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北京发起旧同人进行表决，决定杂志是否回归北京。表决结果，赞成回北京编辑的有张慰慈、高一涵、李大钊；赞成在北京编辑，但不必强求，可任他分裂成两个杂志，也不必争《新青年》这个名目的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赞成移北京，如实在不能则停办，万不可分为两个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团结的有王星拱、陶孟和。可以说全体赞成把《新青年》搬回北京。讵料人算不如天算，这时发生了一事情，把一班北京同人的希望，完全打破了。
1921年2月初，《新青年》在上海被法租界当局查封了。
陈独秀索性宣布把《新青年》带去广州，“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他知道这样一来，他与北京同人就要一拍两散了，再也不能指望他们为杂志写稿了，他给鲁迅兄弟写信说：“《新青年》风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陈望道也写信给鲁迅说：“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至于北京那班旧同人，陈独秀说：“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
可谓来时有路，归去无门，《新青年》终于没有回到北京，没有回到北大，没有回归“哲学文学”的老路。陈独秀也和他旧日的战友——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陶孟和、周作人——从此分飞各风烟矣。在以前的同人中，只有李大钊与他一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胡适叹曰：
自第七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发表文章了。
这件发生在1920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就正式诞生了。《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苏俄密使波特波夫在上海与孙文会晤后，经孙文介绍，1920年4月22日离开上海，到漳州与陈炯明见面。波特波夫改名为路博，偕同一名翻译和一名瑞士籍女士，乘船至厦门，再转乘小船，抵达漳州。路博向陈炯明面呈列宁的亲笔信，内容大致是“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怀，对陈表示敬佩和鼓励”。陈炯明也表达了他对列宁的敬佩之情。
路博提出，如果粤军有需要，苏联可以将储存于海参崴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但陈炯明却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以漳州没有港口可以接收为由婉拒：“等我们回到广州后，再行计议吧。”最后，陈炯明写了一封给列宁的回信，让路博带回苏俄，信云：
列宁导师：
欣悉贵国革命成功，至感快慰。今日人类之纷争与不幸，皆缘于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之故。惟有冲破国与国间疆界，方可消弭世界大战；也惟有粉碎资本主义，人类方有平等之可言。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其崇高仁爱原则，早已浸为我国人民之特征，并将成为远东文明之中心。不幸中国人民，外则受外洋势力之入侵，内则饱受专制之压迫，致不能为全球人类谋致幸福。
今则俄国人民及其领袖，正以英勇、坚毅之精神，为全人类横扫其前进道路上之一切障碍。近年基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之新俄罗斯，正开辟世界历史上之新纪元，至为可喜。苏俄劳农政府对华宣言已传抵中土，中国人民对此谨深表谢忱。
……
余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对人类带来欢乐，余愿为此一主义之彻底实现而奋斗。吾人之使命不仅在重建中国，亦将及于东亚各国。《陈炯明集》（上）。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路博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位自称是列宁至友的“V先生”，通过天津的布鲁威介绍，与华南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搭上关系，提出想到漳州访问。他说自己负担着向亚洲诸国推进革命的使命，同时也为苏联取得助力，挣破欧洲封锁难关，请华南有地盘、有凭藉的革命集团，接纳他的使命，共图发展。
陈炯明淡淡一笑回答：“闽南，这中华民国的一个角落，刚巧由我在此看家，你们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认为要干什么，只要商量过，最后经我同意，那便什么都不妨干去。比方这苏俄朋友，请他来先看看我们这里是否算得个地盘，这么个小局面是否算得有凭藉，一切谈谈也好。”
双方会谈的内容，梁冰弦是这样记述的：
首次聚谈，V氏率先问闽星日报和周刊是否代表此间全般意见。这一方面的人答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群，视个人的自由如命，思审自由和发表自由，谁也不能制限人，更不受制限于人，多数共同的意见则假定为现时的真理。这些人敬佩苏俄的革命，却不同意苏俄革命后治权侵夺了人权。闽星批评苏俄宪法精神，可以说是现在中国自由社会主义者的大多数意见。
V氏说，苏俄并非不愿给人人自由，但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尚在，请问要不要镇压。这边答，我们辛亥推倒了数千年的专制传统后，民众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所以袁世凯徒自讨死。我们相信将来为公道而行社会革命，一举成功，大众惟知拥护公道，再无妄人来反公道；如果又用暴力侵夺自由，那么自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V氏似乎有所感动，所以他不觉流露说，自到中国以来日在革命气氛中却另是一种空气的话。梁冰弦（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V先生带来了更为具体的合作方案。包括协助粤军大规模整编，汰弱留强，保留三万精兵，在两年内再训练七万新兵，合共十万军队。由苏俄协助开办正规军校，培训军官和干部，在闽南创办一间小型兵工厂，为军队生产各种军械装备。苏俄方面，可提供军校学科教官、部队编练官、兵工厂技师和部分生产原材料。而闽南方面，则向苏联出口稻米、小麦、腌制的海产、薯干等等食物，用来交换机器。
经过几天谈判，形成了一份“谈判纪录”，双方煞有介事，签字画押，并抄了一个副本，由V先生带回苏俄。不过，黄鹤一去不复返，有说V先生在归国途中暴病而亡的，也有说他被人杀害的。一步之差，再回头已是万重山，梁冰弦不由得慨叹：“若使当时不生波折，顺利成功，那么，蒋（介石）先生发祥的黄埔军校，提早三年成立在闽南，棋子换过这一着，后半局全盘也换过样子。夸大一点说，中华民国的历史也不同于现在的写法，直至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那么样出胎、成长，名山修炼，呼风唤雨，全成问题。”
但历史又哪有什么如果呢？
陈炯明大力鼓吹新文化，俄国人更番迭至，以致漳州“过激主义”名声大振。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说：“其尤可惊者，则为漳州陈炯明之资助此种鼓吹……陈之心理思于社会主义，此为一般人所共知者。陈在漳州颇有作为，非他处武人所能及。陈对于共产主义予以财力上与精神上之赞助，盖陈所用之人，实作此鼓吹事业也。”《申报》1920年4月20日。英国驻华使馆甚至耸人听闻地预言：“该司令（陈炯明）将来必在中国树立红军旗帜以号召宇内。”《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英、美两国的外交情报，不约而同，把陈炯明称作“布尔什维克将军”。在厦门的美国传教士眼中，陈炯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不是“最激烈派”。英国领事在一份报告中也说，陈炯明在他举办的体育竞赛运动大会里，散发了大量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单册。英美烟草公司一位经理曾到漳州访问陈炯明，吃惊地发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几乎每个角落都堆满了这类宣传资料。
1920年夏天，南北政局大变。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直系大将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传檄讨段。段祺瑞调动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京畿布防。7月，直、皖两军，在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
8月，陈炯明也率领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10月29日，粤军进驻广州。11月1日，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11月25日，孙文偕部分国会议员，离开上海，乘船南返，三天后抵达广州，正式恢复了广州军政府。
广东百废待举。一身硝烟的陈炯明，马上又想起了陈独秀。他再次致电上海，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陈独秀写信征求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张国焘说：“李大钊和我去信表示赞成，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州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于是，陈独秀决定南下，但他向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陈炯明一概照准。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布衣韦带，千里迢迢，来到了被桂系压迫得疮痍满目的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