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上从重庆文化轨迹、重庆历代精神、重庆代表人物和重庆世代流传的民间艺术的角度，描述了重庆核心价值观驱动下的重庆文化概貌。但前面说过，我们还要从横向的比较中，从重庆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中，找出它独特的亮点。譬如我们说重庆好比秀色环绕的伟丈夫，就需要与西南的成都、昆明、贵阳比较，与中南近邻的武汉比较，与长江流域的苏州、杭州、南京、扬州比较，与北方城市相比较。力图在与这些城市的比较中，显示重庆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质和地域审美观。
在长江流域，除了重庆文化以外，大致有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重庆周边的楚文化、蜀文化和云贵高原的滇黔文化。
在这些地域文化分支中，云贵高原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那里尽管也有尚武尚义等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但地域文化特色在国内影响并不突出。从民间剪纸中保留的大量原始文明遗存看，云南地域文化推崇和赞赏的主要内容还是花鸟鱼虫之类可爱的小动物；从近年云贵尤其是云南省推销旅游项目的情形看，他们始终在突出“彩云之南”的秀丽，众多少数民族的风情，以及四季如春的气候，鬼斧神工的路南石林，丽江古城、西双版纳……这些文化风情和景观特色尤其是审美价值取向与长江流域文化的秀美色彩是一致的。贵州的地域文化，或称夜郎文化也具有边缘化和小巧化的基调，现代贵州文化在宣传上，也主要反映了与云南昆明，四川成都相近似的文化特色。所以，下文讨论巴文化与蜀文化特色，大致可以概括重庆文化与云南、贵州、四川文化的差异。
长江下游的苏、杭二州，南京、扬州，那种一马平川、阡陌纵横、河湖巷汊的风格，除了水乡特色略有殊异，其余也与天府之国的成都一样，审美基调都是以“秀美”为主的。
今天见到的扬州，与成都城市风貌也颇为相象，市民生活方式也与成都极为相似。生活用品和工艺品也极具精巧细腻的文化品位。只有湖北的荆楚文化，既与重庆地域相连，又与重庆文化有一些相似，甚至交叉，譬如湖北的宜昌，就自称“巴楚文化”，说是宜昌综合了湖北和重庆的优势。当然，宜昌作为巴楚文化交界的边缘地区，它也许并存着两种文化的特色，至于是优势还是劣势，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内。所以，下文我们主要从比较川渝文化和巴、楚文化的异同中，显示重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第一节 川渝文化的异同
一、“巴蜀同囿”——割不断的两地亲缘从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发掘报告看来，蜀文化的起源，无疑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成都平原的原始文化（也有学者认为，那里是巴蜀文化的共同渊源）。1996年11月1日《参考消息》
8版头条载：同年10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中日联合考察团在四川成都附近的考古新发现：他们“确认了一座距今4500到5000年的祭祀用土坛。该考察团认为，这证明了在4000年以前的黄河文明之前，在长江流域就已经出现了举行祭祀活动的城市国家”。这个考古发现，就在位于成都西南36公里的长江沿岸的新津县。由此可见，即使川西平原文化不会早于黄河文明，至少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此外，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蜀志》
开篇第一句就是：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蜀国不仅开国早到“人皇”时期，还是黄帝嫡亲（如昌意）的封地。可以肯定，巴蜀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蕴藏了传统主流文化的丰富宝藏。此外，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四川盆地东部的三峡出土的青铜器和西部三星堆出土的二、三期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也有惊人的相似。从美术理论家的眼光看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在艺术上有许多比秦始皇兵马俑更加精巧，更加细腻。著名美术理论家，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就坚持这种观点。这些事实无疑指示着，巴蜀早在殷商时期就和秦岭以北的黄河文明有了交流和互相促进的关系，是中华文化重要发源地。而且巴蜀文化在不少方面汇聚了中国南北方文化的精华。所以我们说，在巴蜀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蕴涵了华夏文明丰富的内容。把这些宝藏挖掘出来，可以找到共同开发川渝文化经济潜能的宝贵资源。
