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文学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并不陌生的领域。遭遇了现代性问题之后，强国梦几乎萦绕于每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头。于是，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也几乎是先进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人生选择。这种背景是留学生文学产生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最初的留学生文学总是和民族、国家相关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查建英为代表的新留学生文学再度兴起，这一独特的领域中断几十年后再次出现，同样联系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背景。因此，虽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解构宏大叙事的洗礼，但在《丛林下的冰河》等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小说对于文化选择的某种困难。一个走出国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边缘的犹疑不决，那种矛盾的心态欲罢不能挥之难去。这种心态从一个方面透露了改革开放初期，离开母体文化之后的留学生文学对强势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两难处境。20世纪90年代初期，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莉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作品，开启了另外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在西方想象的成功。那个时代，起码在文学界有一种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一种强烈的被强势文化承认的心理要求。这种欲望或诉求本身，就是一种弱势文化心态。因此，“承认的政治”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小说表现一个中国男人或女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成功，集中表现在他们经济上的成功。“中国式的智慧”在异域是否能够畅行无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大获成功。一时间里，权威传媒响彻着“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来自纽约和曼哈顿的神话几乎家喻户晓。但严格地说，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它们在文化市场的成功，只不过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临时性地添加了异国情调以及中国人的“西方想象”。时过境迁之后，这些作品的一次性消费得到了证实。世纪之交，写过《花季雨季》的郁秀，在美国度过了几年大学生活，也许因为年轻，她的《太阳鸟》只写出了受宠爱一代快乐的异国大学生活。小说没有矛盾犹疑和不可化解的乡愁，他们仿佛非常适应全球化，本土的“麦当劳”和“可口可乐”记忆，使他们迅速地融入了似乎是本土平面移动的校园，而远非是异国他乡。
留学生数量的剧增以及内外流通的频繁和可能性的存在，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也空前地繁荣起来。批评界对这一领域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流散文学”、“新移民文学”、“海归文学”等概念相继提出。这些不同概念的准确性另当别论，但它确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领域创作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留学生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漂流者的心态史”。但是，文学毕竟是一个关乎人的心灵的领域，每个作为个体的留学生，因处境和个人体验不同，他们对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认识也必然存在区别。当一个整体性的神话解体之后，我们看到的留学生文学，也仅仅是每个不同个体的体验和心态。这一新的趋势预示了留学生文学内容表达的分散性和多元性，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会进一步引起批评的关注。
一、风流史与忏悔录
当我们置身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对生活的大变动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感知，一切都平淡如水波澜不惊。但是在顾晓阳的《收费风景区》中，我们不能不震惊于转型时代生活的巨变，这一变化不只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变化或新阶层的形成，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为欲望膨胀提供的机缘，以及给当事者造成的心理负荷及残缺。我们发现，狂欢的时代如期而至，喧嚣都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欲望所充斥，但欲望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不只是金钱，它还是人的精神、心理乃至人生的前景。因此《收费风景区》既是一部风流史，也是一部忏悔录。
