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说过，自三千年前的重庆先民开始，历代重庆社群的所有行为，都被重庆地域文化核心价值观所驱使、制约；反过来，重庆历史上每个重大时刻的历史遗痕，又体现、完善和强化了重庆地域文化风格。13世纪的重庆钓鱼城之战，便是最耀眼的历史亮点之一。
蒙古最后一位大汗蒙哥，举倾国之精锐，客死钓鱼城下，这是《宋史》、《元史》、《史集》以及许多相关国家史书都有记载的史实。由于钓鱼城战役之后，成吉思汗子孙们群龙无首，兄弟宗亲之间内战连连。这些内耗使蒙古征服世界的战略构想被彻底消解，蒙古旋风由此嘎然而止。有人说：“假如蒙哥汗不在这个时候去世，那岂不是全世界都被蒙古人占领了？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细论起来，真是四川合川县钓鱼城的宋军将士拯救了伊斯兰啊。”这话是不无道理的。
没有钓鱼城奇迹，世界历史的进程将怎样走，谁也说不清楚，但肯定不是今天的样子。所以，可以说钓鱼城战役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影响，到今天也没有完结。
那么，重庆的“合川县钓鱼城的宋军将士”凭什么“拯救了伊斯兰”？凭什么战胜打遍世界无敌手的蒙古大军，使成吉思汗的子孙在钓鱼城下屡屡受挫损兵折将？蒙古大军又何以与钓鱼城对峙36年，从未战胜过这个弹丸之地？其中的原因虽然很多，但：骁勇善战的重庆军民“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和保卫每一寸土地的爱国精神，这是不可否认的。而这种精神本身，又是“耿直、粗豪、尚义、忠勇、抱团”重庆地域生命精神的集中表现。所以我们说，重庆钓鱼城战役，本身就是重庆地域文化精神创造的，俯瞰世界的奇迹。
从这点上说，钓鱼城古战场具有巨大的吸引世界眼球的潜力。而且这种能量，很容易转化为经济效益。也就是说，重庆地域文化特质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潜能。所以，展示重庆钓鱼城战役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就不仅是显示重庆地域文化的审美价值问题，还关系着一笔可以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精神财富。本章着重围绕钓鱼城的旅游开发价值做一探讨。
第一节 钓鱼城战役的来龙去脉
钓鱼城在南宋以前并不叫钓鱼城，它不过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包。在钓鱼城战役以前，这座山也没有什么名气。
北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没有提到钓鱼山。只是余玠、王坚等在这里因山筑城，抵御了蒙古几十万大军之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包才一举成为与人类文明进程息息相关的圣地。本章的旨趣便是从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角度，对钓鱼城战役的文化和经济潜能作一挖掘和展示。
据新版《合川县志》记载，地处合川的重庆钓鱼城，位于合川县城东北约5公里的钓鱼山。确切位置是东经106度15分15秒，北纬29度59分35秒，最高处391米，总面积2.5平方公里。
钓鱼城战役，是指重庆军民以一个弹丸之地的山城寨堡，阻挡蒙古大汗亲自率领的60万大军半年之久，并使其损兵折帅之后、受辱而归的战役。这个战例，也许是人类军事史上在最大限度的时空范围内，自始至终以弱胜强的伟大奇迹。
而且和钓鱼城战役的世界影响相比，胜利成果本身又变得微不足道。为此，我们先来对蒙古崛起做个简要的回顾。
13世纪的蒙古，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旋风”之所以横扫全球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蒙古民族“马背上”的生活方式，正好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方式和需要相适应。在横扫欧亚大陆的主要战场上，蒙古骑兵凭借善于骑射的素质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全球几乎是战无不胜，让世界谈虎色变。所以欧美学者普遍认为：“当时世界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是蒙古人的扩张”。而以重庆钓鱼城为中心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恰恰是迫使蒙军下马步战，消除了“马背上的民族”的优势，从而打破了蒙古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重庆和四川，抗蒙古战场遗迹，历尽沧桑今仍在。在这些遗迹的残垣破壁中，写满了蒙古旋风中止于重庆并非偶然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看到重庆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城市最为宝贵的文化亮点及其蕴藏的经济潜能。由于重庆有关阶层对钓鱼城战役来龙去脉了解不多，在这里，我们先作个粗略的介绍。
一、钓鱼城战役素描
1.蒙哥登基过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他最喜欢的，是他的四皇子拖雷。成吉思汗根据蒙古民间家产继承法，把营盘、帐幕、财产、国库、百姓、那颜、那可儿以及护卫和军队主力，都留给了拖雷。他在东征西讨中带着拖雷，凡事都与拖雷商议，培养他的能力。“拖雷在战争中很幸运，没有一个亲王像他那样征服过如此多的城市和国家”。这些使拖雷系具有远远超过其他兄长谱系的军事和政治实力。
成吉思汗也曾动过把帝位和尊号传给拖雷的念头，但是后来他改变了那个念头说：“由你来担任掌管我的禹儿惕、大帐、军队和孥藏的职务，对你更好一些。你也可以更安心一些。因为你将拥有许多军队，你的儿子们将比其他宗王们更强大。”根据成吉思汗的意志，拖雷在其父汗归天后继承了他的129000军队中的101222人。“其余二万八千分给了拖雷的母亲。（成吉思汗的）三个弟弟和三个儿子，最多的得五千，最少的只得一千”。
有一个许多蒙古史书都记载的神奇传说，讲述的是在窝阔台病入膏肓必死无疑的时候，拖雷按照萨满教习俗祈祷上天，让他替皇兄窝阔台去死。他喝了给窝阔台洗病的水。在窝阔台奇迹般逐渐康复的时候，健康的拖雷果然患同样的病而莫名其妙地死去。因此，窝阔台对拖雷感恩不尽，对他的家人和后人百依百顺，恩宠远远超过了其他世系。加上拖雷的妻子唆儿忽黑塔尼别吉“有最聪明的头脑，使恩惠和伎俩把国内外人征服和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她在拖雷健在的时候，悄悄地与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一系结为同盟，作好了让他的后代登上大汗宝座的充分准备。
拖雷去世之后，窝阔台出征时大多要带上拖雷之子蒙哥。
而蒙哥在战场上也表现出超强的战斗力和领袖气质。这样，尽管窝阔台去世之后，他把大汗之位仍然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贵由。然而在贵由汗去世之后，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在术赤的长子，当时统治金帐汗国的拔都全力支持下，于1251年初，将大汗宝座夺取过来，顺理成章地转到拖雷的长子蒙哥名下。
由于蒙哥的帝位是从窝阔台后裔贵由汗手中转换过来的，因此蒙哥登基后，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平息以贵由汗之妻斡兀立为代表的窝阔台后裔的叛乱。同时，为缓和与被占领国的矛盾，蒙哥在登基后的几年里，主张内部亲和：“不要严追，也不要追究旧债，因为我们的用意在于缓和臣民的处境，而不是增加国库的财富”。这些措施和政策巩固了他的后方和占领区，也使他若干年不能出征。1253年，蒙哥派旭烈兀到两河流域的大食以讨伐异教徒为名，一方面征讨和扩张，建立旭烈兀自己的方国；1254年，蒙哥又派忽必烈征服和防守东方诸城，把主要目标放在征服和占领整个南宋上。
他用了七年时间着手积蓄力量，准备对南宋做致命的一击，完成三位先皇未完成的，鲸吞南宋的伟业。
2.从顺利推进到钓鱼城受阻
蒙哥汗在御驾亲征的战略中，将攻宋的军队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军（西路军）由蒙哥亲自率领，进攻四川；而以塔查儿率领左翼军（东路军），进攻京湖；另命兀良合台自云南入广西北上。蒙哥汗计划以主力夺取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然后顺江东下，三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消灭南宋。
蒙哥最初遇到的山城抵抗，是剑门西边的苦竹隘。此隘西、北、东三面均为险绝峭壁，只有南面有一狭窄的小道：
“侧足可登，不可并行”。南宋将隆庆府移治其上。蒙哥汗亲自指挥攻城，宋军仅仅集精锐扼守南面小径，所以蒙军攻势虽猛，但进展不大。最后还是苦竹隘裨将赵仲武暗地里打开东南门投降，引蒙军入城，断送了该城抵抗的功效。蒙哥破城之后，留五百精兵驻守此地，又招降了龙州（今四川江油）
