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蓬山
就要离开北大了，就要离开这片园子了。
这里寄托了我年轻时的美丽梦想，这里有我过去1000多个日夜的酸甜苦辣，这里记载了我成长路上的鲜花、泥泞和风雨兼程。
诗中说的好：“此情可待成追忆。”但日子着实过得很快，怕就怕在岁月的一点一滴流逝中，“此情”真的已然“成追忆”了。我想，该是记录一些记忆的时候了，不然怕是到了将来，连曾经的记忆都慢慢淡漠，“事如春梦了无痕”了。
这里我就姑且记录4年中从北大先生们那里习得的一点一滴。春风化雨之功，不成器的学生当永远铭记。
一部书·一门课·一位先生
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但在中国治史的传统中，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方面，就更有些乏善可陈了。所以，当看到唐士其先生的这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那时候，我还没有上他的课，印象里他应该是位老先生吧。后来得知唐先生是1967年出生的年轻学者，更加惊愕了：一个30多岁的人，写出这部学界评价很高的著作，那该是读通了多少书？
后来渐渐听说了一些有关他的掌故，对他的印象也逐渐清晰起来：
他在北大苦读了10多年的经典。
他是性情中人，喜欢饮酒和喝茶，对醇酒和香茗的鉴别水平极高。
他熟稔英、法、日、德4国语言，学长、学姐们都管他叫“唐四国”（据说他正在学习拉丁语）。
他中学时候就对物理极感兴趣，自行组装的无线电在当地小有名气，国政系的第一台286就曾经被他拆掉。他还在课上介绍类似“薛定锷的猫”这样的量子力学常识，让听惯了“势力均衡”的弟子们颇长见识。
听着听着他的故事，后来我真的走进了他的课堂。这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课的参考书之一就是他的那部大作，正好有机会静下来潜心研读。苦读唐先生的大作，伴随了我这门课的学习。
这部著作是唐先生于1998年—2000年期间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行博士后研究时所写成的。诚如他所言：“贸然问津思想通史，也许犯下史家大忌。”但区别于国内以往的同类思想史题材著作，他的大作在原始文献上和写作体例上确有他的独到之处。
昔者陈寅恪先生有云：“一时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流。”从“新材料”和“新问题”这两个问题上看，唐士其先生的这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无疑具有很高的起点。
他熟稔英、法、日、德等4国外语，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坚持以大量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就避免了“凿井得一人”式的“以讹传讹”和“自由骑士（free rider）”般的穿凿附会。
在写作体例上，他突破了以往同类著作中围绕思想家个人写史的传统，围绕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思潮，从古希腊、古罗马一路娓娓道来，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
就这样，我的这门课在苦读这本大书的过程中度过。一转眼，到了期末，最后一堂课，唐老师要讲考试的事情了——学生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他没有怎么讲怎么个考法，倒是感慨起来考试和读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考试要考好，复印笔记背一背，还是有成效的。但是，真正读几本自己感兴趣的书，真正学到个中知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说到了他讲授政治思想的风格：“可能有点枯燥，但学术本身就是一条艰辛的道路，要想有所收获，还是要大量地阅读。往往一个人冥思苦想，悟出几条自以为得道的东西，其实往往正是很久以前先哲们提出过，甚至批判过的东西。”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前总以为他自谦，现在我渐渐地有点领悟了。
唐老师说他“喜欢西方的政治思想，中国的政治思想没有西方的严密和成体系，虽然其中不乏天才性的人物”。
唐老师说“真心希望，一个学期的课，我们有所收获”，希望他的讲授“可以激起我们阅读经典的渴望，就满足了”。
唐老师坦言：“相比他人选择的‘六经注我’的潇洒飘逸，我更倾心于‘我注六经’的苦涩艰辛。”
这个时候，教室里很静。冬日午后暖暖的日光透过窗子，照在唐老师的脸上，阳光在唐老师面庞上定格的那一幕，我记住了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遨游真实世界的“老顽童”
在北大，除了众多的专业课、通选课和公选课之外，还存在若干双学位（Double Major）项目。在北大业已开设的双学位当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双学位项目以其师资力量的雄厚、开授课程的优良等而广受同学青睐。
