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夜晚，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汤氏寓所开会，商讨怎样应付社会上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这一夜空气寒冷，室内的气氛也降到冰点。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2时，意见仍未能一致。
蔡元培觉得不应该向舆论压力屈服，牺牲一个难得的人才，但汤尔和力主驱逐陈独秀，以保全北大声誉，马、沈二人都支持汤氏，形成三比一的形势。据陈独秀的亲属后来讲述：“会上汤尔和、沈尹默极力主张不能留陈独秀，蔡元培校长原要挽留的，然汤尔和等极力引用小报上的种种诽言，声称此为堂堂高等学府所不能容。蔡不得已，乃废文、理科学长制，设教务长，统由教授会领导，陈独秀仍为教授。这明明是针对陈独秀的一招，汤、沈、马知道这样陈独秀定会愤然离去的。”吴孟明《陈独秀和他的北大情结》。《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蔡元培曾批评，北大是一个不自由的大学，北大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宣言》。《蔡元培全集》（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但这些干涉，是一般性的言论，还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是政府的正式表态，还是某些政客的私人意见？政府究竟是如何施加压力？这些压力与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有无直接关系？仍须有具体证据，具体分析，“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应含糊笼统。中国虽无民主之实，却还有民主之形，政府、议员、坊间，各持己见，吵吵闹闹，本属平常事，动辄提升到政治迫害的高度，实际也是一种“不容匡正”的专制表现。
汤、沈、马出于什么动机非要赶陈独秀走不可，历史上并无定论。是秉承政府的旨意，做了政府的卧底？还是与新旧文化之争有关？或者仅仅是浙江人排挤安徽人，搞同乡小圈子的把戏（汤、沈、马三人都是浙江人）？只能留待证据来说话了。
蔡元培没有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却屈从于几位教授的压力，似乎内部的压力，较外部压力大得多。周作人后来说：“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言下之意，汤、沈、马都是“反动派”阵营中人了。
胡适强烈反对处分陈独秀，但他无缘参加3月26日晚的会议。多年以后，他还耿耿于怀。1935年，他和汤尔和通信时，再次重提旧事：
3月26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即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这样，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就是无形取消，而不是被辞退，为他保留了颜面。
陈独秀对北大充满怨愤，已有离开的念头。沈尹默自知无法再与陈独秀合作，也以眼疾为由，自动退出《新青年》。甚至有人想另办一份新杂志（《新中国》）。从李大钊致胡适的一封信中，可看出当时《新青年》内部的矛盾，已昭然若揭。李大钊说：“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象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李大钊《致胡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大钊是好好先生，人前人后，尽量补罅葺漏，但新青年阵营的分裂，却已无可弥合。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6年以后，胡适在谈到3月26日那天晚上的会议，仍有无限的唏嘘与感慨。他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胡适《致汤尔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
而历史，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些偶然的因素改写。
1917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领到了一张入场券。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巴黎和会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翻身的一个重要机会。
1918年12月29日，梁启超率领军事家蒋方震、政治学家张君劢、外交家刘崇杰、经济学家徐新六、科学家丁文江，以及负责后勤的杨鼎甫等七人，组成一个非官方考察团，前往巴黎，以观察员身份，就近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咨询顾问和援助。
梁启超退出政坛后，没有归隐林泉，而是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他谈及自己游历欧洲的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国民责任。”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梁启超对推动民间社会的成长，贡献良多。他行前向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一个以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理事长，包括熊希龄、陆宗舆、孙宝琦、李盛铎、王宠惠等14人为委员的外交委员会，专责研究与巴黎和会相关的外交事务。据在外交委员会内担任事务员的叶景莘讲述：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汪、熊二人即联合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共五大纲，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分目为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理铁路、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其他大纲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梁启超出国前，亦来会与汪、熊、林、王等讨论了这个提案，以便在外接洽。提案经委员会开会讨论审查，于1919年1月6日一致决议通过，由汪、林二人亲呈徐世昌，奉命交院发。次日由林长民亲交代总理钱能训，于8日电致各专使，正在陆征祥抵法之日。l8日和会开幕。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务院电专使只将这个提案作为希望条件。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梁启超在北京又拜会了各国驻华公使，游说他们的同情与支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劳泽曾宴请梁氏，问他对山东问题的看法，梁氏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是对德宣战国，中德条约自当废止，中国理应收回其在山东权益，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没有任何根据。“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梁氏说，“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梁启超早已预见到日本鬼蜮多端，一定会花样百出，迫使中国政府让步。为了给政府撑腰，他认为有必要在官方的外交委员会之外，再组织一个民间的团体。叶景莘说：“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外交委员会是官方组织，国民外交协会是非官方组织，有些活动官方不宜出面，则由民间出面。两者内外配合，互相支持。
由国民外交后援会、财政金融学会、和平期成会、兰社、战后外交研究会、京师总商会、政治学社、国际研究社等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一个各团体的联合组织。在台前幕后，合纵连横，促成此事的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
1919年1月26日，彤云密布，朔风渐急。六大团体代表聚集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共同决定成立国民外交协会。2月3日，开第一次常会，作出四项决定：一、彼此互约有始终不懈能作中坚之决心；二、本会决定应有会长或理事为之表率；三、商定宣言书与最要条目通电之意见，推定蓝公武、梁秋水两会员起草；四、推定魏阜瓯、梁秋水、张展云、李道衡等接洽商集经费问题。当天，与会代表便以“国民外交协会及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名义，致电巴黎的顾维钧、王正廷专使，对他们作“声援赞助”。
2月16日，国民外交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10人为理事，许冠亭在《试论五四前后的国民外交协会》一文中称，协会只有七名理事，蔡元培、梁启超、汪大燮不是理事。然叶景莘在《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称梁氏为理事之一。会员百余人，全是社会知名人士，其中熊、汪、梁、林、范等都是研究系的人士。协会的宗旨为：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协会在全国许多大城市，都设有分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多个民间团体联合组成的具有全国性质的国民外交组织。他们不断以通电形式，向社会宣传上述七项外交主张，扩大影响，还组织社会名流，举办各种演讲会。其目的，在于动员全体国民“群策群力，再接再厉，于外交请愿皆有一致坚决之态度”。《晨报》1919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