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生》说不上是造谣之作，顶多扣上一顶“倚靠权势”的帽子。“暗地造谣”者，只有两篇“半谷通讯”而已。何以就造出如此大的风波来呢？从以往《新青年》的办刊手法来看，“四面树敌”是他们扩大影响的策略。从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戏，到旧戏讨论，到陈独秀声言不怕“断头流血”的“本志罪案”，《新青年》从来是不怕敌人多，就怕没敌人。张厚载造了他们的谣，恰恰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虽然张厚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学生，但不把这个题目铺张扬厉，做足做透，那真是对不起张厚载了。从刊物营销的角度去看，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在《妖梦》见报的同时，《公言报》又发表了林纾的《致蔡鹤卿书》，以向蔡氏求教的名义，公开质问新青年们：以前说停科举，废八股，剪辫子，放天足，逐满人，整军备，中国就可以强大，现在都做到了，也没见中国强大。于是又说要覆孔孟、铲伦常。“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林纾宣称，他翻译了一百二十多种外国书，凡一千二百万言，从未见过有鼓吹违忤五常之语，新学诸子的叛亲蔑伦主张，究竟是从西洋文化中学来的，还是从别的旁门歪道学来的？林纾《致蔡鹤卿书》。《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蔡元培对《妖梦》的“游戏笔墨”，固可以“大度包容”，不予理睬，但对林纾正儿八经的公开信，则不能视若无睹了。他在《公言报》上，做了公开答复，义正辞严，反驳了林纾对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两项指责，他再次宣示自己的办学主张：
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宇，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
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存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影印版。
对张厚载，蔡元培的批评，温和而严厉：“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平生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蔡元培《复张豂子君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影印版。
蔡函最后一句的用意，似乎对张厚载只作蒲鞭之罚，没有暗示将会有更严厉的处分，但新青年阵营群情大愤，非要把张厚载开除出校不可。周作人回忆：“后来林琴南的攻势愈加来得猛烈了，大有凭藉了段祺瑞一派的势力来干涉北大的形势（那篇《荆生》里便很有明显的表示……）张豂子也有在内策应之嫌疑，于是学校方面下了断然的处置，将他除名。”周作人《红楼内外》。《子曰丛刊》第4辑，1948年10月。
周作人臧否人物，喜用春秋笔法。这段回忆，先把林纾与段祺瑞挂上钩，再牵藤引葛，说张厚载是内应，“透露校内消息，给林琴南做点情报”。其实，北大的事务原是很透明的，并没有什么秘密情报可言，更何况张厚载不过是一普通学生，他知道什么机密？他策应个啥？就算他把校内的事情告诉林纾，又能怎么样呢？鲁迅不是一样从周作人处得到许多北大的消息？但通过林纾再把管道沟通到段祺瑞那儿，张厚载这热衷旧戏曲的学生，就俨然有了官厅密探的味道了。
但“官厅密探”这种理由，荒诞不经，拿不上台面服众。北大评议会最终以“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开除张厚载学籍。这比捏造一个“官厅密探”更糟糕，等于公开以言论入罪了。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从不轻易开除学生，况且张厚载还有三个月就要毕业了，他也慌了神，连忙找蔡元培求情。蔡氏让他去找评议会。他又去找评议会负责人胡适，胡适又让他找校长，只要校长要刀下留人，谁不给几分薄面？
不过，蔡氏尊重评议会，不愿干预。据张厚载自述，当时“本班全体同学替他请愿；不行。甚至于教育总长傅沅叔替他写信，也不行……特请他所担任通讯的《新申报》出为辩白，列举所作通讯篇目，证明没有一个字足以构成‘破坏校誉’之罪，结果仍不能免除处分。蔡校长给了他一纸成绩证明书，叫他去天津北洋大学转学，仍可在本学期毕业。”张豂子《歌舞春秋》。广益书局，1951年版。
3月3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终于登出一则“本校布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张厚载经此打击，不禁心灰意懒，索性辍学了。
林纾对此深感内疚，他一方面在报纸上公开道歉，承认自己骂人不对，一方面撰文劝勉张厚载“临窗读孔孟之书”，“无所戚戚于其中也”。林纾一个大名鼎鼎的读书人，以67岁高龄，向社会公开认错，这种勇气，不是一般人能及。一月以后，他在《公言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驽，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鉴！子之掖我，岂我之惭？林纾《腐解》。《公言报》1919年4月5日。
读起来，和陈独秀不怕“断头流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有异曲同工之效。平心而论，钱玄同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伤人之深，不亚于“荆生、妖梦”。林纾从心平气和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到恶言秽语的《荆生》、《妖梦》，他的火气，也是一步步被挑起来的，也正是新青年们希望看到的。
鲁迅后来屡把林纾（琴南）呼为“禽男”，则完全是模仿《荆生》、《妖梦》的手法，以丑化对丑化，以诋毁易诋毁了。拿姓名的谐音、字义丑化对手，中国人似乎偏爱此道，林纾不能免俗，鲁迅更个中老手，他把傅增湘叫做女官公，称蒋梦麟为茭白（蒋字古义为茭白），胡适是新月博士（胡字拆开为古月，与新月对，讥胡适与新月派），生动传神，入木三分。但钱玄同、鲁迅他们骂了也就骂了，在文学史上，其“战士”的形象，只有更添光彩，何尝受过一丝损伤呢？
当时社会上对北大，确实有不少风言风语。其中最为小报所津津乐道的，是陈独秀狎妓、打场（即与别人争妓而生纠纷），挖伤了某妓下体这一轶闻。无论任何时代，这种色香味俱全的八卦新闻，都是大众低级趣味的最佳调料，因此传得沸沸扬扬。
陈独秀这回是披了虱子袄，扯缠不清，百口莫辩了。蔡元培在致林纾的公开信中，特别声明：“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就是为陈独秀辩护。
红袖添香、狎妓冶游，在中国文人传统中，虽然不算什么丑行，但争风呷醋、大打出手，则从来也不是什么美德。陈独秀在北京有狎妓行为，似乎是坐实了，连最维护他的胡适，也都承认。后人的辩解，多集中于两点：一是陈氏没有因争妓打架而挖伤妓女的下体；二是关于陈氏狎妓的传闻，是守旧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
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说，“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邪）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所谓御用报纸，不是官府御用，而是守旧派御用。
胡适也就此事致函汤尔和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胡适《致汤尔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
其实，陈独秀有没有挖伤某妓下体，无关宏旨。关键在于作为一位公众人物，私行为与公行为，是否真的可以分开？同样，批评陈独秀狎妓行为的舆论，恒不必问来自旧派还是新派，只消问公众人物是否需要舆论的监督？如果公众人物的私行为确实有懈可击，是否因为他是公众人物而获得豁免？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况且，风月场所，并不是自家的卧房，本身就是一个公众地方，怎么能以“私行为”搪塞过去呢？从胡适对此事的反应来看，他的自由主义，在袒护朋友之际，便显出火候不够。
针对《神州日报》说“蔡氏对陈学长辞职，并无否认之表示”，3月l9日，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为陈独秀“辞职”等事，公开辟谣，称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暑假后文理拟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经评议会通过，陈学长也参加了会议。但这未能遏制谣言的传播，反而愈传愈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