作为当下显学的经济学，吸引众多同学的眼球也不足为奇。但在目前，我国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的预言、展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难免有为其自身所处集团谋利之嫌，一些被称为“经济学气功师”的经济学家还在醉心于同现实完全脱钩的模型、理论而不能自拔。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老师却同有些经济学家在书斋里苦思冥想模型不同，走的是“实证主义”的路子——“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研究发展中的真实世界，周老师一年中有大半时间是在基层做调查研究。对实证调查的乐此不疲，使周老师在弟子中有了“老顽童”的绰号。
周其仁老师有着传奇式的经历：出生上海的周老师，在青年时候即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在“北大荒”度过了近10年的时光，其中在完达山跟随师傅老张头狩猎的经历更是被他在课堂上屡次提起，作为“选择”和“分工”的佐证。恢复高考之后，因为政策原因，周老师不能报考北大，走进了与北大相邻的人民大学，却经常在北大的课堂上作一名旁听生。直至今日，周老师看见他的课上众多慕名而来、席地而坐的学子们，仍然会动情地回忆起当年他的故事。
在经济中心开设的双学位中，周老师给同学们讲授“新制度经济学引论”。每个周六的上午，北大最大的教室，能够容纳500多人的理教117，总是坐得满满的，过道上也是挤得黑压压的一片。周老师自己购置了大量的塑料板凳和藤席款待听课的同学，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周老师鼓励他的学生大量阅读经典著作，鼓励他的学生们积极思考。甚至，周老师还制定出这样的游戏规则：每次将有10名读书笔记写得精彩的同学，由周老师买单，请他们共进午餐。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被周老师“报告”的同学必须和大家分享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故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听过周老师“报告”的同学，对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了更深的体会。
周老师的言传身教，无不体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智慧。跟从周老师学习“新制度经济学”的同学，将来也许不一定从事经济研究，但那位鼓励我们阅读经典的周老师，那位鼓励我们走进真实世界的周老师，那位启发我们思考的周老师，在他的课上，我们潜移默化之中习得的一切，将伴随我们走过一生的征程。
法兰西归来的名士
在学生们眼中，国际关系学院的许振洲老师是一部百科全书：他不仅熟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外国政治思想史，而且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通更令学生们视其为天人。从北京的四合院建筑到明清家具，从阐述《管子》中的凯恩斯主义到考证《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事无巨细，均了然于胸，娓娓道来之时，嘴角永远挂着那缕微笑。
许老师授课天马行空，神游四海，却都“形散而神聚”：从声讨“文化塔利班”现象，到对沙尘暴的政治学思考；从对万历朝共和雏形的微观分析，到打破学生脑中对“科学、民主”的迷信，无不从细微处阐述“政治智慧”，以至于选修了他的“外国政治思想史”课的学生们直呼“过瘾”！
许老师青年时候当过电厂的工人，也曾在法兰西负笈求学十余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好，加之法兰西塞纳河畔的经历，令许老师荟萃了魏晋名士风度和法兰西贵族精神，使得向他求教的学生都纷纷感慨“煦煦春阳的师教”——当年，京城知名的“万圣书园”尚在北大小东门落脚的时候，许师曾带着他的研究生在“万圣书园”的茶室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现已身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许老师，据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做颐和园管理处的主任。学生们向他求证时，他哈哈一笑，谈到了他对法源寺丁香的喜爱，谈到了他在北大读书时候每天在圆明园晨跑的经历，谈到了他对北京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一天天消失的愤慨，说如果他来管理颐和园的话，自信可以把那园子保护得更好。许老师的真性情，可以写进《世说新语》了。
许老师告诉他的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可贵，启发他的学生用常识去思考问题——“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谆谆教诲他的学生一定要有宽容的精神，“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许老师很喜欢白乐天的这两句诗。许老师欣赏的是白乐天的豁达、惬意。许老师的弟子们也喜欢这两句诗，因为他们由此回忆起跟随许夫子神游的大好时光，脑海里只有他挂在嘴边的那缕微笑，内心深处的，却是许师春风骀荡的师教。
高中毕业时，喜欢听那首《yesterday once more》的歌。现在，又要到再唱这首歌的时候了。Yesterday once more中文翻译成“昨日重现”，我倒觉得不如译成“此情可待”有味道。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方蓬山，男，北大大四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