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时期的爱情
红色青春，是红色革命最耀眼的一道风景，青春的美丽、激情、多情、崇尚献身和理想主义的特性，和革命有着天然的关联。而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憧憬、幻想和追求，与对革命的想象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青春时期的爱情就成为红色革命文学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浪漫青春和革命爱情被密切缝合和书写的世纪。
20世纪50年代对革命时期的爱情书写，并不是来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它不是对郁达夫、丁玲等爱情乌托邦或爱情至上小说的续写，不是鲁迅对子君、绢生“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爱情的反省；当然也不是柔石对箫涧秋人道主义爱情的深化或发展。20世纪50年代是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的年代，这个年代不仅证实了红色革命的巨大伟力，证实了共产党拯救中国思想路线的正确性，而且也因这胜利不证自明地叙述着始于20世纪中期的浪漫革命文学，并经过延安规范化的红色文学的正确性。这一历史逻辑自然地在共和国初期的主流文学中展开和延续。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普罗文学”才是50年代革命爱情小说的最初源头。革命爱情小说是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之一种，浪漫性是这种小说最鲜明的特征。普罗文学的代表作家蒋光赤曾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来革命呢？”他的成名作《少年漂泊者》感动过无数读者，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胡耀邦都曾回忆说，他们是读了《少年漂泊者》才投身革命的。可见浪漫的普罗文学曾有过多大的感召力。此后，蒋光赤发表的《野祭》、《冲出云围的力量》等小说，带动了“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的流行。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孟超的《冲突》、华汉（阳翰笙）的《两个女性》、《地泉》、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等，都是这类作品。但在这一创作倾向中，恋爱的地位不断向革命因素倾斜，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转折。“从革命陪衬着恋爱”到“革命决定了恋爱”，再到“革命产生了恋爱”。恋爱的浪漫叙事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而革命的浪漫渐次得到高潮的体验。这一倾向经过《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红色经典的强化，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初期革命爱情小说受到了苏联文学，特别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巨大影响。保尔·柯察金对革命与爱情的选择曾感动过无数投身于革命的青年，他的那段关于人生的名言曾为无数中国青年所熟知乃至背诵。保尔拒绝了冬妮娅，也与革命的恋人失之交臂。但保尔对革命的忠诚使他获得了另外一种不朽的人生，使他成为革命青年真正的楷模和榜样。但有趣的是，当年曾经读过这部小说的青年后来回忆阅读心情时，所写的文章竟是《纪恋冬妮娅》。这就如同我们当时读《林海雪原》时，总是对少剑波和白茹的隐约爱情更感兴趣一样。但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青春确实是在中外这两种文化的哺育熏陶下，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中完成了对“革命时期爱情”书写的。
这里涉及的几部中篇小说，从不同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的爱情观和价值观，也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作家在回应爱情问题时的欲罢不能和谨慎犹疑的复杂心态。如上所述，自普罗文学始，革命与爱情从结伴而行到革命优于爱情并不断得到强化，在这个年代，虽然时代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文艺政策的不断变化调整，但作家对爱情表达的心态和观念，仍然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柳堡的故事》、《洼地上的战役》、《红豆》，所处理的还是革命与爱情的关系问题。不同的是，《柳堡的故事》中李进和二妹子的爱情在导师指导员的“正确”引导下，爱情的渴望被革命的激情所置换，他们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情感，而在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使青春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爱情只有被镶嵌在国家主义的叙事框架中时才具有“意义”。是革命解救了二妹子，二妹子也因此才更爱李进，爱情因果关系的个人性在这里被彻底祛除。被压抑的个人情感因高涨的革命激情使小说免去了“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叙事的感伤和悲情；《洼地上的战役》和《红豆》虽然也是在强调“革命的伦理”至高无上，也是处理个人情感服从革命利益的故事，但《洼地上的战役》最终落空的“跨国恋情”和男青年王应洪的牺牲，《红豆》中将男主人公齐虹的放逐和不能割舍的爱情追忆，使这两篇小说哀婉深情，有一种怅然的凄丽之美。与《柳堡的故事》相比较，这两部小说虽然最后还是意属于革命伦理，但因其对个人情感的叙述沉迷太深，《洼地上的战役》过于“沉重”，《红豆》最动人的文字还是江玫对齐虹的深情追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最容易识别的，它们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也并不出人意料。
