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21日，徐世昌总统特委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意公使魏宸组，以及由南方护法政府委派的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五人为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由于代表团人数甚少，力量单薄，因此，民间对梁启超寄予颇高期望，希望他能够“化私为公”，协助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取合理的权益。
在中国五人代表团中，首席代表陆征祥，上海人，生于1871年，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出任外交总长，中国政府的现代外交体制，由其一手创立。顾维钧，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外交官，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成回国后，曾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
行前，徐世昌召集会议讨论方针。段祺瑞当年是力主中国参战的第一人，这时俨然以功臣自居，他认为此次参战，宣布过迟，不宜提过多要求。只要能收回德奥租界，取消其在中国的权益，并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以及修订海关税则，就很不错了。至于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声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
然而，日本偏偏食言了，段氏以为不成问题的青岛问题，后来偏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大问题。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七项要求：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大致上，还是梁启超出国前与外交委员会商定的那些要求。其中包括，把德国在1898年利用不平等条约，强占的山东青岛权益（包括租借地及路矿权、铁路警察权等附属权利），归还中国。
1919年1月27日，巴黎和会召开最高会议（即美、英、法、意、日所组成之十人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被邀列席，日代表牧野伸显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他一开场就打出了一张令中国代表相顾失色的牌：原来早在1917年2月，英、法、意三国已经和日本签订密约，保证在战后支持日本获得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的领土权。一直对中国表示同情的美国，也哑口无言了。顾维钧起而反对，指出此问题须先由中国陈述理由，再行讨论。
1月28日，顾氏在十人会议上，不用讲稿，即席陈词，长达半小时，解释中国直接收回山东权利的理由，并表示愿将中日密约公开。所谓中日密约，指1918年9月，段祺瑞曾以牺牲山东权益为交换条件，与日本签订了2000万日元的秘密借款合同。该密约规定，日本有权在山东筑路，有权驻军青岛、济南。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的字样。根据此规定，日本不仅继承了原德国在山东之所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密约成为和会上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的借口。中国代表称，“二十一条”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的，应视为无效；1918年的密约是“二十一条”的后续，当然也是无效的。但日本则称，密约是中国参战以后签的，不能说是受了胁迫，而且既然“欣然同意”，就证明不是在武力胁迫之下签的了，当然应该有效。
2月2日，农历大年初二，日本公使小幡趁中国人都在过年，向中国外交次长陈箓提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发言反对日本，全失友谊，要求电令其不得宣布中日密约，并改变态度，凡所主张，非经日本同意不得提出和会，否则日将取消去年9月参战借款合同，索还已付的300万，并以将取相当行动为恫吓。坊间甚至哄传，日方要求中国撤换顾维钧、王正廷二位专使。
研究系再次挺身而出。2月5日，和平期成会主席熊希龄密电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的双方代表，提议共同要求政府公开中日密约：“弟拟请双方各代表，目前将内政口口（暂缓）商议。以此次外交为第一问题，赶开临时紧急会议，联电政府，速照陆使（陆征祥）等所请，概将密约宣布。”《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在熊氏的推动下，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致电徐世昌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条约得由我国全权代表随时提出，诉之万国公论。”《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由于有民间及各政团党派的积极参与，当巴黎和会召开时，外交问题，已受到国内、国外（留学生与华侨）舆论广泛而高度的关注，政府的一言一行，都在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由研究系所控制的《晨报》，每天都刊登大量有关和会的新闻、函电。没有这种强大的舆论力量，单靠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搞不出一个五四运动来的。
梁启超一行，辗转旅途，2月18日才抵达巴黎。与此同时，国内各党派政团的观察员，纷纷汇聚巴黎。各界人士给中国代表团的函电，如雪片飞来，出谋划策，各抒谠论，甚至连康有为也不甘寂寞地致函代表团，建议争取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