守将王德新。
接着，蒙哥率军包围长宁山城。攻下长宁山后，遂向东至嘉陵江边，乘船沿江而下。至阆州大获城，守将杨大渊等以城投降蒙古。蒙哥汗率军至运山（今蓬安县东南石孔乡），又派杨大渊招降运山城守将张大悦，张大悦归降后，蒙哥汗授其为元帅。蒙军至青居山，裨将刘渊等人杀主将都统段元鉴投降蒙古。之后蒙哥汗遣使招降余下州县。大良山城（今广安县东北大良乡）守将蒲元圭又自动投降。蒙哥汗采取安抚政策之余还诏令“诸军勿俘掠”……
由于蒙哥亲征四川初期使用的招降、安抚“恩威并施”的策略，在四川北部和西部屡屡奏效，使得不少山城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发挥就被瓦解掉。蒙古中央军也仅仅在今天四川北部的苦竹隘和江油一带遭到轻微抵抗，对手大多在招降下归顺了蒙军。从这点上看，蒙哥开初的进军，是比较顺利的。
1258年，蒙哥亲征大军很快推进到四川盆地东侧，在“名为钓鱼山的巨堡周围驻扎下来”。但是，蒙哥在推进到钓鱼城驻扎下来后，却反复遭到重庆军民的顽强抵抗，在盆地东部，招降这一招不灵了。蒙哥从此再也没有顺利过。他派塔察儿那颜率领十万大军去攻取襄阳和樊城，遭到顽强抵抗；
他派晋国宝劝降钓鱼城守将王坚，王坚不仅拒降，还追杀了晋国宝。此后，尽管蒙哥“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但由于钓鱼城险要的地形和充分的准备，蒙军始终不能得手。
3.钓鱼城战役与蒙哥之死
重庆钓鱼城是横在蒙哥鲸吞南宋进军路上的一只拦路虎。它“上扼嘉陵江、渠江流经孔道，下控涪江、嘉陵江汇入长江要津，处于钳形江流，三面临江的险要地势之中”。
在13世纪的四川，山势险峻，蜀道难于上青天。水道是交通运输的主力，而钓鱼城既然控扼涪江和嘉陵江汇入长江的要津，因而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到1254年，王坚任合州知府后，先后调集了17万军民加修钓鱼城，铸成了抗蒙的坚固堡垒。由于钓鱼城巧妙地利用三面临江的险要地势，筑成坚固的巨堡，又从城堡到嘉陵江修一字城，控扼嘉陵江水道，使得“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蒙古军惯用的攻城方法几乎一概失灵。
在蒙哥大举攻城之前，王坚已数次击败前来侵犯的蒙军。
最辉煌的战果是1256年凭借钓鱼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在嘉陵江击退兀良合台大军。蒙哥派人劝降钓鱼城守将王坚失败后，蒙哥屯兵距合州百里的武胜山，企图一举拿下钓鱼山。1259年正月，蒙军攻合州，掳走男女百姓万余人；二月初，蒙军开至距钓鱼城5华里的石子山驻扎，开始围攻钓鱼城。
二月初七日，蒙军攻破人称钓鱼城横城墙的“一字城”；
初九，蒙军强攻镇西门，被合川军民击退；
三月，蒙军又连续猛攻钓鱼城新东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均被坚守的军民击退；
四月初三至二十二日天连降大雷雨，二十三日初晴蒙军便偷袭护国门，为王坚击退。
二十四日蒙军偷袭出奇门延伸至江心的一字城得手，王坚率精兵拼死击退蒙军，重新夺回一字城。
五月以来，重庆地区酷热的天气，使来自高原畏暑恶湿的大多数蒙军难以适应，军中“疾疫流行”，战斗力减弱。王坚趁机率精兵频频夜袭蒙古军营，扰乱蒙军军心，使之夜不安枕，人人自危，大大削弱了蒙军战斗力。
钓鱼城战役激烈争夺的同时，南宋军队也展开了大规模救援行动。南宋四川制置副史吕文德率水军从水路前往钓鱼城；重庆地区抗蒙志士也与钓鱼城军民互相呼应，大大地振奋和鼓舞了钓鱼城军民的斗志。
六月初，蒙军元帅汪德臣夜袭钓鱼城外马军寨成功，杀光寨主与守城者；继而击退吕文德水路援军，自以为取得胜势。初五，蒙军统帅汪德臣单骑来到钓鱼城下招降曰：“吕文德援军已被打败，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
城中的回答是炮石乱飞。汪德臣被城内飞石击中，不久后死于北温泉。
蒙哥听说汪德臣之死大怒，一气之下：
亲命人筑台于脑顶坪上，以窥钓鱼城内情景。七月二十一，亲临脑顶坪台下指挥了望。钓鱼城主帅王坚下令炮击台楼，蒙哥受重创，撤还石子山。二十二日，王坚命城内军民以鲜鱼、面饼掷城下蒙军，且附书遗蒙哥云：“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蒙哥阅信后伤痛迸发，遗诏：“朕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23日，蒙哥大汉死于合州城下。
从战事过程看，蒙哥
之死是钓鱼城战役的成果，是不可否认的。
关于蒙哥之死因，史家至今莫衷一是。其中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万历年《合州志》卷1无名氏《钓鱼城记》载：
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不治而亡；一是有人说《马可·波罗游记》记有“因腿膝中箭伤而死”；《史集》说蒙哥因长期患痢疾，坚持以酒为药对抗，终于不治而死。关于蒙哥临死前所在的地点，除《合川县志》记载外，1989年《重庆北碚区志》也有记载：“蒙古蒙哥（后尊为元宪宗）率军围攻钓鱼城，主将都元帅汪德臣（田哥）为飞石重伤，6月21日死于缙云山。7月，蒙哥攻钓鱼城不下，退军至温汤峡（今北温泉）而殁。”在笔者视野内，重庆本地导游讲解蒙哥之死，多持蒙哥中炮伤，死于北温泉说；而欧美有关著述，主要沿用《史集》的说法。从笔者根据当地导游介绍，考察打死蒙哥的地点看，当时的“炮”射程多半不够。所以《史集》记载可能更可信。
二、钓鱼城战役结果的必然性
1.蒙哥失败的主观因素
造成成吉思汗的子孙在钓鱼城下损兵折将，无功而返，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有不少偶然因素，但也有更多必然性。
从自身原因看，蒙哥本是唯一有可能做出和成吉思汗一样伟业的大汗。他在青年时期跟随窝阔台南征北战，突出地显示了成吉思汗家族杰出子孙的素质——这是他受到拥戴登基的主要原因之一。蒙哥在登基汗位后，一反蒙军历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传统，对内亲和，对外施行招降纳叛的怀柔政策。在进攻四川时还发布了“诸军勿俘掠”的号令。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进步，也显示了他在成吉思汗家族中独有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蒙哥这些准备的目的只有一点，就是要完成统一全世界的霸业：托马斯·T·沃尔森，在其专著《蒙古帝国主义：1251年～1259年大汗蒙哥在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政策》一书的《绪论》中，强调了蒙哥大汗这一图霸雄心。指出，蒙哥汗要完成成吉思汗的遗训：“鞑靼人要征服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首先征服南方的宋朝，就是他宏图霸业的第一个壮举。
为了鲸吞南宋，“1259年夏天，三路蒙古大军准备进攻南宋防线；一路是忽必烈，从陕西向南进攻，另一路由兀良合台从云南向北进军，而蒙哥亲率的大军从四川向西进军。”
在崇尚武力的蒙古人眼里，大汗多年住在漠北不出征，没有战功，是不应该也没有先例的。蒙哥为了巩固政权，着手做了七年的准备。如果他进兵南宋再有闪失，大汗的面子上太不好看。所以蒙哥伐宋，一开始就背上了许胜不许败的包袱。
这个包袱直接表现于：曾作过蒙哥侍卫的将领游显，进言蒙哥说不应选择地形复杂的四川作为主攻方向，而应采取中路突破的战略。蒙哥回答说：“左方之帅，朕已付之，业已至此”……国内论及钓鱼城战役的著述，十之八九要引用这段对话，用以说明蒙哥的不明智。史家之所以公认蒙哥的不Grand Qan Mongkein China，Russa，andthe Islanmic Lands，1251-1259，Grand Qan Mongkein China，Russa，andthe Islanmic Lands，1251-1259，明智，是因为蒙哥此举，必须以己之短，击敌之长，面对从来不曾战胜过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另一方面，在蒙哥“业已至此”的话语中，也暗示了蒙哥在进军巴蜀之前，也曾预感到前途未卜，只是难以更改罢了。这些蛛丝马迹，早已预示了蒙哥失败的命运。
与此形成对照，旭烈兀和忽必烈却在东西战场上捷报频传，这对于御驾亲征的大汗蒙哥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挑战。
他在钓鱼城久攻不下，面子上已经挂不住。如果再因攻而不克放弃钓鱼城，寻求别的取胜之道，更是大汗的耻辱。加上多年没有出征的事实，肯定会受到从马背上夺天下的蒙古人的耻笑。事件发展到这里，钓鱼城之战是否成功，已经不仅仅是战役的成败，而关系到大汗的尊严。不过，本书关心的是：天下无敌的数十万蒙古铁骑竟奈何钓鱼城不得的奇迹，与盆地东部“天性劲勇”的重庆地域群体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2.蒙哥失败的客观因素