巴蜀文化成形既早，而且是同囿同源的。这是巴蜀文化充满亲情与共性的历史地理原因。川菜、川剧等区域文化的结晶，也都是巴蜀共有，大同小异的。这些特点，都指示着巴蜀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
虽说历史上川渝文化风格曾经有较大的反差，两地价值观差异和相应的风习至今还可以找到较多的证据和影子，但在盆地人民世代的交往和文化的交融中，两地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叉早已不是新鲜事了。有一次，笔者和几个重庆朋友在成都五桂桥车站乘计程车，司机从我们的闲聊中得知我们来自重庆。到下车时，计费器显示车费有十一元多一点，司机只收十元整数，还说了一句话：“你们重庆人耿直，我还是耿直。”排除了这个成都“的哥”塑造自我形象的因素外，他的自称“耿直”，也证明四川人民接受了重庆人张扬和推崇的“耿直”价值观，使耿直豪爽的价值取向，成为盆地居民共同的价值标准。
另一方面，眼下的重庆人对“秀美”的羡慕和追求也不亚于成都。前一段时间在重庆领导层和专家学者群中，倡导创建“山川秀美的风景园林城市”的呼声成了重庆形象设计的主旋律，许多重庆土生土长的专家提出的重庆城市形象口号，诸如“西部明珠”、“美丽的山水园林城市”之类，也流露出了把古代蜀郡的审美价值观当作审美标准的倾向。说明成都地区的审美价值观的积极因素，也被今天的重庆地域精英层接受和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已经很难以简单的“差异”来审视川渝文化了。
本课题强调重庆文化特色，也并非强调重庆与四川的生分，相反，我们发掘重庆文化的独特优势，就是试图发现四川盆地两大社群各自特色和优势互补的亮点。而且川渝两地，就同属四川盆地而言，虽然“地称巴蜀”，但比古籍所谓“巴蜀同囿”，来得更加具体，更加水乳交融。事实上，因为同在盆地的处境，巴蜀之间的相互来往和迁徙、婚嫁早已习以为常。自北宋设立西川路（川东路、川西路）、峡西路（利州路、夔州路）以来，川渝两地大多时候处于同一行政区，这也在无形中融会了盆地“巴、蜀”文化的优点，缩小了巴、蜀文化之间的差异。此外，川渝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割不断的联系和大量共有的文化遗产以及川渝文化的历史遗存，如民间习俗、四川方言以及许多无法言说的相似点……
使川渝两地在文化血缘上想分也分不开。尤其是在四川省建制以后，千百年来，川渝两地居民的交流和通婚，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地亲缘关系。说川渝两地是血浓于水，手足亲情，打断骨头还连着筋，都是不过分的。
二、川渝图腾与生存环境差异
另一方面，为了透析重庆文化特色和成都平原文化的特色，我们仍然要尽量区分出川渝文化的异同——至少分出各自侧重。因为两地文化既有同的一面，又有“异”的一面，在很长的时间里，还成为两个颇有反差的分支。夏商之交，巴、蜀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中原迁徙民族的差异，逐渐分为巴文化和蜀文化两支。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群体性格具有鲜明差异的，同源分支的区域文化。成渝两地的生活方式和群体性格，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以今天的城市民间服务方式为例，重庆的“山城棒棒军”是重庆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即文化存在；一马平川的成都市，则不适宜这种方式。类似的服务功能，是由人力三轮解决的。
这些好像不起眼的生活方式差别，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虽然会随时代不同发生变化，但不可能完全消弭。
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学术界已逐步或基本分清巴与蜀这两个古代兄弟民族，各自的起源地点和他们的发展方向与主要活动地区。至少在重庆地区和湖北的学者群里，不再像过去那样笼统地称四川省和重庆市地区上古时代的文化为“巴蜀文化”，而是巴文化就是巴文化，蜀文化就是蜀文化。即使有人还用“巴蜀文化”这一名词，也不是原来那种比较含糊意义上的“巴蜀”了。
由于盆地东西部地形、地貌、气候、物产的不同，川、渝生活方式自古以来有相应的差别，两地的文化特色也有相应的差异。这一点，从两地图腾中，隐约可以窥见早年四川和重庆在审美文化方面，前者是推崇秀美（阴柔）的，后者是推崇壮美（阳刚）的。
