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这事儿，对没有经过完整商业训练的人来说，感觉是十分飘忽的。也可能在经济界中浸润了多年，仍会发生暂时的迷惑。
咱们看以下在商业世界中经常发生的场景。
一对订了婚的男女，想择一套住房做新居。房产经纪人带着他们来到一套住房，就发生了以下对话：
房产经纪人：“这套房实用面积70平方米，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夫妻居住生活了。”
买方：“为什么地上有条缝？”
房产经纪人：“看看外面，面对足球场，你们的小宝宝长大了，还可以在那里踢足球。”
买方：“这个厨房不是我们喜欢的样式。”
房产经纪人：“这个厨房是最新潮的了，叫半开放式厨房，你们一位在里面烹饪，另一位在外面可以慢慢欣赏。”
买方：“墙的批荡实在太差了。”
房产经纪人：“这间房太实用了，看看主人房，你们在里面打滚都可以，还面对东方，你们可以享受第一缕朝阳。”
……
最后，小夫妻问：“这套房卖多少钱？”
房产经纪人：“老友价了，折实了是160万。”
小夫妻只同意出140万。
双方就价格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
这就让人很困惑了：到底是房产经纪人提出的160万价格，更符合这套房产的价值；还是小夫妻提出的140万价格，更符合房产价值？亦或两者都不符合该房的价值？该套房产又是以什么来厘定和确定其价值的？
咱们当然可以列举出一些成本因素，来强调该房产的价值，比方说强调该套房产的建造成本是多少；周围还有良好的学校、公园或其他设施，来强调环境因素。但是一旦这对小夫妻觉得价格不合适，扭头就走，这套房产对这位小夫妻而言，也就不存在价值了。
那么，价值到底是房地产经纪人强调的“客观因素”构成，还是以这对小夫妻的“主观衡定因素”决定？
也就是说，价值到底是一种客观标准，还是一种主观标准。
以上问题，就构成了“价值”的飘忽性和不确定性。
这也造成了咱们估值乃至定价的难度。
也不怕说了，几乎全球的商学院，都把“定价”、“估值”这些专业，列为最核心专业，不是素质优秀的学生，还不让他们学这门。
谁叫一旦估值定价成功，整个商业行为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
我国大陆的商业模式无论是小商贩，还是大型店铺，总有个“询价”环节：进批新货了，第一时间就是到同级别的商场去看看同类商品卖个什么价，然后再制定自身的“价格策划”。连海关那样的机构，也对商品的市场价格敏感得很，甚至比一般的商人还明白商品境内外市场的价格，想以好充次地瞒关税，确实还不好忽悠他们。
有“询价”，也就有“反询价”，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方商人，发明了一整套的“袖里乾坤术”，把手伸进对方长长的袖子里，用手势来议价，省得太多人来询价后就玩价格战，把生意给搅黄了。这种反询价也就形成了“圈子生意”，哪怕有好货，进不了生意圈子里，连价都询不到，最终也只好割价以求。
结果连素以开放著称的生意人，也不得不搞黑箱作业了。这样的生意圈，连主动估清商品价值，主动制定商品价值策略，都无法做到，又怎可能使商业模式趋向稳定，做成国际性大集团？每一次商业谈判，都充满了随机性，都只能是“漫天开价，就地还钱”，还怎么形成财务预算，获得预期利润？每一次议价，双方都只能是“我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零和博弈思维，又怎能形成有效的商业规则，共同开拓长期合作的贸易通道？
这种情况长期以往，就形成了“无商不奸”的通识，而整个上海滩的商人们，是没有真正朋友的，大伙看看茅盾所著的《子夜》就明白了。
不要以为这是件小事。对商门来说，一旦不晓得主动评估自身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还不晓得做生意，也就只可能以垄断的方式去进行假想的“交易”。
国际商学院中，都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有一家店铺，总喜欢对顾客说：“你可以去其他店铺看看，如果有任何一家店铺比我这件商品的价格更低，我就双倍价钱赔给你。”
没错，按国际商法的通则，这就构成垄断了，叫“价格垄断”。改换成国内的叫法，就叫“价格战”。
这是一种完全脱离商品本身的价值，仅用低廉价格来排挤竞争对手，从而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
那这种所谓“经营方式”，就不是把眼睛盯在消费者的需求上面，而是紧盯着同行同业。恍如两个朋友结伴去打兔子，没想到遇到一只大熊，其中一位朋友赶紧换双跑鞋，好撒丫子狂跑。另一位朋友纳闷儿，就问：“你再跑，也跑不过熊啊。”跑鞋朋友就回答：“没错，俺跑得过你就行了。”
这叫商业吗？这叫经营吗？这叫行业战争吧？
那么，生产、商业这些自古就是“富贵术”的门道，价格垄断能使咱们富贵吗？
当然不可能了，包括启动价格战的那位，刚开始也许资源特多，钱不缺、关系不缺、商品也不缺，但这种无限接近成本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垄断战争，不就是全面消耗你的银钱、你的关系、你的商品吗？还富贵个啥？