蒙哥失败的客观因素，就是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威力和重庆军民的血战精神。如果说蒙古军队席卷天下的势头占据了天时的话，那么钓鱼城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堡垒，占据了地利；重庆军民“天性忠勇”的豪气和保家卫国的铁血精神，则是“人和”的因素。失掉了“地利”与“人和”的蒙哥，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蒙古骑兵早就在山城防御体系前多次受挫。这一点，我们可以再回顾钓鱼城战役以前宋蒙之间在四川的拉锯战。在大举攻宋以前，蒙军已经占领了黄河流域的大部。这时候，如果四川不保，将严重威胁南宋的安全。所以到淳祐二年（1242）十二月，宋理宗授余玠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将四川制置司治所设在重庆，而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思想，也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由于余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得到了冉进、冉璞兄弟，和少数民族将领、雄威军都统制杨文都的建议，利用四川的天然地理环境，修筑山城堡垒，移州郡治于其上，以抵抗蒙古骑兵。这就是最初的关于山城防御体系的建议和设想。在上报朝廷批准后，余玠亲自主持规划和完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先后建立了青居城、大获城、钓鱼城、云顶城、天生城等一系列山城。接着把相应的地方军政首脑机关迁到山城之上：“移金州都统司于大获城，以护蜀口；移沔州都统司于青居城，兴元都统司原住合州旧城，现移守钓鱼城，共备内水；移利州都统司于云顶城，以备外水”。从而在四川境内布下了许多战斗据点，以屯兵、积粮、保民、战守。各据点之间相互声援，又以各通航河流或官道为联络线，点线结合，“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
山城防御体系的寨堡构筑原理大体上是：“皆因山为垒，棋步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积粮，为必守计”。这些山城大多有“恃险凭夷，控扼要冲；交通较便，利于攻守；水源不竭，粮秣有继；就地取材，修筑较便”的特点。这种因山为垒的防御体系，利用天生峭壁悬崖，只于断缺处和山坡平缓处稍加修筑，就在短期内筑成。山顶平旷，可容大量人员屯守、耕种。这种固守城寨、点线结合的防御体系对于克制蒙军优势，主要有以下的作用：
第一，扬长避短，遏制骑兵。蒙古族从事游牧生活，蒙古军队擅长野战，而南宋主要是步兵和水兵，在四川地区尤多步兵。筑城恃险，把战场由平旷之地移到高山附近，不仅可以居高临下，更能使蒙古骑兵无法施展冲突野战特点。这样，四川的南宋军民就能避开步兵之短而发挥其所长，遏制蒙古骑兵的攻袭。
第二，握紧拳头，集中兵力。南宋四川地区兵力有限，蒙军却强悍而兵多，“每岁深入，步骑不下三数万”，常常是从几路攻蜀。由于南宋在四川战线很长，防守兵力十分薄弱。
以山城寨堡为据点，可以做到守点不守线，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形成局部优势，这样就相对缓解了兵力分散的困境，使较少的兵力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第三，有军有民，亦战亦耕。四川军民所筑山城，有的是州县治所，自由民众聚居；有的是军事要扼，只屯兵积粮，但其周围也有不少山寨和忠义民兵。因此，这些山城都大多既是山城又是后方。有战斗，大家就出城作战；战稍间歇，就从事农耕，抢种抢收，储备粮食。钓鱼城上面就有不少农田，生产也有保障。而且，这些山寨还起到了召集流民的作用，使附近民众不至于背井离乡。
淳祐四年（1244），蒙军分两道入蜀，被他们攻占的都是旧城，山城防御体系的寨堡都没有被攻破。淳祐六年初，蒙军分四路入川。由于南宋在交通要道上筑起了众多的山城堡寨，蒙军的进攻遭到顽强阻击。蒙军元帅汪德臣率部攻蓬州运山城（今蓬安县东南石孔乡附近山地）。因为骑兵无法施展特长，最后只得无功而返。在山城防御体系发挥威力之后，四川宋军从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摆脱出来。1250年冬前后，余玠调军主动进攻蒙军控制的兴元，组织了对蒙古军队的大规模的反击战。尽管最终没有达到夺取兴元的目的，但这是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重庆和四川军民对蒙古的大规模反击，对振奋南宋军民的抗蒙士气，意义是不可小视的。
宝祐三年（1255年），蒙军大将兀良合台、帖哥火鲁赤、元带答儿三路蒙军汇集合州攻打钓鱼城。而这座最为坚固的堡垒：“将士协心剿逐”，使蒙军被迫退却。钓鱼城这次挫败蒙军的南北夹击、三路进攻，首次显出它在“蒙古旋风”时期，傲视全球的辉煌，也证明了蒙哥连续攻打钓鱼城不得，客死重庆，不是偶然的。
在蒙军南北夹击、分三路攻打钓鱼城的战役结束后，南宋增筑了不少山城：于1256年6月在号称“邑中第一要隘”的战略要地，重庆马脑山添筑山城，取名“龙崖城”。值得一提的是，龙崖城建成后不久，1259正月，蒙军以重兵攻城，被宋军击退。二月，蒙军再至城下，并遣使持书，以诱降宋军，守将茆世雄“焚伪书”，斩杀蒙使，“诸将争击”，迫使蒙军战败退兵，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南宋防备较弱的广西一带。
蒙古人善于骑射和体质强壮的特点，是他们横扫世界的优势，但是在钓鱼城这样的坚固堡垒面前，这些优势基本上化为乌有；相反，钓鱼城军民以逸待劳，居高临下，具备了根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与蒙古大军周旋的条件，转化了力量对比。所以，四川盆地的崇山峻岭和因地制宜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本来就是蒙古骑兵的克星。在钓鱼城堡寨面前，蒙哥号称60万大军的兵力，没有用武之地。这样，10万钓鱼城军民不仅可以战胜蒙哥，而且就在南宋全面陷落，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尚在弹尽粮绝，“易子而食”的艰难中，坚持36年而不败。所以我们说钓鱼城地势和重庆军民的血战精神，是蒙哥失败的客观因素。
第二节 钓鱼城战役如何中止蒙古旋风
一、恩加图战役没有资格制止蒙古旋风1.欧美学界的偏见欧美史家提到13世纪世界动荡，并不避讳：“这一时期的动荡，主要是因为蒙古人的扩张”。但说到中止蒙古旋风，大多是把这笔功劳记到了恩加图战役的账上。英国人乔治·伊登和美国人柯克在《中东简史》中说：“耀武扬威的蒙古人进而侵入叙利亚，破坏了阿勒颇，但在1260年却在巴勒斯坦北部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被埃及军队打败了”。这段话，从内容到语气，带有明显的立场偏见，并非公允之说。
亚历桑德娜的《蒙古侵略：13～14世纪》一书承认：“1259年蒙哥在中国的一次战役中死于痢疾。他的死对穆斯林中东是一大幸事，正如窝阔台之死对基督教欧洲是一大幸事一样。”这话说明，作者不是不知道这场战役的影响，但作者又吹嘘恩加图战役的“世界性意义”，说：“恩加图之战摧毁了蒙古人无坚不摧的声誉。另外，这也标志着他们向地中海扩张的结束。”我不否认恩加图战役是蒙古向西扩张的最后一战，但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一战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钓AD1200-1300，Amsterdam：Time-life Books，1989，p。 24.
鱼城战役的一个小小的附带后果，或者说，没有钓鱼城战役，恩加图战役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另一篇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文章写道：“在中东城市拿撒勒（Nazareth）附近，有一眼淡水井和其他流经那一地区的成百上千的井水没什么不同。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却在世界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曾是一个战场，如果战斗的结果相反，那将不仅会对那一地区，而且对地球的大部分地区的命运产生无情的（直接和间接）后果。它的名字？这个阿拉伯名字的英文是恩加图泉（Wadi Ain Jalut），即巨人之泉。”
正是在这里，在13世纪，阿拉伯和欧洲文明免遭最危险的威胁。其他众多的有关蒙古史、蒙古关系史的论著在提及这场战役时，都持相同的观点。
相比之下，欧美学界提到蒙哥之死，一方面按《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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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ment（ed Edbury，P。 W。）Cardiff。1985.