《在悬崖上》、《奇异的离婚故事》、《美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情爱关系叙述的。它们的叙述都严格地限定于“道德伦理”的框架内，这种“道德伦理”就是和平时期的“革命伦理”，它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诉求还是个人情感与社会伦理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个人欲望必须克制，必须受到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的约束和规范。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三部小说的男主人公的“婚外恋情”必须归于失败。那是一个对婚姻不能背叛的时代，对婚姻的背叛就意味着对过去的背叛。《在悬崖上》和《奇异的离婚故事》设置的妻子，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历史阅历，她们既是典型的东方女性，又和时代、和革命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身份确立了她们在“道德战争”中不战自胜的优越地位，她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虽然在情感方面处于弱势，但在社会公德方面却处于强势。无论男性对新的欲望对象有怎样强烈的渴望和想象，但在公共道德的制约和强大压力下，他们的欲望是不允许得逞的。应该说，这些作品仍然在回应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念，但是，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它们对更浪漫、青春、美丽的女性形象无意中总是有更多的渲染和情感意属，有难以掩饰的同情或盎然兴致。因此，那里总会轻易找到它们与时代不谐和的“小资产阶级”的蛛丝马迹。于是这些作品还是难以进入时代的主流而成为文学的“异端”。
后来，我曾和我的朋友陈晓明讨论什么是“美”，陈晓明援引另一位朋友的话说：“青春即美。”陈晓明说，当时他还年轻，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那时我已并不年轻，也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当青春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时候，我和陈晓明重新提起了这句话，这时我们才理解“青春即美”是多么正确。回到我们讨论过的这些故事，虽然那里有过太多的压抑，有过太多的道德化或革命伦理的“大叙事”，但时过境迁之后，那里仍然有感人的因素感动着我们：无论是革命的激情替代了爱情的激情，还是对革命的浪漫置换了爱情的浪漫，他们都曾真诚地经历并信奉过，而作家在那个时代就敢于审慎地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微妙的情感和心理的勇气，已经足以使我们在遥远并红尘滚滚的今天向他们致敬了。
二、激情岁月的理想
知青一代是当代中国的“中间物”或两面神雅努斯，一方面他们的面孔向着过去，一方面，他们的面孔向着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代人的思想矛盾非常酷似列宁对民粹主义者的评价。事实也的确如此。知青一代是深受20世纪50年代理想主义精神哺育的一代人，他们对毛泽东时期的红色革命思想有着极深的集体记忆，他们相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们的“代际”特征相当明显；另一方面，经过“文革”和十年下乡的经历，他们中的先觉者又率先获得了反省、检讨错误思想路线和理想破碎后重新寻找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尽管如此，这代人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根深蒂固印痕鲜明。
知青一代的文学创作始于“文革”期间，但形成文学潮流并为批评界所关注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知青文学一开始出现就表现出了与“复出”作家即在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一代人的差别。“复出”的作家参与了对20世纪50年代浪漫理想精神的构建，他们对这一时代曾经有过的忠诚和信念有深刻的怀念和留恋。因此，当他们“复出”之后，那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总是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国家民族的苦难，他们个人的不幸就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于是他们的苦难就被涂上了一种悲壮或崇高的诗意色彩。他们的“复出”就意味着重新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力，他们是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去言说和构建曾经经历的过去的。知青一代无论从心态还是创作实践，都与“复出”的一代大不相同。他们虽然深受父兄一代理想主义的影响并有强烈的情感诉求，但他们年轻的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不明和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因此，知青文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方位或价值目标，它们恰如黎明时分的远足者，神情凝重地在没有边际的旷野向四方奔走，这种精神漂泊虽然激情四溢却也归宿难寻。