在川西平原的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青铜神树，还有一些栩栩如生的青铜鸟头；最有趣的是一根金杖，用纯金的皮包裹。金杖长1.42米，重500多克。上面除雕着戴冠人头外，还有鸟、树叶和水的图纹。考古学家多认为这是一组蜀人的图腾。也就是说，蜀人的图腾有树、鸟、水几种。如前所述，巴地的三种图腾则是：“虎”“凤”“蛇”。
仅从“树、鸟、水”和“虎、凤、蛇（龙）”图腾的比较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盆地西部先民崇拜的“物”，充溢了隽秀、清雅的情趣；盆地东部先民崇拜的“物”，则呈现出威猛、热烈的色彩。两地审美文化风格，在各自的图腾上，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从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以后，国人一般把天府的美誉，用来专指蜀郡（主要指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蜀郡“地称天府”，接着描述蜀地的富饶：
“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正是对川西平原出产丰富、生活闲适的真实写照。
丰富的物产使蜀郡先民很早就懂得剩余产品交换，造就了成都人成熟的商品意识和较早的商品市场。在四川盆地民间，有一种说法：成都人会做生意。这些是千百年来，川渝群体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规律，不是没有道理的。
同时，由于物质和闲暇充裕了，蜀人便“尚滋味”，“好辛香”，讲究美食。这一点，大概与自古优越的天惠不无关系。
而成都平原富饶、闲适，崇尚秀美的情调，又孕育了蜀中才子“多斑采文章”的优势。从杨雄、司马相如到三苏父子到杨生庵到郭沫若，可以说蜀中文人层出不穷……蜀中才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以铺陈华彩著称。从汉朝到唐宋，西蜀文人文风以风雅见长，有“天下诗人尽入蜀”的美称。姑且不说前面提及的汉赋代表人物司马相如、扬雄等傲视天下的名家，就以文学史上著名的艳丽香软的词集《花间集》为例，在《花间集》总共十八位作者中，有十五位来自西蜀。所以，蜀郡作为天府之国，实在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话说：
“扬一益二”，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除了扬州之外，成都平原就是“天下”富饶和闲适的地方。由于成都长期成为盆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今天的富饶和闲适，早已超过扬州了。
当然，与之相应的消极面也不是没有，《花间集》本身就时时被批评界贬损为颓靡之作。再如人际关系的审美化、精巧化和生意场难免的“小人鬼黠”，也败坏了成都的声誉。尤其在川渝争荣的时候，往往被重庆人嗤为“成都人不耿直”。
总的来看：说川西平原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大概是不错的。
成都得名的一种说法，也颇能说明川渝两地的反差。因为成都一马平川，水利发达，适于生存，所以成都先民在这里：“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也就是说，川西平原富饶平坦，所以仅仅几年就成了一个大都市。而山城重庆在古代的生活条件与成都相较，反差极大，文化追求和审美价值观自然也有不小的差异。所以，仅仅从生存条件看，孕育重庆地域审美价值观的文化土壤和孕育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审美价值观的文化土壤的反差之大，在一个“同囿”的环境中是十分罕见的。这就是重庆人自命耿直豪爽，而成都地区的人追求俊秀、清雅的文化根源。
三、川渝现代生活异同与地域文化特色川渝同属四川盆地，饮食习惯大同小异。“大同”是喜好麻辣，“小异”是成都特色是小吃，重庆特色是火锅；重庆川菜味大味浓，成都川菜稍淡偏甜。重庆人时常在烈日下围在火炉旁吃火锅。男子汉打着赤膊，一手烫菜，一手摇扇，尽管是挥汗如雨，却照样开怀畅饮，海吃猛喝，巴人后裔不拘小节的豪情爽气，在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成都人不太追求重庆人海吃海喝的痛快。成都人有时一杯冷饮坐半天，精致的小吃：钟水饺、龙抄手、夫妻肺片、赖汤圆……色香味形齐全，小巧玲珑可爱，令人垂涎，令人难忘。如果说成都的精美小吃代表了成都饮食文化的审美情趣，那么重庆饮食文化的另一个特色是，饮食时尚年年有变，头年时兴酸菜鱼，接下去也许就是辣子鸡、口水鸡、辣子鱼、黔江鸡杂……
盛夏的重庆，烈日高照，骄阳似火，地面温度接近50度。这一特点，使重庆成为我国著名的长江沿岸城市中三大“火炉”之一。然而，火热的季节同样为山城营造出一派独特的景观，烈日下的市树黄桷树依然苍翠，掩隐在绿阴中的各式建筑物色彩更加鲜亮，身着艳丽短装在骄阳下行走的重庆姑娘，体态显得格外轻盈潇洒。另一面，成都气候温润，难得见到32、33度的高温。全年日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总要比重庆低几度。自古以来，川西平原人们总是有坐茶馆，躺懒椅的习俗，近年改为在空调茶楼消遣。这些特点，不是说重庆成都没有交叉，但是如果有人做个统计，两地的茶楼数字也多少反映些文化差异。