之说，承认他在一个叫做钓鱼山的地方病死；另一方面，对于蒙哥久攻钓鱼城不下的事实，又不予提及。这是不折不扣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举例说，有个美国人的博士论文，讨论“蒙古人长期成功的一个根本的然而又是常常被忽略的因素：蒙古人之所以能成功地形成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能有效地调动他们控制下的地区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该文主要内容是歌颂了蒙哥的文治武功，但该文独独不提蒙哥在重庆钓鱼城“败走麦城”的事实。联系到一些欧美人刻意将蒙古人妖魔化的故意歪曲事实的“科学”结论，我们能不能从中找出一些和文化偏见相关的因素呢？让人不解的是，西方一些人对蒙古，对中国，对黄种人有偏见也还罢了，国内个别官员和读书人也把这种明显的偏见，当成确诂，奉为圭臬，跟着起哄。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作祟？
2.恩加图战役概况
说到这里，读者肯定大多有个疑问，既然国外普遍强调恩加图战役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很少有人承认钓鱼城战役中止了蒙古人的扩张。那么，恩加图战役是怎么回事呢？据我所知，有关恩加图战役的战况，国内介绍极少。重庆文化界对这件事的了解更少，所以，在这里作一介绍，相信不是多余。
1253年蒙哥派旭烈兀率军西征的时候，阿拉伯世界中尚未征服的只有两支宗教势力。一支被称为“木剌夷”国，另Grand Qan Mongkein China，Russa，andthe Islanmic Lands，1251-1259，一支是巴格达的哈里发所代表的宗教势力。旭烈兀的西征军先后消灭了这两支伊斯兰教武装，并横扫了叙利亚。在蒙哥去世的消息传到埃及之前，埃及以至整个北非已经处于旭烈兀铁蹄的觊觎之下。当时，旭烈兀派遣特使带了40位那可儿向埃及苏丹库图兹提出谕降条件。他以为在自己横扫巴格达，叙利亚之后，埃及照例会主动投降。所以，在蒙哥大汗驾崩的消息，传进旭烈兀营帐之后，他便暂时把攻打埃及的事放下，率主力30万大军东归。
只留下一支由蒙古人为骨干，包括临时招募的人组成的军事力量，由西征军先锋怯的不花率领，镇守叙利亚，防守大马士革。
旭烈兀没有想到的是，马穆鲁克头领拜巴尔斯一得到（旭烈兀大军撤走的）消息，立刻决定采取攻势。他率领埃及最精锐的马穆鲁克奴隶兵12万大军向叙利亚出发，去解放蒙古占领的叙利亚——这是在旭烈兀因为蒙哥之死而撤军后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没有蒙哥之死，这个事件的前提就不存在了。战斗大致情形是：
9月3日，双方军队在今天巴勒斯坦北部的恩嘉路（Ain Jalut）山谷这个地方相遇了。Ain Jalut在阿拉伯语里面就是巨人之泉（Goliath'sspring）的意思。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是小小的牧羊人David战胜巨人Goliath的地方。拜巴尔斯虽然是独眼，但是身材高大，英勇而富有谋略。拜巴尔斯先把大军隐蔽在山谷口外的山上，然后命令前锋向山谷中前进。
蒙古军西征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且装备也比埃及骑兵好，因此狂妄自大。但是可别忘了骄兵必败这话，而且双方数量相差太多了。
蒙古军看见马木留克前军，以为这就是敌人全军。怯的不花非常轻敌，他一马当先，率领蒙古军向马木留克的前锋发起冲击。双方激战之后，马木留克前军不敌，掉头往回跑。
不远处就是自己的主力部队。
蒙古骑兵正紧追不舍，突然发现前面尘土蔽日，嚣声震天，大队马木留克骑兵漫山遍野蜂拥而来，整个正面宽达6公里。这时候，蒙古人才明白他们中计了：这是他们自己惯用的诈败诱敌之计。叙利亚步兵见势不妙，跑的跑，降的降，一哄而散了。怯的不花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名将，临危不乱，他一看情形不妙，立刻拨转马头，率军向敌军左翼发起进攻。
在强劲的蒙古骑兵攻击下，马木留克骑兵左翼乱作一团，渐渐后退，一时间看起来胜利的天平向蒙古人倾斜了。拜巴尔斯一看情形不妙，他登上一处高地，摘掉自己的头魁，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自己，然后高呼：Islam！Islam！
随后他向蒙古军阵冲杀过去，砍死了数十名蒙古士兵。埃及人明白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性命而战，而是为整个伊斯兰的存亡而战。于是马木留克骑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冲向蒙古军。蒙古军的残暴可以吓退懦弱的人，但是对于决心捍卫自己尊严的人，反而助长了对方的士气。
蒙古军数量明显处于劣势，但是勇将怯的不花却宁死不退却。真是老天不灭伊斯兰，在战斗中，怯的不花的战马被马木留克的箭射中，他栽下马来，力尽被俘，然后被带到拜巴尔斯面前。拜巴尔斯对怯的不花说：“你虽然灭了这么多国家，最后还是被我抓住了。”怯的不花虽然被俘，仍然桀骜不逊，他大声吼道：“如果你敢杀我，旭烈兀大汗一定会把你们全部消灭的。”然后高声叫骂说“我是忠于大汗的忠臣，而你是篡位的小人”。拜巴尔斯下令杀了他。
失去了主将的蒙古军终于支撑不住了，遭到了西征以来第一次惨败。他们败逃了12公里之后，在背山镇被马木留克骑兵追上并且包围。接下来的战斗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蒙古人几乎被杀得片甲不留，只有很少的人逃得性命。拜巴尔斯命人枭了怯的不花将军的首级，插在大旗顶端，送回开罗，然后挥军前往大马士革。
这一场战役对世界格局的影响非常大。从此，蒙古无敌的神话被粉碎了。一个月之内，大马士革被占领，叙利亚境内的蒙古人全部被赶走了。从此，蒙古帝国的西南边界确定了下来。
得知勇将怯的不花的死讯，旭烈兀大汗非常震怒。他派了一只大军来报复，但是没有找到马木留克就回去了。两只军队的主力决战终于没有发生。
……
这段描述，是近来关于恩加图战役的描述中比较完全的一种。但这里，我们无法不产生怀疑，这场连蒙古偏师主力决战都没有发生的单方面屠杀，是否有那么大的胃口，吞下“中止蒙古旋风”这么大的战果？
二、钓鱼城战役的世界意义
1.钓鱼城战役之后的蒙古内战
上面这段描述恩加图战役的话，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叙述话语：“蒙古军的残暴可以吓退懦弱的人，但是对于决心捍卫自己尊严的人，反而助长了对方的士气”之类，表明了作者仍然不是用历史的，客观描述的态度，而较多带有对蒙古人的成见和为埃及人讳饰的倾向，至少没有为蒙古人讳饰之虞。
第二，据这段描述看，两军对垒是不对等的。蒙古方面是主力撤离后的一支受降和驻守部队的巡逻队，埃及方面则是倾国之精锐；就在这样不对等的状态下，还一度出现：“在强劲的蒙古骑兵攻击下，马木留克骑兵左翼乱作一团，渐渐后退，一时间看起来胜利的天平向蒙古人倾斜了”的局面，说明尽管寡不敌众，但蒙古军也曾差点扭转战局，其杀伐能力可见一斑。
第三，怯的不花临死前，还有一段虎死不倒威的叫嚣：
“旭烈兀汗有像怯的不花这样的三十万光荣骑士，我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话也说明，这次战斗仅就蒙古西征军而言，也“微不足道”，谈不上伤筋动骨。
从现象看，恩加图战役之后，旭烈兀的确没有照例报复，蒙古人的全球性扩张也再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个现象，一直是“恩加图战役中止蒙古旋风说”的主要理由。那么，恩加图战役真的具有中止蒙古旋风的决定性战役的效果么？有位伟人说过，看问题不能看表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话是有道理的。说到底，恩加图战役只是蒙古旋风中止的一种表象。它不过是钓鱼城战役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一个结果。
不少中亚和西方史家在吹嘘恩加图战役效果的时候是不是忘了，恩加图战役的蒙古一方，不过是成吉思汗四大支系（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其中之一——拖雷系中，第四主力旭烈兀（第一蒙哥，第二忽必烈，第三阿里不哥，第四旭烈兀）留下的一支“微不足道”的留守部队和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它不过是蒙古军队的九牛一毛，哪里来“决定性”中止蒙古旋风的资格。而且，马穆鲁克的军队在杀死怯的不花之后，接下来只是扫荡怯的不花驻守叙利亚的残余，并没有去招惹旭烈兀。说白了，马穆鲁克横扫叙利亚的全部蒙古军队，加起来也不过是一支留守部队。相反，旭烈兀在国内矛盾及其尖锐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派出一支军队来报复，只是“没有找到马穆鲁克就回去了”，由此可见，恩加图战役之后，旭烈兀仍然没有全力对付这支“中止蒙古旋风”的马穆鲁克军队。相反，马穆鲁克尽管独享了战胜蒙古人的美名，却仍然不敢和旭烈兀决战。
有人要问，为什么旭烈兀没有找到马穆鲁克就回去了呢？这个问题不能不回答。事实是，蒙哥死后，相互间本来就有成见的拔都之子别儿哥和旭烈兀之间，在别儿哥取得金帐汗国（马可波罗称之为东鞑靼国，即今俄罗斯）的权力之后，进行了一场双方拼尽全力的恶战。这场大战的双方大约“各集兵30万骑”，但别儿哥的兵力稍强于旭烈兀，“盖其确有三十五万骑也”。在几次互有胜负的大战之后，最后一战是以旭烈兀军大败告终。在《马可·波罗游记》总共229章中，用了7章的篇幅（216～222章）专门记载旭烈兀与别儿哥的这场战役。此外，马可·波罗游记没有对任何一次战役用过这么大的篇幅来描写，足见这次战役的影响之大。而这场巨大的内耗，正是旭烈兀没有报复拜巴尔斯的真正理由。
然而，如果蒙哥健在，这样两虎相争的事件，又怎么可能发生呢？旭烈兀又怎么可能手提30万骑兵，听任爱将被杀而不复仇呢？
还要提醒一点：别儿哥和旭烈兀的两支大军都不是蒙古军队的王牌，这两个亲王的军力都远不如忽必烈，更不如蒙哥。这一说的证据是：正当别儿哥的大将那海正在和旭烈兀谈判的时候，忽必烈派人来封旭烈兀为“从阿木河起到以迄叙利亚，密昔儿遥远边境的君王，并派了三万勇士来援助他。”
“那海听了这些话后惊慌失措，面颊发黄，闭住了嘴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也就是说，即使旭烈兀的30万大军战败——
这可能性基本不存在——都不会对蒙古实力伤筋动骨，何况一个小小的怯的不花之死。
所以，别、旭大战对恩加图战役，说明两点：
第一，旭烈兀之所以没有报复拜巴尔斯，是因为蒙哥死后的内乱，而他与别儿哥的决战，大大地伤了元气，根本顾不上为怯的不花报仇；第二，旭烈兀之所以没有刻意报复拜巴尔斯，不是因为怕拜巴尔斯，而是因为拜巴尔斯在旭烈兀和整个蒙古人的眼里，根本就无足轻重。这两点足以说明：
恩加图战役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决定性战役”。