需要指出的是，知青文学中所体现出的理想精神，与20世纪50年代那种简单、肤浅和盲目乐观的“理想精神”已大不相同。过早地进入社会也使他们在思想上早熟，因此“旷野青春”所表现出的迷茫和不安如同北方早春的旷野一样，景观苍凉料峭，春色若隐若现。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成就了他们独具一格的文学特征，使那一时代的青春文学呈现出了独特的“精神自传”情感取向。我们发现，最能表达这一时代文学特征作品命名，大都选择了“象征”的方式，如《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黑骏马》、《北极光》、《在同一地平线上》、《今夜有暴风雪》等等。这种象征不是西方的象征主义文学，这些作品没有感伤颓废的气息和意象。这种象征的共同选择，恰恰是这代青春对未来、理想、目标等难以确定和模糊不清的表征，都试图在这些能够停靠和依托的象征性意象中结束漂泊，结束“精神游子”的精神游荡，它反映出的是激情岁月的又一种理想。
张抗抗的《北极光》是一部典型的具有知青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北极光”这个意象不仅是自然奇观，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一种超凡脱俗远离尘世的联想。主人公陆岑岑的北极光想象隐喻了她高洁的内心和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信念。她的爱情履历并不是寻找爱人的过程，而是寻找精神同道的过程，她与三个男青年的关系就是对“完美”和理想的想象关系。她最后钟情于一个青年管道修理工，预示了她并在意现实社会的身份地位，管道修理工坎坷的经历、丰富的思想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的形象，既酷似保尔，也类似牛虻。这一选择和意属，既表明了作家在那一时代对理想和完美的理解，同时也表明了她所接受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认同。如果说《北极光》是一篇镶嵌在天边的理想主义文学作品的话，那么，张承志的《黑骏马》则是一篇游走于大地的理想主义小说。在一首悠长古老的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中，那个忧伤的蒙古族青年踏上了漫漫的寻找长途，他要走遍草原去寻找心爱的妹妹，白音宝力格对爱情的寻找，也即是对归宿和理想的寻找。但骑着黑骏马的白音宝力格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视野似乎更为宽阔。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在这个蒙古族青年的视野和经历中被展现出来。于是他获得了检讨和反省自己肤浅和轻率的意识和能力。对人民和土地的倚重，对古老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使主人公终于找到了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归宿。《在同一地平线上》不是知青文学范畴内的作品，但它和知青文学在思想品格上有极大的相似性：它对男女两性社会、家庭地位及复杂关系的探讨，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社会批判特征。什么样的关系是理想的婚姻关系，个人奋斗，以强者的方式适应社会竞争条件与家庭生活如何处理，两性是否真的能够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等，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汇入了那个时代文学凸显思想的潮流中。这三部作品都是从爱情的角度切入，但它们又都超越了爱情范畴而深入到了社会、思想和精神的领域。
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是当年知青文学中反响较大的一部作品。小说的背景设定于知青返城前夕，在如何面对“去”与“留”的重大选择中，有36个知青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在北大荒。这种悲壮的选择连同牺牲的战友、广袤无垠的土地和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一起构成了小说肃穆、凝重和崇高的文学气氛。英雄主义、热血青春是响彻小说的高昂主旋。虽然知青在北大荒历尽了生存苦难和命运挫折，但作品通过自然环境的渲染在展示知青与命运抗争的同时，也转化为审美的快感。这一写作模式与红色经典构建起了历史联系，也是激情岁月理想迸发的最高潮。阿城的《棋王》虽然也是知青题材的小说，但它发表时知青文学的大潮已过，它是“寻根文学”潮流中的作品。当知青文学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阿城从平常人生的角度重新书写了知青生活场景，并在日常生活中衬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色，无论人生境界还是在修辞炼句上，也多从古代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从而使这部作品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棋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也从一个方面终结了知青文学在社会性和文学性上写作的单一性。从此，知青文学向四方离散，从题材到书写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是，这个时代留下的青春文学，应该是最动人的文学景观之一。他们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探讨在今天仍然让人怦然心动；那些浪漫、感伤或多少有些戏剧化的悲壮故事，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既贫瘠又富有的青春时代，它是一代人对生活、对人生以及对社会诚实思考的记录。