“海归”学人史辉成了美国一家公司驻北京的买办，这个“跨国资本”的身份为史辉欲望的释放提供了多重帮助：一方面，为女性的欲望和想象带来了可能，首先，他是个“有教养的人”，虽然他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个“博士候选人”，但史辉回国后已经将“候选人”删除了；他是一个“老板”。在这个时代金钱是价值最重要的尺度之一；他是一个“有趣味的人”，对有教育背景的女性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史辉这个时候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且他还是这个时代女性欲望的理想符码。因此欲望在这个时代从来就是男女两性双边共同构成的。于是，史辉不仅拥有了漂亮的妻子唐玲玲，而且迅速地拥有了书丽红和陆霞：这是两个风格迥异的现代都市女性，不论她们有什么性格差异，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性感和风情万种，她们同样也是史辉最理想的欲望对象。史辉如愿地得到或者说占有了她们，但女性的“风景”绝不是免费的午餐，事实上，当史辉享受着欲望满足的快感的同时，他尚未支付的代价已经注定。书丽红要嫁给他，陆霞当然也要嫁给他，当史辉希望“迅速撤退”的时候，他应当承受的一切也适时地降临了。
我们惊异于书丽红的手段和强悍，她不仅雇佣了前夫充当“私人侦探”，拍录了史辉与陆霞的私密和亲密接触，而且她不能实现个人意愿的时候，她还可以从容地找到史辉的妻子唐玲玲倾诉，两个人居然平静地面对了这件事。当然，史辉的后果从此便可想而知。应该说书丽红对史辉的欲望或占有，与情感领域还有些关系。陆霞对史辉的占有就是纯粹物质性的了，她精明的算计和对身份的改写或者说隐瞒，使她从出场到消失都给人一种阴谋感，但史辉即便在最落魄的时候仍然对她情深似海绵绵不绝，男人的不可思议由此可见一斑。史辉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了人生的代价，没有了家庭，没有了前途。当然三个女性也并没有因此获得幸福，她们的代价仍然是令人同情。
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它具有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的所有要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男性欲望汪洋恣肆的铺陈和书写，对男性面对女性的欲望被戳穿后的手足无措、惊慌错乱的真实描绘。当然，这个小说也可以理解为向“妻子”致敬的文本，在小说中唐玲玲的无辜、无助和史辉的虚伪、不真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小说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虚构男性情天恨海的风流史，也是一个男性在欲望无边时代的忏悔录。
二、文化认同与康桥噩梦
张扑的长篇小说《轻轻的，我走了》，大致可以置于留学生文学的范畴内来谈论。如果这个指认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张扑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此前不曾有过的阅读经验。在我的印象中，留学生文学大致始于五四前夕的《留东外史》，这部章回体的虚构文字，最多也就提供了些许“他者”眼中的“东洋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应该是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满足了欲望宣泄之后再呼唤祖国的强大；台湾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抒发了“无根”一代的苦闷；20世纪80年代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表达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游离于两个世界边缘的矛盾和犹疑；20世纪90年代留学生文学曾掀起过热潮，但它的商业性要远远大于文学性；郁秀因为年轻，《太阳鸟》只写出了受宠爱一代的异国快乐生活。在这些留学生文学中，最动人的部分，是身置异国的主人公们精神上的苦痛，他们的屈辱、矛盾、犹疑乃至不可化解的乡愁，还漂浮于具体生存的层面之上，他们的危机和困境更多的还属于意义世界的范畴。
《轻轻的，我走了》是一个远要复杂的小说本文。主人公忆摩，不仅命名与毕业于康桥的徐志摩同学有关，而且硕士论文研究的内容也与这位因写了《再别康桥》而暴得大名的诗人有关。但忆摩的处境与徐志摩的浪漫几乎是天壤之间，甚至也与早年她父亲读康桥的景况大不相同。忆摩在伦敦最刻骨铭心的遭遇，大概非“身份不明”莫属。在极短的时间里，忆摩忙碌的唯一一件事，大概就是寻夫嫁人，她几乎阅尽“伦敦春色”，从自己的导师、律师一直到肮脏的油漆工人，无论是他人介绍还是被强行“劫持”，她遭遇到的不是被欺骗就是被侮辱，所到之处屡试不爽，忆摩最终还是孤独地回到了只有自己的小屋。她试图通过嫁人获得合法性的身份，定居之后再接儿子出国的梦想彻底幻灭了。这显然是一个悲惨的人生之旅，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文化认同过程，因此，这个故事也就具有某种中西方文化关系的寓言性质。