2.是谁中止了蒙古旋风
20世纪下半页，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各国对于蒙古旋风的终止，似乎有了新的兴趣。美国著名教育网站：Mc REL（Mid-continent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d Learning）信息中心有关“蒙古历史”的一节，要求学生掌握的最终一点就是：
“了解窝阔台之死对蒙古人进攻欧洲的后果；了解蒙哥之死对蒙古人征服埃及计划的影响”。哈佛教育网站也专门撰文讨论：“是什么使帝国长久不衰，为什么蒙古帝国会彻底四分五裂？”但是，文中分析蒙古帝国崩溃的原因，仍然把蒙古旋风中止的原因归于“军事失利与马穆鲁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更悲哀的是，国内也有人撰文说欧美学界把中止蒙古旋风的功绩记在埃及的马穆鲁克奴隶兵的账上，是“实证和科学”的。说事实上是在恩加图战役以后，就没有了蒙古旋风的继续发展。我想，如果这些也叫“科学”的话，那只能说科学有时也会成为幌子，掩盖某种偏见；甚至有时候“科学”本身就意味着不科学。譬如牛顿晚年试图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斯宾诺莎用几何学的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你说是“科学”还是不科学？不过，我们也不妨用实证和科学的方法，比较钓鱼城战役和恩加图战役的战场数据，相信对事实真相会一目了然。
从蒙古扩张的目标看，他们“坚定地把目标转向了东方”；而旭烈兀西部的扩张，并非注意力之所在。大汗蒙哥亲自率领的60万蒙古大军，才是蒙军主力所在。
所谓“蒙古骑兵被全歼”的事实是：“埃及的倾国之兵”，或者说埃及最精锐的马穆鲁克12万精锐骑兵，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打败了旭烈兀的一支小分队。这支小分队，是蒙古西征军统帅旭烈兀率30万主力骑兵东归以后，留下的一支负责受降和治安的小部队——这是蒙古人的惯例，他们在占领一座城池后，留守的人极少。何况就是这样一支小部队，在与十倍于自己的马穆鲁克的战斗中，还差点扭转战局。
我们再看一看钓鱼城战役概况。
双方力量对比同样悬殊：蒙军是大汗亲征，将帅如云，号称60万铁骑；宋军是四川军事力量的一部分。钓鱼城守将王坚的人马几何，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连老百姓一起，共“十万军民”。也就是说，加上老弱妇孺的总数，还不到蒙军总数的20%。这也是一个根本不成比例的比较，不同的是，蒙军实际兵力和武器装备远远优于钓鱼城军民，占了绝对优势。
从时间跨度看，钓鱼城战役双方对垒至少有半年以上；
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在这样长久的对抗中，双方的军事力量得到毫无保留的展现，而不是像恩加图战役那样，只有一次接触——一次有极大偶然性的接触。
从战果看，蒙古元帅汪德臣等一批名将战死钓鱼城下，钓鱼城先后的主将余玠、王坚、张珏、王立无一人战死；尤其是钓鱼城战役以蒙哥大汗驾崩为结局。而一个怯的不花，就差点让12万奴隶兵赢来的胜局翻盘。这些数据直接地指示着，恩加图战役和钓鱼城战役的全局意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从两次战役本身的关系看，蒙哥大汗的驾崩，使旭烈兀立即东归，直接为恩加图战役创造了条件——没有钓鱼城战役，恩加图战役的大前提就不存在。所以我们说，恩加图战役本身就是钓鱼城战役的一个附带成果；漫说没有钓鱼城战役，旭烈兀不会和别儿哥开战，即使有怯的不花被杀的事，他的威胁也必定成为事实——在13世纪蒙古骑兵无人可挡的年代，类似怯的不花这样的大将被杀之类局部失利并非第一次。蒙军每次在一次小失败之后，总是伴随一次势在必得的血腥报复和屠杀。例如，旭烈兀的父亲拖雷手下的大将脱忽察儿在追杀摩诃末的战役中阵亡，拖雷在回到那里之后，先是屠城，再是放水灌城，以消灭那些躲藏起来的生命……
所以，从恩加图战役的起因到结果，实际上都受到钓鱼城战役的笼罩，没有钓鱼城战役，就没有恩加图战役，更没有蒙古人失败的结局。
从两场战役的后果看，即使蒙古西征军先锋怯的不花战死，和他的队伍全军覆没，对蒙古帝国大局也丝毫无损——尽管旭烈兀本人难免会有切肤之痛；而钓鱼城战役使蒙古帝国的首脑，大汗驾崩。从而直接导致了群龙无首，帝国亲王争权夺利的混乱才使蒙古帝国从此因内耗而分崩离析、一蹶不振。尤其是旭烈兀被别儿哥打败，大伤元气，无力再扩张和报复。
以上对比足以说明，钓鱼城之战才是蒙古旋风突然终止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钓鱼城战役是重庆军民凭借地势和血战精神，与大汗蒙哥亲自率领的蒙古大军殊死搏斗的胜利。
它使诸多蒙古名将纷纷战死钓鱼城下，并且直接造就了远隔千山万水的恩加图战役。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研究文字也无法否认，马穆鲁克骑兵获胜的机遇和条件，本身也是钓鱼城战役所提供的。没有钓鱼城军民浴血奋战，使蒙古中央军半年不得前行一步，拖死大汗蒙哥，那么恩加图战役的起因、过程和结果统统不会存在！所以，我们说，恩加图战役不过是钓鱼城战役的世界性效应——而且远非唯一的效应；如果说马穆鲁克打破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之说，还被人称为“科学”的话，那我们只能说：这是“科学”的悲哀！
这样，我们的结论是：恩加图战役是钓鱼城战役世界性影响的直接反应。与其说恩加图战役是中止蒙古旋风的决定性战役，倒不如说钓鱼城战役是促成恩加图战役的决定性因素。有人说，正如同窝阔台的死拯救了欧洲，蒙哥的死拯救了伊斯兰。这话才说到了点子上。
3.钓鱼城战役的连锁后果
蒙哥之后的汗位之争：主要是在蒙哥出兵征伐四川的同时，留守大漠的六皇弟阿里——不哥联合西方面军的一部分亲王和察合台的后裔等，与征伐“南家思”即南宋的四皇兄忽必烈的争斗。许多亲王都加入了其中的一方，最终结果以忽必烈取胜，阿里-不哥失败而告终——这个直接关系到汗位的争斗对于蒙古帝国的成员来说，无疑比别儿哥、旭烈兀之争意义更为重大。在忽必烈经过激烈的斗争战胜阿里不哥后，争夺的汗位已近乎虚衔，从此也没有像前任大汗那样统治全蒙古的权威。
此后，忽必烈的势力和兴趣也已只局限于南家思（南宋）
方面，无力统领成吉思汗各支系子孙。这样，“蒙古帝国”就以蒙哥的去世而分崩离析。各亲王都忙着去建立自己的方国。
蒙哥大汗生前绘制的宏伟蓝图，也因为他错误地选择了攻打钓鱼城，这个攻不破的堡垒，而没有了实现其宏图霸业的继承人。
此后，旭烈兀除了经营他已经打下的一片江山，再也没有扩张地盘；别儿哥也只顾得上经营他在金帐汗国的权力地位；忽必烈在他的势力范围——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建立了元朝，与成吉思汗到蒙哥时代相比，“大汗”已经徒有虚名。
从此，蒙古人面向全球的攻势和扩张，以蒙哥大汗客死钓鱼城为契机，嘎然而止。
安·米·潘克拉脱娃的《苏联通史》说：“靼鞑人的力量在同俄罗斯人的斗争中消耗殆尽，这就使得西欧各国人民没有遭受靼鞑人的蹂躏”。好像西欧免遭战祸的原因，是俄罗斯人的功劳。这话是没有道理，也没有得到公认的。事实上，当初窝阔台陈兵法德边界，正准备全面进攻，就是因为成吉思汗驾崩的消息传来，窝阔台才为了大汗的去世，突然撤军的。这也辅证了旭烈兀为何收兵。再从后来事件的发展看，俄罗斯人对拔都势力的抵抗，与蒙古旋风嘎然而止基本上没有关系，哪里谈得上他们“使得西欧各国人民没有遭受靼鞑人的蹂躏”？
波兰人至今仍然在纪念1241年4月9日，认为他们在这一天抗击了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实际上，蒙古军队一支两万人的偏师，在这一天彻底消灭了波兰军队……到这里我想说：从这些各自被蒙古人打得丢盔亮甲，却又都声称阻止了蒙古旋风的宣传里，我们能不能反观一点钓鱼城战役的世界意义？该不该珍惜重庆祖先留下的遗产？
西方学者在论及马穆鲁克阻止了蒙古旋风的时候，有时也不免要承认点事实。1990年，大卫·尼科尔（David Nicolle）的专著《蒙古霸主》（The Mongol Warlords）提到：叙利亚穆斯林王国的崩溃似乎已是无法逆转的了。但这时传来了一个完全改变历史的消息。旭烈兀听说他的兄长，蒙哥大汗在头年八月去世，他急忙撤回阿塞拜疆，观察蒙古王国的局势变化，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与此同时……怯的不花被留在了叙利亚，只带着约2万人的部队。他的任务是扫清残余抵抗力量，建立政权……这些话，无疑已经证明了恩加图战役是拜“蒙哥之死”之所赐。但不知为什么，该书作者还是把恩加图战役看成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说：“事后，人们认识到恩加图（Ayn Jalut）之战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当然也是蒙古历史和中东历史的转折点……这也是蒙古征服西方的顶点。叙利亚诸城迅速转入马穆鲁克人控制中”。这前后的矛盾难道仅仅说明作者水平或论证严密与否么？事实上，在我们涉及的西方关于蒙古旋风的著述中，就没有一个说到过钓鱼城战役的惨烈和持久。更没有人提到过钓鱼城战役的世界意义，就连以蒙哥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也不提钓鱼城战事，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相比之下，《马可·波罗游记》的客观记载，倒还是相对真实的记载。联系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妖魔化中国，妖魔化蒙古的偏见，这里面有没有值得我们警醒的因素？。
4.钓鱼城战役更为深远的意义
仅仅把钓鱼城战役视为对13世纪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这个认识还远远不够。确切地说，它的影响到今天仍然在起作用。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后的三个世纪，欧洲从落后于阿拉伯和中国的东方文明，突然跃到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有学者认为，这本身就是“蒙古旋风”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人们普遍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成就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意大利的诗人艺术家与伊比利亚的海盗是他们的英雄。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他们为什么对一种被否定与遗忘了近千年的文化艺术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突然放弃信仰中完满的基督教世界，渴望探寻陌生的海洋与土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动机，引发了人文主义者的热情，诱使冒险家们出海？是何种观念，或信仰的改变，使世俗精神挑战基督教禁欲主义，追求现世幸福？是哪一次历史机遇，发展了贸易与城市经济，纵容君权对抗教权？”