三、狂欢时节的蹉跎
这里涉及的几部小说作者全是女性作家。这个结果不免使我也感到吃惊：关乎情感问题的难道仅仅是女性？只有女性才敏感这类和内心相关的事务？男性都大叙事去了，还是对情感问题不屑谈论？当然事情没这么简单也不完全是这样。这一结果实属不经意的偶然。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对于情感问题女性终究还是比男性敏感和看重。在传统文学那里，始乱终弃的形象几乎概莫能外地是男性，而女性多是贞节烈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象莎菲那样的女性虽然也可以像男性对待女性一样地对待男性，但大都被认为是女性解放的表征。因此，在情感问题上，女性的形象大多好于男性。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这本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中国兴起。这股文学潮流尽管也涉及女性情感问题，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要通过这一文学类型表达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和心灵、身体的解放。因不懂女性文学，所以我对这一文学潮流总是持观望态度。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很多著名的女性文学中，在表达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解放要求的同时，男性主体性不见了。一种“逆向的性别歧视”在很多女性文学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男性卑微、愚蠢、肮脏、下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女性解放的要求就是这样的话，那可太可怕了。我相信这样的女性文学首先摧毁的就是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这种女性文学观决定了它坚持不了多久。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后，类似的写作几乎不存在了。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仍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和女性相关的现象，它不能称为文学，但确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这两个现象都和网络有关，又都是女性。在消费主义时代，和女性有关的文化现象都是最吸引眼球的。木子美一出现天下人几乎都目瞪口呆，批判和不屑铺天盖地。但我的看法可能略有不同，过去的男女关系，最后要承担后果的大多是女性，即便在道德层面上，也是女性受到谴责更多，她们是不守妇道的“祸水”。但木子美一出，恰恰是男人胆战心惊衣寝难安。她以“人肉炸弹”的方式彻底摧毁了道德底线的同时，也改变了女性在这一关系上的“弱势”地位。当然，木子美除了“暴得大名”之外，也谈不上赚了什么；比较起来“芙蓉姐姐”的名声大噪可能还不如木子美，那里被愚弄的成分可能更多。这些文化现象最后只能是街谈巷议，为八卦媒体提供些作料罢了。
虽然都是女作家的作品，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不是上面描述的那种女性文学或文化现象。这些作品当然都是女性视角，这是因作家都是女性所致。读这些作品，我一个鲜明的感受是，无论女性多么渴望独立、渴望解放、渴望自由，她们内心深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感要求仍然是异性之爱，仍然是对异性理解和温暖的要求。这个要求确实传统，确实保守。但似乎又不这么简单，她们的复杂性在于，那里还有许多欲言又止、言不尽意、欲说还休的意味。是这些女作家进入中年了，一方面渴望安定生活，一方面又对以往乃至当下的情感生活心有不甘呢？还是生活本身就是个说不清楚的事情？我也不免惶惑：我们曾对情感“一体化”或单一化、简单化的时代怀有深切的不满，认为那种生活是对人性的戕害，是非人性的。从五四时代开始，每一次文学观念的变化几乎都是从情感领域开始的，这也确实验证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对爱情、情感的理想主义想象。“新时期”最有影响的小说，几乎没有不和情爱相关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就在于它要改变情感秩序，要在真实的爱请生活中体验人的情感。从这个时代开始，情感问题在小说中的反映就没有终止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不自由的时代，我们呼唤自由，但当自由部分地实现了之后，情感领域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复杂更说不清楚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池莉的《致无尽岁月》，是一篇心绪暧昧又纷乱的作品，它表面上波澜不惊，似乎只是忙于空间的挪移和穿梭，事实上，那是对曾经朦胧的感情不再拥有的感伤祭奠。一个时代就是一种心情，那个时代永远成为过去以至成为“无尽岁月”。因此，这篇小说特别适于怀旧女性阅读，在一个没有浪漫可言的时代，“无尽岁月”的一咏三叹缠绵婉约，是很合乎一种心境的；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养成》则要残酷得多，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前现代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主人公巧巧没有别的心愿，就是要到明星城市深圳。但她不知道现代城市也隐藏着欲望和罪恶，她在试图实现个人愿望的过程中，自己已经沦为欲望对象。她不得不举起仇恨的刀砍向两个男人；方方的《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主人公瑶琴美貌漂亮，也实现了“郎才女貌”的爱情和婚姻。