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学潮爆发一个月以来，冲在最前线的，都是青年学生，而他们的师长辈，直接参与的不多，所扮演的角色，多半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斡旋者。蔡元培在9月复职时，对学生有一个讲话，他说：“诸君经了许多艰难危险的境遇，我卧病在乡，不能稍效斡旋维持之劳，实在抱歉得很。”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443号，1919年9月22日。他并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但学生既然已经从事了，他也不会制止，盖各人皆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但他认为作为师长的职责，充其量，也就止于“效斡旋维持之劳”而已。
陈独秀认为蔡元培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与李大钊对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不仅予以极大的同情，而且积极鼓励。据高一涵说，李大钊参加了学生游行，还生动地描述，当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李大钊“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但有人质疑，既然铁门紧闭着，怎么看得见里面架着机关枪？
一位“五四”亲历者说，李大钊当时“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像后来的‘三一八’运动，亲身参加在请愿队伍里。”金毓黻《李大钊与五四运动》。《观察》第6卷第13期，1950年。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附录的《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及李大钊哲嗣李葆华的回忆文章《怀念父亲李大钊》，都没提到他参加学生的游行。不过，他对学潮的关心与支持，则是可以肯定的，学生们天天往北大图书馆跑，那儿是学生们讨论问题的重要场所。
作为新文化主旗手的陈独秀，虽然已请辞文科学长，但评议会还没正式批准，他还是教授，北大让他放一年长假避风头。5月4日那天，据朱洪所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一书说，“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没有上街游行”。朱洪《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他也没有参加学生们讨论行动的会议。但他以笔为武器，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时评，“每发一论，辟易千人”（梁漱溟语），对学生无疑起着一种鼓舞和煽动的作用。
至于其他新青年同人，陶孟和3月受全国高等以上专门各学校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公推，赴欧美考察教育去了，5月时不在国内。
鲁迅为了搬家一事，到处去看房子，折腾了好几个月，忙得晕头转向。
5月4日那天，刘半农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学生大游行时，他在鲁迅家里作客（见鲁迅日记）。
另一位《新青年》同人沈尹默，正在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听街上人说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才知道北大学生们烧了赵家楼（见沈氏《五四对我的影响》一文）。
那么，教员中有谁参加了游行？据就读于北京高师的学生周谷城说，5月4日大游行之日，“当时的教师，没有参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终陪着学生走的也有，如钱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周谷城《五四运动与青年学生》。《解放日报》1959年5月4日。胡适参加了5月7日上海的大游行。北大的第一位体育教员白雄远也参加了游行，游行前蔡元培还特地吩咐白雄远，遇到非常情况时，要注意学生安全，设法照顾学生返校。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的老师，虽然不止于此，但在北大202名教授和教员中，毕竟屈指可数。
蔡元培辞职南下以后，6月15日发表了一篇宣言，措辞激烈地提出：一、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的，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但北京大学却被强权干涉，所以他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宣言》。《蔡元培全集》（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
北大学生冯友兰曾论及当时师生两代人对学潮的不同态度：
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和学生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这些负行政责任的人是当时的政府任命的，他不可能公开地同学生站在一起。但是他们和学生们又是师生的关系，站在这个关系上，他们对于学生又有爱护的责任。况且学生的主张，也往往是他们所赞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可以采取中立的态度，虽不公开地同学生站在一起反对当时的政府当局，也不同政府当局站在一起暗中迫害学生，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态度。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一），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他屡用“他们”一词，显然所谓“行政负责人”，并非单指蔡元培，而是泛指北大的师长辈。揆诸事实，对游行、罢课这种形式的“态度中立”，基本属实，但与学生“尖锐矛盾”，则还不至于。
胡适作为师长辈，他也有一番批评，可与作为学生的冯友兰的见解，互相参照印证。胡适说：“（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政，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胡适《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21日。
中年智识阶级，当然包括在大学里任教的老师。他们不敢出头，原因很多，有些人是从理念上不赞成学生的过激行动，有些人是出于利害关系考虑，担心影响自己的生计，担心影响学校的生存。当时政府中的强硬派，对北大恨之入骨，解散北大的谣言，不绝于耳。胡适一回到北京，就被这些传言搞得耳热眼跳，坐立不安。
胡适支持学生的诉求，但不赞成用罢课这种形式，罢课是最不经济的下下之策，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游行、罢课、喊口号，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青年来说，读书才是第一重要的，惟有读好书，将来才能从根本上救国。
当傅斯年、罗家伦来看望胡适时，胡适提出，如果北京真的不容北大，就把北大迁往上海。傅、罗二人也觉得与其解散，不如迁往上海。他们随即在学校征求师生签名支持。胡适当然明白，要搬迁一所大学，谈何容易，此举与其说真的要搬迁，不如说是对政府的一种警告表示。
但胡适等人的苦心，并未得到师生们的谅解。马叙伦说这是逃跑，他对北大三只小兔子之一的刘文典（刘文典、刘半农与胡适同属辛卯年生的兔子）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陈独秀把傅、罗二人叫去，训斥了一通，说这样没头没脑地迁到上海，不是和蔡校长一样消极吗？傅、罗二人面面相觑，只好把签名簿子收了起来。
一直鼓吹要“直接解决”的陈独秀，这时决定要身体力行，采取直接行动了。
6月8日，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随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表明他已做好走出研究室进监狱的准备了。6月9日，他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的传单，准备亲自上街散发。传单略谓：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及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京师警察厅档案《陈独秀被捕卷》。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陈独秀宣称：世界与中国的问题，“非得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现在又说“直接行动”。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表达意见，是直接行动的一种；但如果现实连这个也不允许，也要横加镇压，那么“暴力革命”就是下一步的直接行动了。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一直为自身缺乏传统文化支撑、处于浮游漂离状态而苦恼的新文化运动，最终的去向只能是：要么回归学术，要么从事政治。五四运动令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眼前豁然一亮，找到了传统价值的立足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是团结和动员民众的最有效武器，也是他们转向社会革命的最充分的理由。
陈独秀上街撒传单，被军警拘捕，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他已经为自己在过去几年的努力，作了一个总结；也为新文化运动作了一个总结。长逾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从这时起，拉开了帷幕。
6月10日，由于北洋政府终于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免职，整个社会气氛为之一松，各地的罢市陆续结束了；北京各校原定从10日起，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同往总统府前痛哭，也因曹、章、陆的罢免而取消了。然而，就在这天，陈独秀却怀揣着《北京市民宣言》，在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散发。
陈独秀为何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实行他的“直接行动”？这时距离五四运动的开始，已一个多月了，学潮已渐趋平静，学生的要求快达到胜利了，他却在这时才走上街头，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何他不跟随学生一起上街，不争取做学生抗议活动的领导者，却采取单独行动这样一种抗议形式？
虽然巴黎和会还没闭幕，但在陈独秀提出的五条要求中，有四条是对内的，只有一条是关于山东问题的，他的目的，显然不是针对外交问题，而是显示出他希望把五四运动转化为对内的革命运动。他在一个月内不行动，这时才走出研究室，其心路历程，很值得后人探讨与深思。
6月11日，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职；钱能训也坚辞总理一职，徐世昌让财政总长龚心湛代理内阁总理。次日，内阁总辞，徐世昌通电辞职（经段祺瑞及各省督军挽留，国会拒绝接受他的辞职，6月22日宣布取消辞意）。上海商工学界以已获胜利，开市、回工、复课，举行游行庆祝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