到读者的注意不是因他的作品对奇观的涉猎，也不是因他对“软性文化”的夸张兴趣，恰恰相反，在一个夸耀时尚的时代，蒋泥则充满了对常识的兴趣，对当下敏感问题或争论积极参与的热情。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蒋泥的情怀和他关注问题的方式。在这本文集里，对历史的回望与凝视占有很大的篇幅。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过去的历史已经死亡，他们对历史不再屑于谈论。蒋泥的教育背景使他获得了对历史知识的应有尊敬或畏惧。他的谈论方式并不是经院式的掉书袋，而是密切联结着当下的文化生活内容。这样，蒋泥就从历史那里获得了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点，对一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流行文化的特征、生产机制的辨析也是当下文化论争的热点之一。可贵的是，蒋泥敢于针对具体的对象阐发他的看法。他对王朔的分析或批评可能会引发不同的看法，但他把王朔作为当下流行文化的一个“个案”做具体的处理，显示了他独特的批评眼光和明快的辩论方式。对当下各种敏感话题的介入和参与，是蒋泥这本文集“抢眼”的部分。就我个人兴趣而言，还是喜欢读对当下思想文化问题表达意见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我不仅看到蒋泥作为青年的激情和敏锐，同时也看到了他的率真和诚实。书中其他部分，如对战争的议论、对鲁迅、胡适思想差异的讨论等，都是有见地、敢议论的文字。这些观点和情感鲜明的文字难免激进，但青年的“中正”可能是最可怕的。蒋泥没有“中正”的毛病和问题。
但这不是说蒋泥的文章没有问题。在我看来，蒋泥的文字欠精致，不大讲究修饰，但又不是浑然天成信手拈来的自然。这多少影响了他的文章的感染力或审美的魅力。随笔类的文章，文字工夫太重要，它不仅关乎文章的质量，也会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作者的修养。在这方面，蒋泥还须多斟酌、“修炼”。
与蒋泥相识，是因为他在读书期间我到“军艺”做过几次文学讲座。每次讲座蒋泥都去听，间或提些他感兴趣的问题。他毕业至今我还没有见过他，只是经常可以读到他的随笔作品。时至今日，蒋泥已经出版了几部文集。我常慨叹于他的激情和勤奋。于是，应蒋泥之约，便说了上面这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