“重庆崽儿”，“成都老几”是川渝两地的称呼特点。意思是重庆人多半称呼人：“那崽儿”，成都人则称呼“那老几”。
在“崽儿”中，透露着痛快和粗犷；在“老几”中，不知是不是含有几分“你算老几”的自傲。在重庆青年交往中，首要的是界定你“是不是耿直朋友”，在重庆中学的半大小子中，也常常用“这崽儿不耿直”来贬损人。在成都，这些特色至少不那么鲜明。
重庆作为国内最富特色和世界最大的内陆山水城，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是重庆典型的传统民居形式。吊脚楼的朝向、面积都不受限制，几乎都是一面靠山，一面朝路，路在山腰，山上是层峦叠嶂，山下是滔滔江水。所谓“吊脚”，是说山城吊脚楼常因河边山壁凌空，楼下一排排架空的木柱，插在石缝中，仿佛一只只“吊”得长长的“脚”一样。吊脚楼的整个楼房都由木料建成，悬空而立。很多地方的吊脚楼仿佛悬浮在半空，下临深渊，让人产生飘摇不定的感觉，想起北岳恒山悬空寺那种“三根马尾空中吊”的险要。这种依据险峻山势建成的吊脚楼的险要和雄性特征，也体现了重庆人不惧艰险的勇气与顽强的生活毅力。这也是重庆文化在南方大多数城市以秀美为基调的氛围中，与北方壮美风格相近的重要标志之一。
地势平旷的成都，主要民居是四合院。这种南北方都比较常见的建筑，很适合生活闲适、优雅的平原地区居住需要。
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居民住宅取代四合院以前，一个四合院往往住着好几户人。这样生活中有攀比，有互助，既容易生出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纠纷，也有互相照应，你来我往的和谐情趣。
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山城吊脚楼不经意间为依山而建的现代路桥式民居楼所取代。这种在山城比比皆是的高层建筑物，楼基在山脚，楼顶在山巅，楼中是天桥，天桥通大路，又构成了新时代独有的山城民居风情。与之相对应，成都的城市建设十分规范，许多街道走向一样，建筑一样，整齐规范，难以区分，有人到成都许多年，始终闹不清哪些街道有区别。所以我们说，就是到今天，川渝地区文化的差异仍然存在。从这些差异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巴、蜀两地自古以来的地域文化差异。
第二节 重庆文化与楚文化的异同
一、湖北有关楚地文化介绍述评
在重庆地域文化论著中，述及巴、蜀文化异同的多，强调巴、楚文化异同的少，但是，如果不弄清楚文化和重庆文化的差异，我们还是很难看出重庆文化的独特性。所以，有必要有这里强调一下巴、楚文化的异同。
重庆与湖北不仅是比邻，而且巴、楚文化之间，也有些割不断的关系。如廪君东迁既是发生在湖北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巴地的巴人的故事，所以要论及重庆文化的特色，也有必要同湖北的楚文化作些横向的比较。在这之前，我们把湖北学者对楚文化的研究作一介绍。
所谓楚文化，指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化，或者说是先秦周代的楚国文化。楚地和楚国，初期偏处荆山，地域不过方圆100里，经过800年之久的开拓，盛时“地方五千里”，东临大海，南抵五岭，西包巴蜀，北绕颖洄，疆域几乎是今天的半个南中国。楚文化，即指这段历史时期里，在这片广阔土地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统一风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又由于楚国始终以江汉流域为根基，楚文化的中心便在今湖北境内。
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楚人尚赤、尚东、尚左也与北方文化有所不同，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且楚文化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深沉。
楚文化的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民俗。
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别人不敢做，楚人做了；问周鼎大小轻重，各路诸侯想都不敢想，楚庄王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逐渐上升为以蔑视既存、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地域文化精神。