忆摩的苦痛源于故乡，先是丈夫背叛了她，她出国起码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疗治婚姻的创伤；而后是儿子患了绝症。或者说，这个情节示喻了在故乡她既没有过去也失去了未来。情人的一声召唤便急不可待地来到了伦敦，情人不仅是情感上的联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互相认同。但一个虽然浪漫却穷困潦倒的画家，不仅没有能力医治儿子的绝症，甚至自己的生计都是问题。他洋洋自得的一个构思遭到了一钱不值的拒绝，而且拒绝他的竟然是一个中国老板。这个致命的挫折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失败。忆摩的不辞而别不具有充分的理由，她显然是出于一种更现实的考虑。但“嫁人才能定居”的公式在忆摩这里并没有兑现。从导师到油漆工人，无论忆摩倾心还是厌恶，事实上她只是一个来自东方的美人，是一个欲望的对象。
忆摩的角色始终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她被介绍给不同的“他者”，但无论是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还是丑陋不堪的底层工人，忆摩永远没有“自主权利”。在英国绅士兼导师那里，她只得到了半推半就一夜情的短暂快乐，而在婚姻介绍所被“编号”推出之后，她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性对象。这个被动的角色，隐喻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忆摩就在碰撞的夹缝之中，她的不认同和不被认同，事实上正是两种文化难以融合的寓言。因此，忆摩试图在西方获得幸福或疗治东方创痛的期许，换得的只是康桥噩梦。故事的结局更加惨不忍睹，一个期待融入西方社会的青年不仅仍然孑然一身，而且故土又传来了更加不幸的消息。这个悲惨的结局以及小说本身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文化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即身份、性别、种族的问题：忆摩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留学生、女性、非白色人种。在强势文化支配世界的今日，忆摩噩梦般的结局几乎就是宿命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文化霸权的侵入和统治，才成为弱势文化和边缘群体的主题词。《轻轻的，我走了》以小说的形式深刻地表达了今日世界的文化矛盾，也深刻地表达了在霸权文化宰制下弱势文化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它的意义也就远远的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三、文学时尚：谁的时尚
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在中国出版之后，迅速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贝拉，这个在中国文坛陌生的名字，骤然间成为文坛新星，她被反复地书写和谈论着。她似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和神话：这部小说不仅在中国畅销流行，而且还将走进美国、日本、法国的图书市场。更令媒体兴奋的是，据说好莱坞20世纪福克斯公司已巨额买断其影视改编权，并由曾执导《泰坦尼克号》的国际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媒体声称，如果签约，这将是美国好莱坞首次以巨资买断中国内地出版的中文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这些刺激性消息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消息一旦不胫而走，它所带来的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媒体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主流批评界熟视无睹的缄默。这个现象本身，也许从一个方面未作宣告地印证了这部小说的性质以及对它感兴趣的群体。
这个十几万字的小长篇，叙述的是中国留日女学生王纯洁，在中国经历的情感伤害和失败的婚姻。“初夜”未见“红”，使王纯洁的新婚一开始就蒙上了悲剧阴影。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使王纯洁成为一个现代的受害者。于是，为了逃离婚姻和家庭的不幸，王纯洁设法东渡日本。她先是爱上了比她小五岁的日本男孩海天，后来又爱上了比她大很多岁的美国老男人格拉姆，格拉姆有家室，海天家里又不同意婚娶。但“王纯洁”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两个男性之间。海天对王纯洁的追逐非常激烈、坚定、至死不渝。两个人终于踏上了结婚的红地毯。但作家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场景：格拉姆在他们的婚礼上飞车赶到，格拉姆抢走了身披婚纱的新娘。女主人公在犹疑不决中被格拉姆裹胁而去。然后，他们找到一个旅馆疯狂地做爱。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格拉姆在9·11事件中遇难，海天离开了纯洁之后跳了富士山。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好莱坞式的小说，被一些人看作是“杰作”，作者被认为是写情爱的杰出作家。