但好景不长，先是丈夫车祸身亡，然后是自己下岗，她一无所有，成了爱情与生活的双重守望者；与瑶琴构成比较的是俗人陈福民，他守了植物人妻子十年，他没有瑶琴对爱的理想，世俗生活对他永远是个不能超越的诱惑。瑶琴最后对陈福民的一击意味深长：她还是试图将一个世俗的人幻化为理想爱情的对象：要么爱他十年，要么伺候他十年。这就是不要庸碌的爱情，只要“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似乎写了一场意外的抢劫案，但她要追问的是一个爱情伦理的问题。在那场抢劫案中，爱人桥北究竟做了什么，或者为什么他要那样做，是女主人公芥子一直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女性对男性的拷问或对男性的信任，就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展开和崩溃的；徐坤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一篇青春的挽歌。那个曾被无数次赞美和歌颂的青春，在精神上已经人老珠黄不堪一顾了。20年后的青春聚会，居然是一场难以忍受的世俗闹剧。再也没有了浪漫和激情，没有了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现实和功利的炫耀或焦虑，使青春一去不复返。
这是一个没有方位的文化时代，每个人可以自以为是，但又心无依托。于是，在狂欢中张望，在缅怀中流连，在有爱无爱中刻骨铭心，就是当下青春的某种写照。但这是文学，文学的力量也来自于它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因超越了过去而属于这个时代。
四、艰难时世的感伤
青春是永远被谈论的对象。这不仅缘于年轻人引领着社会新的时尚风潮，决定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无可置疑地占领着未来。但年轻人的这一优越并不意味着青春的幸运。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经过阶段性的“压抑”处境。他们初临社会就宿命式地陷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网络之中，他们被教化、整肃、规约，要按照已经制定的“社会契约”进入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了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就中国当代社会状况而言，这个“认同”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青春在“除菌”的过程中成长，当青春已过，人到中年或老年时，他们认同或追忆的恰恰不是被“除”过“菌”的青春，而是那些更符合人性的合理要求，或者是与社会教化无关的青春情感记忆。
当代中国文学，确实存在着一种“感伤小说”，只不过它还没有经过“约定俗成”的命名而已。这与我们的文化环境有关。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有一个名重一时的“伤痕文学”，这一文学类型也写得很“感伤”，但这种“感伤”并不是纯粹个人化或情感化的。它的背后隐含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国家民族叙事。因此，当与国家民族相关的叙事功能完成之后，这类小说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与我们所说的与个人情感记忆或普遍人性受到压抑、挫折、不自由等有关的“感伤小说”是非常不同的。在意识形态控制比较严厉的年代，与个人相关的诸多情感大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小布尔乔亚”的，因此是不健康的，是“带菌”的。于是，意识形态和正统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个人“带菌”思想情感的“除菌”过程。从共和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里，青年没有也不可能有较自由的发展环境和空间。他们必须在“导师”的引领下，在向意识形态不断认同的过程中，成长才被认为是健康的。当代文学“教化”的功能决定了它负有对青年“引导”的使命，这一认识一旦转换为“审美”要求后，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就具有了合法性。在这一环境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大概是最为循规蹈矩的一代，他们也习惯于夸耀有过的经验和经历并要求下一代。因此，意识形态的教化在那些时代就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凡是与社会、国家、民族等不能建立起联系的情感，都是不道德的；凡是与个人有关的情感，都是可耻的。但青春的压抑必然要诉诸于它的反面形式。于是对抗和反叛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在西方也一样，西方主流视野里的判断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一代，也是保守党列在仇敌名单上的主要对象。在英国执政工党看来，60年代是造成动荡的原因，更是广泛动荡产生的结果。年轻的披头士们虽然不免轻浮，但他们乐观的声音也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景观。并因此催生了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美国，旧金山乐队的音乐满足了尖酸刻薄听众的需要，它以散乱、复杂和粗野来对抗传统文化，在放荡不羁中体现着自己的独立性。在20世纪，西方的60年代运动在中国的80年代初期开始流行。“我不相信”的声音成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反叛声音。而后，金斯堡式的“嚎叫”——从诗歌到摇滚，震撼着祖国大地。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时代最有生气、最具创造性的文学艺术几乎都来自年轻人那里。在他们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几乎又无一例外地有过遭到追杀或封堵的经历。那些不合传统的想象和形式，总会受到正统的指责或“除菌”式的劝诱和引导。在这些指责中，社会免疫能力的低下和年轻人的“危险性”被成倍地夸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60年代或称为“晚生代”的写作群体、70年代写作群体、更年轻的网络写作群体等，几乎都不乏漠视、警惕甚至敌意的对待。