楚人走过的历程是一个既不服周、也不服秦的历程，是一个生不服、死不屈的历程。楚受周封，理应为周天子服务，起初楚人还勉强应付，立足既稳后，楚人就开始“包茅之不贡”，就敢于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后来还有夺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无可奈何。秦国强盛后，楚敢与之争斗，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楚国虽然被秦国打败了，但地域文化魂魄依在，楚人精神不死，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楚人最终还是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楚人的民族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表现在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楚人的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像等各个方面都是上述地域文化心理的反映。
在湖北学者对楚文化的理解中，楚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的创新特质。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从以上关于楚文化研究的主要观点来看，以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的“崇火尚凤、亲鬼好巫特质”与巴文化有不少相似点。尤其是“亲巫好鬼”这一点，应该是“江南瘴疠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共性；此外，“念祖、忠君、爱国”这一点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共性，作为一支地域文化，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条件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既不服周，也不服秦”，敢于问鼎中原为天下先和重庆的忠君爱国精神相比，楚文化和巴文化的差异非常鲜明。
二、重庆与武汉（湖北）文化的异同
“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这个事实同时说明，从很远的时候起，如果把重庆视为巴国古都和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区，那么这个时候，巴和楚之间的文化碰撞和交融，已经不少了。
另据出土的东周时期文物证明，长江三峡地区早就有巴、楚文化并存的现象。这类文化遗存除少量的绳纹陶罐、陶壶、陶釜外，主要反映在青铜器上，如巴东县和秭归发现许多巴式虎纹剑、巴式掌心纹矛、巴式虎纹戈、巴式柳叶矛等，以及虎钮镦、靴形铜刀、虎形铜带钩等具有特色的巴国青铜器。
令人惊奇的是，上述这些青铜器往往与楚国青铜器同出一地或一墓，有的出于楚地的巴人墓；有的则是出于巴地的楚人墓。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东周时期巴、楚两国文化在长江三峡地区发展和共存的实际情况。
在巴人沦为楚国的臣民后，一方面要与楚人共同创造和发展楚文化，一方面也仍然在延续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而且楚文化在进入巴地之后，虽然要带来些许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原来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毕竟要在新的环境下，在努力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同时，接受当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古罗马人占领希腊之后，在文化上被希腊同化，忽必烈入主北京，满清统一中国之后，便更多地被汉文化同化。同样，生活在巴地的楚人，带来了一些楚文化的积极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接受和融入巴文化的模式中。有人说，巴蜀文化虽可以说是一种复合型或姊妹型的文化，但实际上仍是指的两种文化，只是合在一起说，并非是“半巴半蜀”，更不是“亦巴亦蜀”或“非巴非蜀”；而巴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也是与之十分相似的。所以，重庆文化以“巴文化”为中心，其耿直粗豪尚武尚义的内核，与楚地文化的差异，也是不难感悟的。