文艺复兴于地理大发现只是那个时代的伟大成果，至于历史的动因，可能更深远，更复杂。这里所谓更深远，更复杂的历史动因，便是“蒙古铁骑彻底冲破了横在亚欧大陆的伊斯兰帷幕，突然展示的世界的广阔与繁荣让欧洲人难以想像”，从而使贫穷狂妄的西欧人，开始反省自身的出路。这是残酷的蒙古旋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蒙古旋风促使欧洲的有识之士开始反省为什么有过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尤其是东方世界？
在经过了100多年的反思之后，他们找到了适合于自身社群的那条曾经带给他们辉煌，中世纪时期又自动放弃了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所彰扬的“利己至上”的社会发展之路，回到这条被否定与遗忘了许久的，适合自身社群的发展道路。
重新从禁欲、禁锢思想的中世纪，回到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起点上谋求发展，这就是文艺复兴的深层历史动因。而这个“动因”的动因，就是蒙古旋风。所以“蒙古旋风”作为一段历史，无论有多少消极因素，对西方世界的这一积极影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抹杀的。
那么，钓鱼城战役与文艺复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妨根据以上一段史实再往深一步想：在蒙古旋风横扫欧亚的时候，上帝之鞭鞭梢所及，给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以摧毁性的打击。对于那些得罪过蒙古人的这民，更是报之以屠城和毁灭。在文化深层结构中，充满战争因素和利己至上因子的欧洲人，能不反抗蒙古人的侵略么？而反抗蒙古占领军的后果，只能是导致蒙古人的加倍报复。所以，如果没有钓鱼城军民阻止了蒙古旋风的进一步席卷，西欧遭到中亚和东欧一样的浩劫，在所难免。这样一来，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被摧毁净尽，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轨迹还会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么？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一种事物的发展却有他自身的规律。我们也都知道一个叫做“后怕”的俗语。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城阻止了让世界感到“后怕”的事情，恐怕才是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最大影响和最大意义！
第三节 钓鱼城战役的经济潜能与开发利用
一、钓鱼城古迹的价值与尴尬
尽管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有关于蒙哥客死“钓鱼山”的记载，但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南宋山城防御体系和钓鱼城的血战史，即使在中国文化界，知道的人就很有限，重视的人更有限。在我的视野内，研究钓鱼城的，多是研究宋史的学者，对于钓鱼城战役价值的认同，也更多的停留在考据和梳理上。
谈及钓鱼城战役的意义，更多的是讨论这场战役对巴蜀的意义，对南宋的意义，对军事的意义，很少人关注它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意义。直接的证据是，在《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列举的论文和有关钓鱼城的论著“存目”中，除杨群章教授的《钓鱼城保卫战的特点和意义》
论及钓鱼城战役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仅有只言片语谈及钓鱼城的世界意义，其他的绝大多数论文，几乎没有提及钓鱼城的国际意义。这次国际会议的成果也许是巨大的，但对于钓鱼城国际意义的讨论，笔者认为谈不上深入。
与之形成对照，笔者与比较文化学者谈及钓鱼城，几乎没有人不感到吃惊。有位留学英国的知名学者听说钓鱼城事迹，竟满怀狐疑地问我：“正史有记载吗？几百年前的事，现在说起来，是真的么”？言下之意，这么震惊世界的事，连我都不知道？说来也难怪，就连金庸小说《神雕侠女》，也把蒙哥战死的地点误以为是湖北襄阳，为此还在他的再版后记中，做了一个越涂越黑的辩解……连在“蒙哥之死”上做了这么大文章，在整个汉语文化圈都影响颇大的金庸，尚且没有对钓鱼城战役有起码的了解，又遑论其余呢？
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庆钓鱼城的世界意义，逐渐为欧美学界所重视，关注和研究钓鱼城战役世界意义的论述也开始出现。我和有点层次的外教交流之后，有的外教竟高兴得跳起来，似乎要立即飞到钓鱼城；有的在兴奋之余，向他们国内研究蒙古史的学者传递了信息，并且在美国媒体上发表了有关看法……从下面一封信中，也许可以窥见钓鱼城事件的巨大魅力：
“我最近到中国教英语。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位研究旅游的学者。他告诉我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介绍当地旅游景点的书中有一节涉及到一个叫钓鱼城的地方。这既是一个旅游景点，又有着历史意义。它在离重庆约60英里的嘉陵江畔。”
1259年7月，在6个月的围攻后，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大军企图攻下这个城堡，打通征服南中国和南亚的通道的计划失败了。正如W教授所说，这场战役中止了蒙古大军势不可挡的进攻步伐，因为蒙哥大汗的死，几个月后，这个消息导致了蒙古军队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这次失败一般被认为是蒙古帝国扩张的终结。尽管20年后忽必烈完成了对宋朝中国的征服，但他的确没有继续扩张。
W教授有关钓鱼城历史的文章主要依据的是中文资料，包括当地的县志等历史记录，都没有英译本。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或有什么问题，我会很高兴为你解答，或为你翻译一些文献资料。如果你不想继续研究蒙古问题，而别的人想研究这个问题也可以告诉我。
这位博士，对钓鱼城文化遗产的肃然起敬，而且试图让他的同胞前来研究，说明钓鱼城不是没有吸引力，而是我们国内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由于研究不深入，国内对钓鱼城事件的世界意义的认识不到位，对钓鱼城古迹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经济潜能认识更是无从谈起。这样的后果是，重庆有关方面在口头上说钓鱼城重要的不少，但了解钓鱼城意义的成果却不多；有关部门对钓鱼城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经济潜能视而不见，更加不足为奇。
有位学者谈到：“2004年春节，我们的学生也接待了一批直接针对钓鱼城来到重庆的外国游客。但是，钓鱼城的宣传开发要点显然还不尽如人意。外国游客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史书上说的那种世界意义的感觉’”。
可见，钓鱼城这笔文化遗产的开发，对于重庆旅游资源而言，应该说是忧喜参半的。一方面，钓鱼城和许多山城遗址至今犹存，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另一方面，这些堪称无价之宝的垄断性旅游资源价值，并没有得到符合它们身价的保护和开发，更没有得到正确的传播。前几年，合川的一些部门很是“宣传”了一阵钓鱼城。说要请某某某顶级策划人挂帅，用“三亿元”打造一部打进好莱坞的巨片……一时间，钓鱼城在网上和一些官方会议上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们姑不说这个虚幻中的“打进好莱坞的巨片”如果付诸实施，是否能有效地推广钓鱼城，也假定这个设想反映了有利于重庆发展的美好愿望。只想说一点，如今这个计划，已经彻底止步于炒作，关于“三亿元大片”的事好像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基本上反映了钓鱼城在官员那里的“可利用价值”和遭遇。从中可以窥见，钓鱼城至今仍然鲜为人知，从根本上说是有关部门不了解、不重视的结果。这些来自我们自己的缺失，使得在讨论以钓鱼城为中心的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时候，还不得不先作些起码的论证和知识性扫盲。
二、钓鱼城的影响面和开发利用潜力
1.钓鱼城的潜在影响面
至今藏在深山的钓鱼城有多大的影响潜力，我们不妨这样来看：蒙古旋风的影响潜力有多大，它的影响面就有多大。
换言之，它与欧亚非三大洲主要国家都有关系。我们的理由是，13世纪的蒙古旋风，是人类历史上影响面最大的动荡。
涉及的国家，用今天的国名统计，至少有40多个，这些国家的出境旅游者，都可以视为钓鱼城的潜在旅游市场。加上对“蒙古旋风”感兴趣的各国知识阶层，钓鱼城潜在影响之大，那个账，谁粗粗算一算，可能都会咋舌。
前文说过，钓鱼城战役不仅遏止了蒙古旋风的狂扫势头，使钓鱼城同所有被蒙古旋风扫掠的国家都挂上了关系，而且它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价值，还远不只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能够对钓鱼城与各国的“关系”，以及其中吸引世界眼球的意蕴加以利用，对于开发钓鱼城古迹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看一看蒙古铁骑所扫掠的主要国家和民族在今天的国名，对于钓鱼城客源国的保守估计，就会心中有数了：
在亚洲，蒙古铁骑除踏遍金、宋、西夏、吐蕃、大理等今天中华民族的全境外，还荡平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塞浦路斯、亚美尼亚、印度、缅甸、朝鲜、巴勒斯坦……“日本和马来西亚也受到攻击”。