但是，当这些陌生的面孔逐渐被熟悉之后，当他们文学活动的“危害”预告并未兑现之后，他们开始得到追认。已经成为过去的“青春”于蜂拥而至的“研究”或“命名”来说，起码被延误了三年。那些早期真正有见解的敏锐发现便被湮灭于这些致命庸俗的评论潮水中。被“除”过“菌”的写作一旦得到追认，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写作范型诞生，也就意味着青春和挑战已经成为过去。这样为青春写作辩护，并不是说所有的与年轻有关的文学时尚或潮流都是值得赞赏或维护的。但青春时节就是狂野的时节，青春就要充满挑战的勃勃生机。如果年轻的文字就温良恭俭让，那它的诞生之日肯定也是灭亡之时。因此，对属于年轻的文学思想和潮流，应该怀有像詹姆逊在评价西方20世纪60年代那样的情怀。他说，“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规约和种种机遇”。所有的青春写作都与这位大师所评价的20世纪60年代相似到了这种程度。
这里评价的六部小说，可以说都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作品。通过这几部小说我们可以形象地了解或感受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春的情感要求是怎样被压抑或者是多么残酷地遭到了压抑。如果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爬满青藤的木屋》、《黄金时代》的主人公，是受到血统论、阶级论等政治压抑的话，那么《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与往事干杯》则是受到了旧道德的压抑；而《玉米》则大胆地深入到了青年女性的性意识和传统道德之间的矛盾，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缝隙，让人在身体的裂痛中感受到了人性的苦痛。与当下欲望飞升没有节制的身体狂欢相比，这些作品可能过于沉痛，它甚至让人难以理解或承受。但那确实是不同时代青春生长的环境。它们问世后也曾有过不同的评论甚至是激烈的批判。但假如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生活或情感环境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还会那样激烈或义正词严地去批判它们吗？生活在今天的青年可能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感或精神矛盾，但比较起以往时代的青春来说，他们还是幸运的。
五、变动时代的成长
青春期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环境。青春期是走向社会展开人生的阶段，从学校走向社会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不同的环境和接触对象决定了这一时期不安、躁动和容易受挫的心理特征。不同的是，西方早期的成长小说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司各特的《威佛利》、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是主人公自己闯荡江湖，在不断的受挫中长大，他们在认识社会与生活的同时，也获得了自我判断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下，西方青年的绝望、反抗、嚎叫等精神特征改写了早期成长小说的苦难历程和艰难时世。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没有成长小说的历史脉流，这与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处境相关，拯救国家民族的关怀和叙事使个人成长的想象与书写被悬置。
进入当代之后，革命历史和农村生活成为当代文学创作基本的题材和表达资源。同时，与这一文学的思想路线相关的“成长小说”被塑造出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和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与西方成长小说不同的是，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林道静和欧阳海，不是个人进入社会、接触生活获得自我成长的，他们是在各自导师的指引下完成身份转换或成长起来的。这种成长是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他们能够被认同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或精神楷模，是因为他们获得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社会准入证”，换句话说，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社会政治的承认。这两部作品在当时的影响是今天不能想象的，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奔走相告高调流传。它们对那个时代青春的成长几乎起到了灯塔般的作用。因此那也被认为是“革命文学”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我们可能只能为那种青春的单纯、理想主义和天真所感动，却不能嘲笑他们思想的简单或精神的贫困。