同时，重庆文化风俗和楚地的反差，到今天不减。我先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出差到武汉，与一个出租车司机聊起了重庆和武汉人的差异。我问他，“你觉得重庆人和武汉人有什么不同？”这个司机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我们武汉人好像没有重庆人那么耿直吧”。我想，在这个对话里，可能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重庆社群历来推崇的“耿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接受的一种伦理标准和审美价值取向；二是“重庆人耿直”，已经为埠外各地所公认；第三，重庆的“巴文化”和湖北的“楚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两地百姓也承认的。
就两地图腾来看，楚文化图腾是九头鸟。《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
“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这，大概是关于九头鸟最早的记载了。日前湖北网站上一篇题为：《九头鸟与楚文化》的文章说“如果要给楚文化以一种形象的象征标志，恐怕没有比‘九头鸟’更合适的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难道还有比这句俗语更形象，更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的吗？然而，九头鸟究竟是何物？它与湖北佬有着什么特殊关系？在它那神奇的形象下包含着怎样的深层文化内涵？”
“这些不仅会挑逗起我们的强烈好奇心，而且对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楚文化的特殊性格，有着重要的价值”。
说这些话的湖北学者，显然是认可了“天下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
但在外埠人，至少是四川重庆等地的人们心目中，“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俗语，主要是说“九头鸟”心眼多，难于打交道，与之打交道就要吃亏。如果说这是对楚文化的聪明睿智的反面说法，那么至少在这种说法里，鲜明地映照出湖北文化和重庆文化的强烈反差。联系到重庆文化的有关特色，这个反差，真切地印证了重庆地域文化那种耿直、粗豪、尚义、忠勇、抱团的浓郁风格。
第三节 重庆地域文化的两面性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尤其是特色鲜明的事物，更是如此。我们讨论重庆地域文化的特色，较多的是正面讨论，提及地域文化的优势和积极面的时候就多一些。但正面讨论一种地域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不意味着重庆文化就完美无缺，就没有消极面。在笔者看来，重庆文化这样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它的优势，闹不好就会成为劣势；它的积极面，稍不注意就会变成消极面。对此，如果采取回避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态度是把重庆地域文化的两面性揭示出来，引起研究者和领导层的注意，以便利用和发展地域文化的积极面，自觉避免和消除负面因素。
关于重庆文化的积极面和潜在经济文化价值，下文还将展开讨论，本节的旨趣，是将积极面和消极面做比较，力求让关心重庆的人们更全面地了解重庆，以便发挥积极面，淡化消极面。
一、重庆地域文化的正负两面
重庆传统文化的“耿直粗豪忠勇尚义抱团”的价值取向，本身是柄双刃剑。一般说来，耿直、豪爽是对社交对象有利的性格，既有利于社交对象，也会有利于交朋友。在重庆人的群体意识中，耿直朋友之间就要肝胆相照，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人有事，大家帮忙是好事。上世纪70年代，有位重庆钢铁工人打算旅行结婚而囊中羞涩。一位和他一样，月薪只有20多元的工友提议，兄弟们每人赞助10元，大家伙眼睛不眨一下，每人掏出（或者借来）差不多月薪的一半赞助这位朋友。这位得到赞助的工人，也毫无矫情扭捏，心安理得地接过大伙凑的分子。他知道，自家哥们就是应该这样。自己遇到类似情况，也会这样做的。
这样洋溢着豪爽激情的人际关系无疑是令人羡慕的。甚至可以说有点乌托邦或原始共产主义的意味。但再往深一步说，这种耿直豪爽的氛围，完全是由一种群体价值观所维系的。所谓“兄弟哥们就应该如此”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有了这种价值观，才有那种潜在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也才有保障。倘若十多个兄弟中，有个把因为任何原因违反了，或者本来没有违反，只是做不到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大家就会群起而攻，说这个崽儿不够意思，他就会处于众人不耻的状态，他为吝惜几个钱而付出的代价，就不知要大过多少倍。这就是群体价值观的力量。