在欧洲，上帝之鞭横扫了俄罗斯诸大公国、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乌克兰、克罗地亚……以及多瑙河、乌拉尔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并在1241年挫败了西里西亚的德意志人，意大利的罗马教皇也受到巨大震慑。
几乎与蒙军席卷东欧同时，西欧的国家无不震恐，法皇派使臣向蒙古人“谈判”，这种谈判实质是很明白的，不过是向蒙军求降的体面说法而已。英国也派使者前往成吉思汗之子的帐下，请求与蒙军合作。这些国家之所以这么屈辱，不外乎因为：“教皇和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们甚至把蒙古的侵略视为‘天罚’，无可奈何，只能乞求上帝的怜悯”。北非古国埃及受到了旭烈兀的威胁，在前文中已经说得不少，不再重复……加上间接受到蒙古旋风扫掠的国家，钓鱼城潜在影响可说是包括了欧亚非三大洲的主要国家。再宽泛点说，由于蒙古旋风席卷全球，钓鱼城的潜在影响是遍及全世界的。
毋庸讳言，这种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吸引眼球的力量，这种力量，又是很容易转换为经济效益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城的开发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2.钓鱼城的开发利用潜力
钓鱼城的开发利用潜力何在？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钓鱼城战役是否间接地保留了文艺复兴的物质基础，这个关系到东西方格局和文明进程的话题，在西方也有人论及。所以，钓鱼城战役关系到世界文明进程，其中藏有激起欧亚非游人前来凭吊探奇兴趣的巨大潜力。只要能依靠多语种综合优势，激发世界各国游人凭吊蒙古旋风终结圣地的欲望，就能产生无可取代的旅游经济效应。这里，我们先就重庆钓鱼城的旅游开发潜力作一探讨。
钓鱼城遗址、遗迹至今还依稀可见，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对钓鱼城这个世界性亮点已经有点认识。这里需要声明的是：关于抗蒙山城防御体系和钓鱼城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不仅仅是军事的，也不仅仅是旅游方面的。抗蒙山城防御对抵制蒙古扩张的不朽业绩和钓鱼城战役对中国尤其是对直辖重庆的意义，还远远没有为应该认识的人所充分认知。
基督教领袖称蒙古人的扩张是“天罚”，不敢与之抗衡的心理，颇能代表欧洲人对蒙古军的恐惧。据《匈牙利史》载：
蒙古入侵者的数字被当年的编年史夸张为“入侵人数达五十万人”。说拔都的蒙古军队的入侵，使当时匈牙利的200万人口锐减了一半。这些数字是否符合事实姑且不论，其中反应的恐惧之情，起码说明亚欧国家对蒙古旋风至今记忆深刻。
亚欧国家对蒙古旋风的夸张和记忆越深，制止了蒙古旋风的钓鱼城战役的神秘感和旅游吸引力便越大。我在研究钓鱼城旅游吸引力的几年中，接触过（美）海斯·穆恩·韦兰的《世界史》；（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斯著的《世界文明史》；（英）乔治·伊登，（美）柯克《中东简史》；（苏）安·米·潘克拉脱娃主编的《苏联通史》以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匈牙利、阿富汗等国别史和英文版的一些世界史和国别史……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书中，只要涉及13世纪的历史，无一例外地用了不少篇幅介绍“蒙古旋风”。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现在德国的中学历史课本，都有蒙哥之死的介绍，美国、加拿大等国对钓鱼城的研究文字，也时时出现在互联网上。这些，难道不是值得利用的宣传钓鱼城的信息吗？
近年来，所谓西方世界妖魔化中国，成为国内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一些博士教授花了不少精力在理论著作中去寻找讨论的话语。我想，如果那些分析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文字，不仅仅从理论著作中找“做文章”的材料，放一点精力在历史著作中，对蒙古旋风的来龙去脉做点调查，可能会有新奇的发现：妖魔化中国的根源，很可能来自西方世界几百年来挥之不去的对蒙古骑兵的恐惧。
在13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的Chronica Majora一书中，有一幅疯狂丑化蒙古军残忍的画面：画面中有几个被丑化的蒙古兵。正中的一个，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正在把一个孩子穿在一根棍子上，在火苗上烤着吃；另一个正拿着烧熟的两条人脚在啃；旁边，是几个被砍掉的人头和肢体……从表面看，这种血淋淋的场面，仅仅是妖魔化蒙古人，但实际上，在英美人那里，更多的是联想到“契丹帝国”的黄种人。其中包括了中国在内。这既是英美右翼势力丑化中国的一种手段，也反映了他们妖魔化中国的根源。
我们是从1989年的出版物中取得原样的。它说明直到20世纪末期，欧美人对蒙古旋风，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忘。欧美人对蒙古旋风的记忆，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如果我们把钓鱼城中止蒙古旋风的意义传播开来，说明真正拯救西欧和伊斯兰世界的，正是中国的重庆军民，那么，从一定程度上消除西方右翼势力妖魔化中国的影响，改善中国国际形象，提高中国国际声誉，不是没有可能的。
据90年代初日本《旅游周刊》的一次调查，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日本游客占第一位，对我国风土人情感兴趣的占第二位，对冒险项目（如到西藏、丝绸之路）感兴趣的占第三位。这个调查结果说明，以钓鱼城古迹为中心构建重庆旅游总体战略，与突出历史文化特色的总体战略，是和谐的。
欧洲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景点的兴趣之大，超过了任何一种旅游门类。一位西柏林展览公司的经理曾直言不讳地说：
“到中国旅游的欧洲人，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对异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如果为了玩乐、享受，德国人就不来中国，而是去地中海，或西班牙。”笔者和本院教师，也曾在外籍教师中做过调查，欧洲人，包括来自英伦三岛的欧洲人，对蒙古旋风都有深刻的印象。在谈到蒙古扩张历史时，没有一个欧美人感到陌生；我们把钓鱼城战役及其意义作了简单介绍之后，没有一个不是由惊羡而手舞足蹈，恨不得马上飞往钓鱼城的。
1998年～1999年川外外籍教师，爱尔兰人凯瑟琳·温丽告诉我们：“欧洲到中国旅游的人，只要了解钓鱼城战役及其位置，完全可能蜂拥而来。因为到中国旅游的欧洲人，大多要事先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要先进夜校学习有关知识，或者找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看。”据我所知，中国官方组织写作出版，给英美人阅读的旅游指南，对钓鱼城的介绍很不显眼。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把这些无价之宝当回事，人家怎么可能给你当回事？从这点上说，13世纪蒙古旋风止于钓鱼城这个事实，钓鱼城在中国的哪个位置，都需要我们自己向人介绍宣传。否则，钓鱼城这样的重庆文化亮点，就只好继续蒙尘。
三、关于钓鱼城旅游资源的开发
1.重庆钓鱼城开发的机遇与前瞻
重庆钓鱼城具有如此巨大的开发潜力，那又如何开发？
这个问题本不是本书的探讨范围，但如前所述，国内钓鱼城研究的大本营，主要在重庆、成都。过去的钓鱼城研究重点，较多的是聚焦于个别史实真伪的考证。很少开发钓鱼城经济潜能的文字。不客气地说，国内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这个流行病，已经使我们丧失了不少把钓鱼城的辉煌展现给世界的机遇。
中国旅游指南（英文）网站http：//www.travel-Chinaguide. com所列举的重庆旅游景点中，提到了南、北温泉、瓷器口，却只字未提钓鱼城。更令人不解的是，该网站2003年12月28日的“蒙古征服中国”一文中，也居然只字未提钓鱼城。与美国教育信息中心网站和哈佛教育网站比起来，美国人要求学生：“了解窝阔台之死对蒙古人进攻欧洲的后果；了解蒙哥之死对蒙古人征服埃及计划的影响”……作个对比，可见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旅游宣传工作存在明显的问题和盲点。甚至可能多次丧失了通过钓鱼城事件，提升重庆国际知名度的机会。
在重庆旅游部门，也存在一些对于钓鱼城旅游资源的偏见。据说前几年一些当地旅游研究学者向旅游管理部门主要领导提到钓鱼城，个别领导以“钓鱼城没什么看头”为由，一句话否决了对它的关注。
钓鱼城开发的途径如何？199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和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的倡导下，设立了世界旅游组织丝绸之路项目。1994年19个参与国通过了“丝绸之旅撒马尔罕宣言”（The Samark and Declarationon Silk Road Tourism）。这个世界旅游组织牵头的丝绸之路项目（WTOSilk Road Project），是基于“众所周知，多少世纪以来丝绸之路上走过征服者、商人、传教士、地理学者，而最近更多的是旅游者”这一事实的。换言之，所谓“丝绸之路”，已经是“文化交流之路”的代称，是连接东西方，交流文化、艺术、观念、技术与信仰的重要通道的代称。如今，参加丝绸之旅的国家，已经增加到24个，绝大多数是与蒙古征服者相关的国家。
1994年主办首届“丝绸之旅”大会的撒马尔罕，和2002年主办第四届“丝绸之旅”大会的布哈拉，都是乌兹别克斯坦在蒙古旋风“起于青萍之末”时被蒙古骑兵摧毁，遭到屠城厄运的繁华城市。布哈拉还是1219年成吉思汗首次自称“上帝之鞭”的城市。也就是说，“丝绸之旅”的参与城市，是以与蒙古旋风有关的国家和城市为主的。