现在一大堆不懂做生意，只会像战争那样消耗各项资源的，要不在牢里蹲着，要不就浪迹天涯好躲债。就算有个别还苦哈哈地挨着，那个萧条呵，守着个微波炉等运到，眼瞅着别人赚钱，又心有不甘，打算再筹笔款子来，把价格战延伸到冰箱那头吧，看能不能碰巧淘回点金子回来。别人也无须与你再打价格战了，就是咋呼一句：“又准备重返微波炉行业喽。”就被吓得赶紧把头缩回去了。这种“坚守”有意义吗？别人还说“穷则变，变则通”的，全都奔小康致富去了，就微波炉抱残守缺地看别人风光，内心满是苦滋味。这不，都还上国际商学院的反面案例去了。
别人打仗才是一种资源的全面消耗，所以才“无钱不聚兵”；咱做厂家、商门的，本来就是管万物欣荣的，好赚回钱来养家、齐物、富天下。还玩价格战，就改当兵去吧，兴许还有个上等兵的奔头。
如果搞经济经营门内，全是这些不懂经济经营的初生牛犊，如果那些的经济学理论还在推波助澜地用各种“博弈模式”催发他们的肾上腺素，政府还在鼓励地域竞争，则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完蛋了，经济的“竞次”就会向生产领域蔓延，再向社会蔓延，最后向政治层面、政权层面蔓延，那个曾经的“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垮掉的。
民国年代不会铺经营的摊子吗？不会使用价格战的招术吗？当然不是。
事实上民国初年恰逢欧洲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咱的民族工业、民族企业少了这方面的竞争，一下子就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也是个百工兴旺的年代，那时的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比现在低到哪儿去，物价还很低廉。问题是，一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家族竞争的事儿就突显了，所谓“四大家族”还动用了公权力量、金融力量，强力吞并民营中小企业，钱是捞了大把，就是引起了省际之间的派系之争，倒把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给排挤出去了。
结果经济就开始萧条，东北四省都丢了，连个抗日都准备不起来。使得中国军队不得不用最落后的武器，对抗日本的精良装备。见过打现代战争，还整连整排的正规军队连“中正造”也配不齐，全拎着一把大刀往前冲锋的吗？咱们的民族英雄啊，就让这些不懂搞经济的二憨给耽误了。
抗战后，还不晓得吸取这种不懂搞经济的教训，还是重启家族竞争，结果生产厂家就无利可图，也就大批倒闭，百物也就腾贵，再用无限造币来冲抵物质稀缺，稀释社会财富，也就先造成法币体系的崩溃，再造成金圆券体系的崩溃。不跑路到台湾，可能吗？
如果说今非昔比，好歹咱们现在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商品竞次之下，工业体系全面亏损，资金从实业抽到金融行里瞎倒腾，工业体系就不会垮掉？
如果说现在咱们的生产能力很大了，早就形成了规模化、规制化生产，但连产品也“倾销”不出去，大量堆放在仓库里，不少行业甚至达到库存量的未来3～7年，却推高了国际原料的价格，比方说淡水谷就从未赚这么多的钱。那么，这种“价值倒挂（一方面消耗了宝贵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却赚不回来银钱）”带来的产能严重过剩，消费力却掉头而去，不是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还是什么？
这一切的起源就这么简单：全是咱们没抓住飘忽的价值，也就忽略价值地瞎倒腾、瞎折腾，而造成的。
如果咱们认不清价值，就会太轻易地把审问犯人用的零和博弈，用到咱们经济经营上来了，咱们就没有真正的经济专业，也就没有真实的经济文化。
这年头，还做“没文化”的人，怎可能让咱们奔儿康致富？
经济学就是这样，由于在人群中传递性、流动性是最强的，其初衷的传导性也就越强。当我们拿一些根本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初衷和方法，主观地强行推进时，则飙风起于青之末，是可以预期在一定时候跨越临界点，所有人都将失去控制，不可逆地发生著名的“黑天鹅事件”。
所以长期浸润在商界的人士有经验：一得确保自身懂行，每一起商业行为都得重新启动商业调查，做好商业策划，这样就容易对未来的商业流程进行全程把控，大家也就都有钱赚；二得保证自身的初衷是良善的，也就是符合社会规范和人性规律的，也就可以在未来的商务中先从善如流，再长袖善舞了。
所以凡是商业社会，都是规则明确和显性的社会，也就是法制社会。
那些喜欢“不按规则出牌”的人士，由于无法把控商业流程，只能陷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到最后也只能丧失对所有事物的把控，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了。所以，整部经济学的历史，竟令人惊讶地详证了没有一位喜好“商战”的人士，是得以善终的，包括西晋时代喜欢斗富的巨富石崇。
——当银钱一离本行，变成了炫耀竞富的工具，则钱就是最鼓荡人心的，人们之间也就有了致命的争斗。
关于经济的流动性和传导性，后面还会详析，这里也就暂且按下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