再以重庆人待客的习俗为例，盆地居民都耳闻目睹重庆人待客的耿直和豪爽劲，主要特点是希望客人大快朵颐，一醉方休，痛痛快快地享受生理上的满足。但这种豪爽，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或享受的。当重庆人以耿直豪爽的标准要求外埠客人，或者并不了解这样的价值标准的朋友或客人受到这样的待遇，有时候效果反倒会适得其反。
《重庆日报》曾载前任日本驻重庆领事石琦隆博一篇短文，说他离开重庆前恋恋不舍：“……辛辣的菜肴和人们的性格。一样麻辣可口的担担面和一样耿直坦率的性格，真是让人无限怀念”。这些报道，很是有力地支持了重庆人耿直的观点。但是对于某些习惯于“斯文”的人来说，在这种耿直氛围里就感到受不了。有位从北京来支援重庆的博士团的博士，就受不了这样的款待。这位老兄在《今日重庆》上说重庆人在酒桌上劝人喝酒的豪爽劲，既浪费又让人受不了，言下之意，就是说重庆文化的耿直，在饭桌上的反映，是一种“落后”的习俗……这位博士的看法，我们不能苟同，但他的态度至少说明，对朋友来说，豪爽的气度，也有让人受不了的时候。
除了待客之道，在四川盆地，不少专县的民众也常称赞，敬羡重庆人出门在外，特别“抱团”的群体性格。说他们一旦与外地人冲突，必定一人发难，群起拼命。这是成都、重庆民间公认的一种重庆群体性格。有一则关于川渝两地在抱团和勇武方面的性格差异的盆地民间笑话很有意思：
两个成都人面对面吵架，一个说，你敢过来我掐死你，一个说你敢过来我捏死你，但从早上吵到中午，没有人动手。
两个重庆人轻言细语像聊天，亲兄弟一般没有人在意，突然之间就出手，各自背后的兄弟伙也都冲上去，打成一锅粥……
这则民间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川渝两地群体性格差异。十三世纪蒙哥大汗率领的蒙古大军攻打钓鱼城之前，从广元开始，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盆地东部的重庆地区却遭到顽强抵抗。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但也不能排除地域文化差异和群体性格的作用，如果把重庆千年地域文化遗传的“耿直、豪气、尚武、尚义、抱团”的地域文化价值取向的作用排除在外，是很难解释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何以止步钓鱼城的。
重庆人对外“抱团”的传统习俗，是令重庆青少年骄傲，外地青少年羡慕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习俗也有野蛮、动粗的消极面。容易滋生行为粗鲁、嗜酒好斗、谈吐欠雅的毛病和“公交车上摆擂台”之类的暴烈，给人以“匪气”的印象。在上例中，重庆人耿直豪爽抱团的性格是显出来了。
但这种地域群体性格，毕竟是文明社会里行不通的。所以，重庆地域群体性格的这一特点，有人称为“豪气”，也有人称之为“匪气”。
豪爽、抱团的价值取向，有其积极面。据报载，前几年重庆球迷在成都体育场举行的川渝足球大战上，仅有一千余人，却压倒了数万人的成都球迷的气势，这，当然是重庆崽儿自豪的事。但是，这种豪气和抱团稍一过分，还容易形成一种“地域自恋情结”。下面这件事也值得人思考：
在重庆到北京的某次列车上，几个重庆青年和几位保定青年聊起足球，重庆青年说重庆隆鑫队比四川全兴队强大，保定青年则认为全兴的名次靠前。争得面红耳赤之余，一位重庆长者站出来，说“其实全兴和隆鑫的实力没有太大的差距，输赢都正常”。由于有了争论的第三方，这场争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在几个保定男孩子中途下车后，那位中年人便用重庆话和小伙子们交谈。
那几个青年惊愕地问：“你是重庆人呵”？回答“是啊”。
不料小伙子立即拉下脸来，严肃地质问长者：“那你咋不帮重庆说话呢”……
从小伙子们质问长者的理直气壮中，分明流露出一种，只要是重庆人，就该站在重庆地域立场的“正气”。这种地域偏见，古今中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但毋庸讳言，像上例中这样偏激的情形并不多，这其中，是不是也包含了地域文化倾向的消极面呢。
总起来说，耿直豪爽，古道热肠，直来直去，快意人生是重庆文化积极的一面，但消极面的存在，也不应视而不见，应该引起重庆有关部门的重视，否则，重庆城市的形象难免在不经意的细节上遭到破坏。
二、认真对待重庆文化负面影响
曾经有重庆学者在与笔者谈及重庆人的“耿直豪迈”时感叹：“提重庆的耿直、豪爽是要吃亏的”。我理解这话里话外，蕴含了对重庆地域文化负面效果的担心。我们说重庆文化基调是壮美的，就是说从美学的角度看，壮美的审美对象具有“先恐惧，后赞美”，“先抗拒，后赞叹”的心理反应。
这本身就意味着根据地域文化特征塑造重庆城市形象的艰巨性。理由是，一方面，重庆地域文化规定了城市形象只能根据壮美基调加以塑造；另一方面，树立以壮美为特征的城市形象，引导游客领悟和认可“耿直、豪气”的城市旅游形象，首先就遇到如何克服和淡化地域文化消极面的问题。