对重庆有启示的是，作为旅游线路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交换丝绸之路，它还是“征服者之路”，与当年蒙古旋风的扫掠相关之路。再说，丝绸之路作为旅游线路，要成为旅游精品，本身也需要增加“蒙古征服者之路”这样的旅游资源因子来提高自身的品位。因此，把重庆纳入丝绸之旅线路，对于这条线路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换个视角看，蒙古大帝国时期，本身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黄金时期。“蒙古帝国的广袤土地使得货物、知识与观念的跨洲际交流首次得以进行。在13世纪一段时期，欧洲、亚洲的主要干线（即丝绸之路）在蒙古人统治的和平下开放。这种由恐怖增强的和平十分有效，商人们、传教士们得以在大汗保护的名义下，相对安全的穿越东方与西方。”在那个时候，有人头顶一盘金子，在丝绸之路上走上千里，也不必担心强盗。如果说“蒙古旋风”客观上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话，打通中西方，延伸畅通无阻的丝绸之路，当是其中之一。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重庆参加世界旅游组织的“丝绸之路”项目，肯定有利于宣传钓鱼城，开发钓鱼城的旅游经济潜力。同时，这也是展示重庆历史文化亮点的机会，只是1997年以前的四川和直辖以后的重庆，至今还没有任何通过参加丝绸之旅来提升形象的明显的行动。迄今为止，国内已经建立了多个“丝绸之路”网站。不知为什么从未将重庆的钓鱼城纳入其中。2001年，四川外语学院一位英语教师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其时有个“中国丝绸之路”国际互联网刚刚建立，正在向与会者征求意见。当她提出丝绸之路应该把重庆钓鱼城算进去的意见，对方极感兴趣，说“西安、新疆等地，都有专家介绍，但对重庆这段历史，我们不清楚”。
并立即邀请笔者为其网站撰文介绍……可见，国外和埠外，不像我们自己的一些官员一样，对钓鱼城置若罔闻。丝绸之旅本身，是并不排斥制止蒙古旋风的关键城市的。只要重庆方面对钓鱼城有足够的重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顺便提一点：钓鱼城所在的合川市政府，从2001年以来，似乎对于钓鱼城开始感兴趣了。但他们建造的，主要是“现AD1200-1300，ibid，p. 31.代旅游设施”。在当地政府网站上，除了“彪炳千古钓鱼城”之类的话，并没有多少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内容。有几幅展示“今日钓鱼城”的图片，也还不足以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我想，钓鱼城虽然在体制上属于合川政府管理，但是如果没有中央和直辖市政府的指导和配合，仅仅靠一个县级政府来发掘这种旅游资源，恐怕钓鱼城遗址的旅游资源价值也难以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挖掘，更不用说推向海外。当然，如果有关部门意识不到它的意义，没有配套的设施，那就不如不开发，不宣传，让这份重庆祖先的遗产完整地留给后来的有识之士。
2.重庆钓鱼城面临的机遇
虽然我们错过了一些机会，但总的说来，目前宣传开发重庆钓鱼城遗迹，应该不算太晚。类似钓鱼城这样的古战场遗址，往往需要影响面很大的文学名著做一些历史知识和审美情趣方面的铺垫和普及。如湖北的赤壁之战遗址，很大程度上是《三国演义》和苏轼的《赤壁怀古》给“吹”出来的“名气”。迄今为止，重庆钓鱼城还没有被我们的作家所重视，这既是一个缺失和遗憾，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不过，对于宣传钓鱼城价值来说，眼下倒是有一个软环境可资利用。
北大钱理群教授认为：“正是金庸小说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而影响巨大的《神雕侠女》，虽然张冠李戴地把钓鱼城战役拖死蒙哥的结果，算到了襄阳城的账上，但总算帮钓鱼城旅游资源的传播，弥补了缺乏文学名著介绍的一部分遗憾。我们知道，由于风靡海内外华人群体的金庸《射雕英雄传》、《神雕侠女》等小说和多次反复改编的电视剧，本身就取材于那段历史。尤其是被称为最重要代表作的《神雕侠女》，恰好是以蒙军南侵为故事线索，以蒙哥之死为结局的。这部小说多年来被港台影视界多次改编，在电视台反复播放，使世界各地的华人对蒙古南侵的那段历史了解越来越多；拖雷和蒙哥的名字在华人社会中知名度则可谓家喻户晓。这无异于为我们开发宣传钓鱼城史迹作了文学角度的扫盲和铺垫。虽然金庸把蒙哥之死的地点写成了襄阳，而且作品中的蒙哥之死是被杨过脚风还是掌风打死的。
这种几近神话的虚构，同时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关于蒙哥死因的悬念，也给我们的宣传留下了空间。在这种情势下，只要因势利导，把旅游者求新、求美、求知、求实的心理和金庸小说的文学效果巧妙地结合起来，激发起金庸观众和读者前来寻求“蒙哥之死真相”的旅游欲望，不也可以产生巨大的促游效果吗？前两年，陕西省投巨资，借“金庸热”搞的“华山论剑”大型旅游促销活动，影响很大。我觉得重庆也可以借鉴，也可以通过“金庸”做宣传钓鱼城的文章，至少可以借金庸作品做点文章。
所以，只要从现在开始，狠抓钓鱼城的宣传开发，那就还没有错过最近这一时机。在未来的几年中，重庆和中国旅游将连续迎来多次的大型国际旅游活动。这对于钓鱼城旅游资源的宣传促销而言，无疑是难得的机遇。譬如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为全面推销钓鱼城精品的重头戏，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作为进一步的尝试，相信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时间有点急促，但只要措施得力，不是不可能的。如果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钓鱼城旅游资源推向世界的时机，不知又该等到猴年马月了。
在很多旅游从业者眼里，只有长江三峡和大足石刻才是有名气、“有看头”的重庆旅游资源的骄傲。这个看法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还有人说重庆旅游的拳头产品是“温泉”，这恐怕也未必妥当。从目前的名气和影响角度看来，长江三峡名胜和大足石刻是当之无愧的重庆旅游龙头产品。但它们的潜力已经发掘得很充分了。如果一再在这种已经为市场充分了解的旅游资源上反复纠缠，恰恰违反了旅游有效宣传原则。
大卫·奥维格尔在《关于旅游有效宣传九项原则》中说：“你们要接受聪明的老不列颠的劝告，你们不要只是出售伦敦，它基本上可以自销。你们还要出售有大教堂的小城市，湖泊地带，城堡，莎士比亚故乡，和农村小旅店”。显然，长江三峡和大足石刻，正是“基本上可以自销”的旅游资源。而且作为重庆旅游战略核心，长江三峡和大足石刻也还有各自的局限：
从长江三峡来看，第一，三峡旅游远离中心城市，把它作为主要吸引物，缺乏对主城区及其周边城市众多的旅游资源产生带动效益；第二，三峡旅游是以“过境性旅游”为特点的旅游产品，对于吸引游客在重庆多逗留的旅游经济目标，作用有限；第三，三峡黄金水道不是重庆所独有，而是和湖北宜昌共同拥有的旅游资源，在三峡旅游整体规划中，很难顾及重庆直辖市其他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事实上，由于湖北省旅游开发早，宣传力度大，从宜昌下水游三峡的旅游者，大大多于从重庆下水的游客；2003年，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重庆旅游局和宜昌旅游局之间，关于三峡的归属之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目前三峡135水位已经告别了三峡的部分景点，而新的库区景物是否能具备足够的吸引力，既有待宣传，又有待实践的检验。不要说新的景观可以和过去的三峡胜景媲美，也不说新景观随水位变化还充满了变数；即使高峡平湖具有世界自然人文景观的吸引力，也总得等到2010年175水位线尘埃落定之后，通过我们的宣传促销，才有可能实现它的旅游资源价值吧。
大足石刻，作为旅游战略的首要吸引物，也有其局限。
这是因为：第一，作为石刻艺术瑰宝，远看有敦煌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山西云冈石窟，近看有近在四川的乐山大佛。
这些石刻艺术闻名海内外的时间，都大大早于大足，也同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大足石刻作为石刻艺术圣地和佛教圣地并无垄断性地位，直接吸引国外客源市场的吸引力更是有限。
此外，三峡名胜和一大批重庆著名景点，都有远离中心城市的共同缺点，不具备推动重庆促游业整体发展的战略中心的充要条件。譬如金佛山、缙云山、仙女山、四面山……
从根本上说，它们的主要客源，恐怕主要来自市内和周边城市。换言之，从已经开发的重庆旅游资源来看，重庆旅游资源亟需一个有直接国际吸引力的拳头产品来加以整合。这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开发钓鱼城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说重庆旅游需要国际性旅游吸引力的拳头产品？
不妨和周边的湖北、四川、云南等旅游发达的兄弟城市作个比较。云南独一无二的景区多：如西双版纳、路南石林、民俗风情、世界花卉博览会……加上他们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较早，促游业也搞得好。用当地地方官员的话说：“过去大家没有睡醒，我先走一步，赚了点旅游的钱”。根据笔者的切身体会，云南旅游倒不是一定最好，但是他们搞得早，占了先机。
至少，许多相似景点的知名度大大超过了重庆，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正视，必须承认差距的。
再看与我们共同占有长江三峡的湖北，仅占三峡三分之一的湖北宜昌，吸引的游客远远超过了重庆。小小一个宜昌市，何以在与我们争夺三峡游客方面，还大大走在重庆的前面，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么？再说，直辖重庆何以不如一个小小的宜昌？不就是一个三峡大坝的人文景观么？如果钓鱼城成为丝绸之路的一个点，成为国外游客必定前往的一个点，那么，有哪个参观了重庆钓鱼城的游客还会绕道宜昌上船，参观高峡平湖呢？被国际旅游市场带动起来的国内游客，又有谁会从宜昌下水逆流而上徒然增加宝贵的旅游时间呢？
四川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俗称“天下风光在蜀”，不是虚话。九寨沟、三星堆、峨眉—乐山、都江堰—青城山……都是名声在外的世界级旅游资源，一大批如海螺沟、米亚罗、剑门关、泸沽湖、螺髻山等极富特色和潜力的自然、人文和民俗旅游资源正在逐步产生影响。而且，四川旅游起步早，效果好，2003年还成为国内旅游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与这些旅游资源相比，重庆和很多兄弟省份一样，很难与之相提并论。所以，重庆市要通过旅游促销取得经济效益，必须开发那些“藏在深山人未识”而具有重庆特色和巨大潜力的旅游资源。否则，我们的旅游大市、旅游强市之梦，就很难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