小说最“摩登”的表达是个人生活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小说有一句话，是王纯洁内心的独白：我觉得一个女人是完全可以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这句独白是小说主人公命名的最具讽刺意味的诠释。更致命的是，小说还要搭乘美国诉诸全球的反恐意识形态，它搭乘的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时尚。这种奇怪的文学“时尚”，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它就像虚假的广告和中产阶级杂志一样，以幻觉的方式去诱导、迷惑善良的人们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因此，《9·11的生死婚礼》的“摩登”，已经不是“小资”的“摩登”，而是中产阶级的“摩登”，是“跨国文化资本”的浅薄炫耀。
另一方面，小说中描述的中国、日本、美国，也无意间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中国丈夫的愚昧、固执、昏暗和令人发指的不能容忍，日本情人樱花般的纯情、惨烈以及美国情人的多情、成熟和对情感的执著，都跃然纸上声情并茂。这个故国、东洋、美国的情感之旅，总会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王纯洁的内心向往以及这个向往的意识形态性。
《9·11生死婚礼》出版的同一时期，中国翻译出版了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一书。在中文版序言中，柄谷行人说：“我写作此书是在19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读过柄谷行人开篇的这段话，我感到无比的震惊。震惊并非来自柄谷对文学命运的基本判断，而是来自他对文学在中国命运的判断——在经济和文学都“欠发达”的国度里，文学的衰落竟和发达国家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这究竟是文学无可避免的宿命，还是“全球化”像“非典”一样迅速蔓延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柄谷所说的“现代文学”和我们所说的“文学”指的是什么。被赋予“深刻意义”的文学在今天确实不会被人们特别关切了。因此，中国当下文学著作印数的下跌和批评家的无关紧要，就不应看作是个别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
一方面是文学在衰落，另一方面，文学的“摩登”化写作却如日中天。中国文学的权威报纸曾为此作过长时间的专门讨论。对这一现象我曾表示过迷惘或“两难”，这是因为：一方面，“摩登”化有其发展的历史合目的性。或者说，在现实生活里没有人反对“摩登”对生活的修饰。即便在大学校园里，20世纪80年代谈论的是诸如“启蒙”、“民主”、“人道主义”等话题。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教授们对“买房”、“买车”同样津津乐道。这种对摩登的追随几乎没有人加以指责；那么对文学的摩登化写作为什么要指责？如果是这样，生活、文学的关系将怎样去处理？但是，当面对文学摩登化的具体本文的时候，我仍抑制不住对其批判的强烈心理，尽管批评家的声音已经不再重要。
从《9·11的生死婚礼》这个个案中我们发现，文学的摩登化事实上就是文学的“小资产阶级化”或曰文学的“中产阶级化”。它具备大众文化所有的要素。不同的是，那里除了性、暴力之外，还要加上东方奇观和跨国想象。因为摩登从来就与穷人或底层人没有关系，因此穷人或底层人也从来不在文学摩登化写作的表达范围之中，摩登化的阶级阵线是十分鲜明的。文学摩登化的诞生应该始于“网络文学”。网络是社会摩登文化最具覆盖性和煽动性的媒体。在网络文学中，我们看到的内容、趣味和情调，都可以概括在“小资”写作的范畴之内。并不是说这类题材和趣味不可以写，而是说当这种写作蔚然成风的时候，它也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种文学“摩登”正与中产阶级文化联手合谋，它们试图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是：消费就是一切，享乐就是一切，满足个人欲望就是一切。这种虚幻的承诺不仅加剧了普通人内心不平等的焦虑感和紧张感，而且将现代性过程中几乎耗尽的批判性资源完全删除。在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蛊惑下，除了想入非非、跨国婚姻、床上激情戏、香车美女之外几乎所剩无几。现实的问题从来没有进入他们表达的视野之中，他们甚至连起码的批判愿望都没有。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摩登化”究竟是谁的“摩登”？它和普通人能够建立起什么关系？我至今认为，文学是关乎人类心灵的领域，是关注人的命运、心理、矛盾、悲剧的领域，它为流浪的心灵寻找栖息安放的家园，并抚慰那些痛苦的灵魂。但“摩登”的文学却建立了文学的等级秩序：“摩登”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可以进入文学的，无产阶级、普通人和底层人是不能进入文学的。这种文学意识形态隐含的这种等级观念要排除什么和维护什么是很清楚的。文学的“人民性”在“摩登”文学里早已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摩登化”必须予以警惕和批判。虽然“摩登”的文学仍在大行其道，但我们相信柄谷行人的说法，文学还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摩登”文学占有市场，真正的文学永驻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