顾维钧说：“他们是专为来观察和会向代表团献计献策的。其中有许多是各政党的首脑人物。如国民党的汪精卫先生、张静江先生、李石曾先生及该党其他要人；有与国民党对立而与北京政府合作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有所谓交通系的领导人；也有民本社的代表……这些政党领袖看来大都认为中国将在此案中获胜。同时，根据代表团所收到的贺电来判断，获胜的看法在国内肯定也很普遍。”《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然而，这种乐观没有维持多久，和会形势，便发生对中国的逆转。日本的要求得到英、法的支持，美国虽同情中国，但口惠而实不至。当日本以退出和会相威胁时，亦转而支持日本。他们对中国表示，不是我不想帮你们，而是你们自己和日本签下这么一个密约，让我想帮也没办法帮。中国陷于完全孤立的处境。
梁启超第一次听说有中日密约这回事，直如雷电劈脑，五内俱焚，从巴黎十万火急，致电外交委员会汪大燮、林长民，通报此事，并严词质问政府：“本去年9月间，德军重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聚九州之铁，铸成的大错，亦莫过于此。梁氏沉痛呼吁：“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人所败坏，实堪惋惜。”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汪大燮、林长民接电后也炸了庙，立即委托梁启超为协会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力争山东主权。上海洋货商业公会、出口公会、江苏省教育会等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请拒绝日本公使2月2日的无理要求。自此，民间的声音，渐渐从市井坊间，突破恶浊的政治空气，上达庙堂。
自山东问题交涉发生后，中国始而提出直接归还，但无人响应，只好退而求其次，对美国提出五国共管亦表同意，仅要求日本以文字声明将来交还山东。然所有妥协方案，均为日本所拒绝。
3、4月间，上海报界接到王正廷的电报，内称“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贬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电报没有明言卖国贼是谁，以致国内猜测纷纭，竟然有人怀疑到梁启超头上。
上海商团致电梁启超，警告他：“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并向政府举报梁氏“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
当时中国南北分裂，南方的护法政府、非常国会，乃以国民党系为主，国民党与研究系，是国会中的一对老冤家。这时，南方的非常国会也趁机起哄，利用外患，挑起党争。4月5日，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要求北京政府法办梁氏；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氏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氏，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
一场莫须有的闹剧，大轰大嗡地上演。前方打仗，后方内讧，历来如此。攻击梁启超的人叫嚣不已，挺梁的人也不甘示弱，国民外交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等社会名流，先后发表通电，为梁氏辩诬。蔡、王、范三人的联名通电称：“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极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4月8日，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范源濂、庄蕴宽致电梁启超，给他打气、鼓劲：“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日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不久，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强烈谴责去年9月的中日借款密约，呼吁尽快废除这一密约。谣言遂应声而破。
但王正廷所指的卖国贼究竟是谁？却仍属哑谜。在中国代表团内，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外患”，也有无数的“内忧”。和会一开始，代表团就因排名问题，闹出了许多风波。王正廷要排在顾维钧前面，北京政府要他排在顾氏后面。排名问题又牵涉到国内南北和谈的问题，更加复杂。
陆征祥以身体欠佳，不太理事，一度不辞而别，躲到瑞士。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王正廷甚至造谣说他与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女儿订婚，《字林西报》据此发表了两整版文章，指顾氏与北京的亲日派联姻，令这位中国代表团中的强硬派，备受困扰。因此，王正廷口中的卖国贼，是确有其人？还是为推卸交涉失败责任而虚构出来的？抑或是出于窝里斗而砌词诬指？不得而知。
不过，既然王正廷说有卖国贼从中捣乱，国内的舆论，便像探照灯一样，孜孜不倦地搜索着这个暗藏的卖国贼。千目千手，慢慢集注于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段祺瑞时代的中日密约经手人——交通总长曹汝霖（曾主持对日借款）、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签订《山东善后协定》的经手人）、中华汇业银行（向日本借款经办银行）总理陆宗舆身上。他们都被舆论打上了亲日派的烙印，“欲维持此等戕国条约以便其私图者，非此一种人更有谁耶！”
4月11日，章宗祥从日本返国，在东京车站被三百多名愤怒的中国留日学生包围痛骂，学生们大叫“卖国贼”，把一面面写着“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等字样的白旗，投掷到他的汽车上，竟像下雪一样把汽车覆盖了。章宗祥的夫人吓得抱头而哭。陈独秀在国内闻讯，幸灾乐祸地嘲笑说：“其实章宗祥他很有‘笑骂由他笑骂’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学生何忍这样恶作剧！”陈独秀《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每周评论》，1919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