在这种思想或精神背景下，林道静和欧阳海的道路被不作宣告地认为是青年成长的道路，其他道路是危险和不正确的道路。但无论生活本身还是青春期对人生道路理解的多种可能，都必然会导致“异数”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蒙创作了他一举成名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是一部充满了那个时代青春气息的小说，是那个时代“青春写作”的代表作，也可以理解是青春王蒙的精神自传。主人公林震是受过共产党正统教育的青年，他是以青春勃发和理想化的心理进入“组织部”的，他是那个时代被宣传的整体精神风貌的一个缩影。但现实与林震的想象相去甚远，他看到的生活和社会是另一番情景。这部本来很正统的小说却很快受到了批判，原因是它暴露了社会主义初期官场的问题。小说及其批判甚至惊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小说及其作家的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青春成长的问题，林震的迷惑、不解和对社会认识的矛盾，是一个不解之谜，也是那个时代有思考能力的青年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共同问题。
如果说林震是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遇到了问题的话，那么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则是在精神归属上遇到了问题。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也是压抑已久的中国青年最为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通过传媒和其他资讯方式了解城市生活，城市的灯红酒绿和花枝招展总会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与农村看似一步之遥却间隔着千年传统，农村的前现代传统虽然封闭，却有巨大的难以超越的道德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示喻了他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但城市对“他者”的拒绝是高加林从来不曾想象的。路遥虽然很道德化地解释了高加林失败的原因，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传统中国青年迈进“现代”的艰难历程。作家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但事实上，农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作为精神归属，在文化的意义上只因别无选择。现代文明诞生之后，陶渊明想象的“桃花源”就不再存在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数的高加林涌进了城市，他们会遇到高加林的问题，但不会全部返回农村。“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阻挡的惯性。
在《人生》发表三年之后，刘索拉发表了《你别无选择》。一群自以为是、离群索居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开始了对学院体制和教育制度的反叛。这是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表达，它有鲜明的西方文学影响的印记。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对当代青年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成长必然做出的极端反映。“反中心”、“反体制”、自我宣泄反抗压抑等，构成了这些青年学生基本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他们为所欲为张扬个性，但又苦闷迷茫不知所终，这种精神矛盾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表达得最为充分。这一方面与西方文学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有关，同时更与青年在本土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关。这些“反抗”对社会生活来说可能构不成什么影响，但对青年的成长历程来说却意义非凡。只要我们看看当年批评界和读者的反映就会一目了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成长小说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人生路径的选择或困惑开始为对内心体验和经历所置换。西飏的《青衣花旦》和叶弥的《成长如蜕》应该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青衣花旦》对情感经历的叙述别具一格。在到处都是欲望的旗帜、到处都是红尘滚滚的场景描述中，西飏却对人的内心体验格外关注，他的场景也经常设定于酒吧楼堂，也有欲望的蠢蠢欲动甚至一触即发，但那些饮者或舞者、男性或女性都有所节制或调整在温情的范畴之内，即便是欢场它仍然诗意盎然，于是，奢华和喧嚣并没有构成对人的内心经验的遮蔽；叶弥的《成长如蜕》是这个时代较典型的成长小说。它虽然也是写弱势对象在压抑中的成长，但这种压抑不是林震、高加林或音乐学院那些才子们对人生目标的或道路选择的彷徨或迷茫，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具体可感的寻常日子里的不自由。要改变自己的“弟弟”却无时不遭遇各种精神或现实的挤压，成长的艰难使青春华彩诗意不在，个人的历史已几乎无从书写。这可能就是《成长如蜕》震撼人心的力量所在。
对青春而言，成长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永无边界的书写对象。每个时代的青春和成长是如此的不同。但也正缘于成长的艰难，青春才有可能成为一段不可磨灭的人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