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一个晴朗、大风的星期六。
许德珩和北大预科学生黄日葵到北女师串联。据罗家伦所说，这天《京报》主笔邵飘萍到北大，向学生们报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学生们情绪激动。下午1时，北大校园内张贴通告，召集北京13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当晚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开临时会议。
13家学校，计有：北大、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共有一千多名代表到会。
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
当晚成立了由20名委员组成的干事会，下面分成总务、演讲、国货维持等股。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方豪、康白情等人，都在干事会的20名成员之中，几乎由《新潮》与《国民》平分秋色。罗家伦自豪地说：“这两个杂志，所以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基础。”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但这两个杂志在五四运动之前，并不咬弦。《新潮》是白话文杂志，以启蒙为职志，而《国民》是文言文杂志，以救亡为理想。两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南辕北辙，《国民》不仅反感《新潮》，也不以《新青年》为然。许德珩直言，“五四”以前他们与傅斯年不对头，“五四”以后才统一起来。他们对陈独秀的态度，也是在“五四”以后，陈独秀赞成学生运动，才逐渐好转。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
由于新潮社的骨干人物，这天都到清华大学参观去了，晚上9时许才回校，所以没有赶上法科第三院的会议。这次会议由《国民》唱主角，会议主席是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但张国焘说是北大学生易克嶷），《国民》特别编辑员黄日葵、孟寿椿做纪录。学生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夏秀峰等人在会上发言。除了丁肇青外，其他人全是《国民》成员。
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还我青岛”四个血字，会场上爆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万岁声和鼓掌声，预示着中国的问题，最终是要用血来解决的。
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
具体时间是5月4日下午1时正。
新潮社的同学从清华回来时，会议已开到了尾声。罗家伦着急地埋怨许德珩，我们说好在5月7日发动，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但既然已经这么定了，他表示坚决支持，并马上在上面签了字。气氛如火如荼。
晚上11点多，各校代表陆续回校准备，没走的人仍不肯散去，继续聚集演说。这时一位山东学生登台发言，他说，断送国土主权，实曹贼等卖国的结果，章宗祥回国时，留学生高举卖国贼之旗以送之，世人称快。我们对于曹贼，为什么不能用同样方法一泄胸中之愤呢！与会者纷纷拍掌呐喊，以示支持。于是决定明天游行到公使馆表达意见后，到帽儿胡同的曹宅一行。学生们连夜做了三千多面旗子。
许德珩回忆说，那天晚上的北京13校会议，推举他起草宣言。他笔酣墨饱，一挥而就，当场就把《北京学生界宣言》写好了，“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宣言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的，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险，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已有由五国公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望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公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
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独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许德珩《北京学生界宣言》。《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宣言公开以“手枪炸弹”相威胁，放在任何国家，都将被视为触犯刑律的言论。然而，以清末革命志士为榜样的青年，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天职。这份宣言当晚似乎没有送去印刷，作为明天游行的传单。罗家伦说，五四游行时的宣言传单，是他起草的，而且是当天惟一的印刷品。不过他的说法，前后也有不一致之处。他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当夜（5月3日）11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却是这样说的：
民国八年5月4日上午10点钟，我方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以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五万张；结果到下午一时，只印成二万张分散。此文虽由我执笔，但是写时所凝结的却是大家的愿望和热情。这是五四那天惟一的印刷品。
罗家伦在两篇文章中都提到的狄君武，是一位“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学，以斗方名士自命”（罗家伦语）的学生，并非新文化同人，但在5月初，他成了最活跃的学生领袖之一。可见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新旧两派的学生都已站到一起了。
除了狄君武，另一位被提及的李辛白，是北大出版部的主任。可以肯定，罗家伦两处所说的是同一篇宣言，但写的时间与地点，都不相同。罗家伦起草的是白话文宣言，字数不及许德珩的一半，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罗家伦《五四运动宣言》。《罗家伦先生文存》（一），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版。
罗家伦不愧倚马之才，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许、罗二人的宣言一对比，罗氏的文笔，无论其气势或气概，都更具有鼓动性，因为它是用白话文写的，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样一个琅琅上口，掷地有声的口号，形成扣人心弦的强烈效果。口号具有强大的动员力，能够创造出一个好的口号，行动就已成功一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