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民愤然辞去在外交委员会中的职务。国民外交协会的八名代表，与总统府秘书长见面，严正指出：“山东问题实为此次外交一大关键。今既有此噩耗，最要之对待方法惟有请政府电训专使勿予署名为第一着，因不署名尚有可研究种种办法，若一署名则已成铁案，不啻自戕，毫无解除之余地。”《晨报》1919年5月3日。
然而，国民外交协会还在总统府内慷慨陈词，又有一种谣言，从政府内部传出，据说国务院已有密电给巴黎专使，指示他们在和约上签字。
［叶景莘说］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3日侵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并自草自缮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送交外交部条约司长钱泰接收。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个电文曾经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页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记得了。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一场震撼历史的大风暴，由此平地而起，瞬间席卷大江南北。
国务院究竟有无致电陆征祥，指示他们签约？是要求他们有保留地签字，还是无保留地签字？据当时在外交委员会中任职的梁敬錞说：“政府方面，初令陆外长向大会声明，对于三国决定草案，不能满意。旋令专使在保留山东条款之条件下，签字和约（5月13日）。迨知保留不能办到，则曾经一度，密令专使签字（5月23日）。嗣因国内风潮激烈，又令专使相机办理。”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8卷第5期，1966年。
由此可知，签字与否，在5月初，似乎还不算最急迫的问题，按顾维钧的说法，“从整个5月，一直到6月上旬，中国代表团都在全力以赴敦促修改（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方案”。顾氏亦指出，直到6月26日之前，“代表团所接训令一直为‘签字’”，“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顾维钧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研究系一直紧盯着政府的举动。外交问题最终酿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林长民出力最多，有论者甚至称：“在革命史上有名之‘五四运动’遂由林氏一人造成。”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虽然是夸大其词，但研究系为五四运动发动时最有力的推手，亦为抹杀不去的事实。
按叶景莘的回忆，汪大燮是5月3日晚上把所谓的“内阁密令”告诉蔡元培的，蔡氏当晚9时，找了几个学生代表在他家里开会，决定把5月7日的集会提前到5月4日举行。但这段记忆显然有误，如果汪大燮确实有去通知蔡氏的话，也应该在5月2日晚。因为5月3日白天，关于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噩耗，已经传遍北京了。提前举行大游行的决定，不大可能在蔡元培家里作出，因为蔡氏是不赞成学生们游行的。
许德珩证实，汪大燮向蔡元培透露消息的时间，是5月2日：“最初，这个消息（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是林长民（一说是汪大燮）告诉蔡先生的，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于是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于1919年5月2日晚间召开紧急会议。”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人民日报》1980年3月4日。不过，许德珩在另一篇文章中，却说这个会是5月2日下午开的：“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
那么，这个会究竟是下午开，还是晚上开？
据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回忆，是在当晚开，但只是循例举行的社务会议，并非专门为讨论山东问题而开的，“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会上大家不约而同谈到山东问题，愈谈愈激愤，当张国焘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时，大家轰然响应。于是，会后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7时在北大法科第三院礼堂开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的代表参加。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另据北大学生何思源回忆，“5月2日（他没有说明是白天还是晚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第4辑，1982年版。何思源说他当时是学生班长，参加了这个会，并亲聆蔡氏演说。代表们决定翌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间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这个会，与许德珩召集的国民杂志社的会议，显然不是同一个会。那天北大究竟开了几个相关的会？有哪些人参加了？关于第二天举行各校学生会议的决定，是在哪个会上作出的？各家说法不一，言人人殊。事实上，那天许多学生团体，都纷纷召集自己的会议，商讨抗议办法。
这些大大小小的会议，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地下的。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三个团体的少数成员，大约二十余人——据高师学生俞劲回忆，大部分是湖南人和江西人，有匡日休、夏秀峰、易克嶷、熊梦飞等——曾秘密碰头，讨论如何暗杀卖国贼，如何举行暴动。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在匡日休的回忆录中，对他们之间的秘密讨论，有详细的记述：
5月3日那一夜，某校的工学会开全体会议，由会员提议讨论“对于中日的示威运动，本会应取何种态度？”大多数主张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对付那几个仰日本军阀的鼻息，作国内军阀的走狗，并且惯以构成南北战争以快私意的曹、陆、章，就决定次日联络各学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等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并一面派会员先将曹、章、陆等住宅的门牌号数调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动。于是5月4日早晨凡在校主张激烈的分子就由这个工学会的代表实地联络的结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最后决定派人密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行踪。夏秀峰也证实，最初的计划，是打算在5月7日的国民大会上，“请曹汝霖等出席受质询时，将曹等当场打死一两个，以快人心”；但现在学生们决定5月4日游行，“一定会把卖国贼吓住，再不敢于5月7日到中央公园去出席会议。他们原来的计划，须提前于今天执行，到哪一个卖国贼的家里去（因此时还不知道一定是到曹汝霖家里去），就在哪里动手，能打倒一个卖国贼，就是好的。”夏明钢《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这些来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奉为座右铭。他们已做好明天早上站着走出校门，晚上躺着抬回学校的准备，有的人甚至写好遗书，安排好身后事了。
在经过近四年的启蒙运动熏陶后，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种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根本差异，即欧洲的启蒙运动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立足于“民族问题”之上。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不少人对启蒙运动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定民主就是群众的专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这样的哲人，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手枪与炸弹历练出来的。
匡日休说：“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学生，大多数是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中小学的学生。凡满清末年一切革命烈士所有的侠烈行为和伟大事迹，这时候的中小学的学生都留了一种很深的印象。”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因此，当国家有事时，他们便直接模仿起这些烈士前辈了。
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民主革命”这一特殊的名词组合。两个看似相反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会创造出怎样的一种奇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