在很多盆地青年看来，重庆地域文化的“耿直豪爽”是当然的优点，甚至有些川西年轻人还为家乡文化没有重庆那样的耿直感到自卑。我想这种认识是仅仅看到了耿直豪爽的正面效果的缘故。实际上，重庆的“耿直豪爽”，有时候就是会给人以在壮美事物面前的感觉——先是恐惧一类心理上的拒斥，在理解之后又变为赞叹。笔者在到重庆工作之后，最深的印象是重庆人在给陌生人指路时候的热情，既可贵，又容易给人以错觉。有一个乐山游客讲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便包含了重庆人这种热情的正面效果，也潜伏着耿直豪爽的负面效应：
我那次到重庆，在解放碑迷了路，找不到回沙坪坝的公交车站，就到路边一个小摊位问路。那位大姐头也不抬，默了几秒钟，正当我失望，想换个人问的时候，她突然抬起头来，指着车站的方向说：“那点（里），过去，倒左拐，再过去点点儿”，语气好像颇不耐烦。我不好再问，就顺着她指的方向走，心想走到地方再问。
等我走到“倒左拐”的地方，正想再找个人问路，没想到那位大姐追了上来，还是不耐烦的样子，大声对我嚷嚷：
“那里，错了，走那边，唉，对了——”，看我走对了，她二话不说，掉头就走，甚至没有等我道一声谢。我顺她的引导，顺利地找到了公交车站。
这个例子本身，充分说明重庆人的耿直热情，令人感动。
但是就在这个事实中，我们也不可以忘了，第一，这位重庆大姐把自己的生意丢下，给外地人指路的热情，完全是自发的，同时反映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第二，大姐表面的冷漠与内心的热情截然相反，容易让人误会了她的热情；第三，她给人的印象，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先恐惧，后赞美”的心理过程。在类似重庆人热情中，看似极小的举手之劳，对外地旅客的作用却是意想不到的大，这是重庆地域文化的一大优点。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也多次得到热情的重庆人的这种帮助。对此感受颇深。
但笔者也越来越感到，这种热情本身也存在两面性，毕竟表面上的“冷漠”在先，内在的热情在后，如果我们始终不注意这种性格的两面性，造成“重庆人都很不耐烦”的误会，不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只要我们重视了这些看似小问题的两面性对塑造形象的意义，相信重庆市民形象的改善，不会是太遥远的事。
此外，重庆人耿直，豪爽的消极面，在“重庆十八怪”的顺口溜中归纳得很形象：“公交车上摆擂台，龟儿老子随口带，光着膀子逛大街，摊开麻将把客待，崽儿打赌显豪迈”……
这些重庆地域文化产物的消极面，都应该认真对待，否则难免破坏了城市形象。
重庆人的“暴烈”，如果说与自然气候和文化有关，那也是传统文化的消极的一面。若外地游人到这里，见到以上现象，多半不会感到耿直热情的重庆，反而会心生恐惧和厌恶。
对这类现象，至今时有所见，所以，必须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加以引导或制止。关于城市文化负面因素对城市形象的破坏力，英国著名旅游学家大卫·奥维格尔的话一针见血：
“每个访问者如果认为一个国家有些不好的东西，都会在一年内向数百人去讲述。你们要拿出许多钱，向听到这些坏消息的人提供较好的信息。而这个访问者仍会对你们所提供的情况无动于衷。这同你们从宣传基金中付款是一样的，你们要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
在盆地民间有一句传统俚语：“十个说客，不如一个戳客”，这句民间俚语的含意同大卫·奥维格尔的话，应该是异曲同工的。
在许多城市和地区，都有“蒙骗、欺生、宰客”之类的情形。这是一种破坏城市形象的现象。据我所知，各地媒体经常在窗口行业，出租车行业等方面下工夫，力争杜绝类似现象。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几个城市敢说杜绝了类似现象。
可见这个问题几乎是个老大难问题。对于重庆来说，应该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值得警醒。或者说，由于重庆地域文化特色的缘故，杜绝这些现象显得比其他城市，尤其是比南方城市更为重要。
为什么说“宰客”一类问题更值得重庆警醒呢？这也是由重庆地域文化的“壮美”基调所决定的。举个例说，一个外地旅客被一个出租车司机面带微笑地绕了个大圈，多花了十元，他付之一笑；当他被另一个中巴车司机命令，多加收一元钱时，他却发火了，并且发誓从此不到这个城市来了。
这是因为旅客在被宰十元的时候，他在心理上没有感到尊严受伤；但是中巴车售票员的生硬态度，让他感到自己是被胁迫了，心理上的抵触必定更大。关于这一点，只要联想到刚刚列举过的，那个给人指路的大姐的情形，为什么重庆有关部门更要注意避免宰客之类情形的缘故，就更清楚了。
所以，正由于重庆文化的两面性，我们必须比别的城市下更大的力气，付出更多的代价，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杜绝那些反应重庆文化消极面的现象。避免出现大卫·奥维格尔所描绘的那种伤害外来人，然后被人加油添醋地向外发泄，在口耳相传的反宣传中，伤害重庆形象的可能性。这是重庆城市文化发展回避不了的一种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