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驱逐桂系后，广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1921年，陈炯明似乎获得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吵得天都塌了，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什么“爱斯不难读”啊，什么“烟士披里纯”啊，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啊，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惟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11月23日，广东基督教拒赌会联合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广东人民请愿禁赌大巡行。陈炯明亲自接见请愿群众，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全面禁绝广东赌博。是日，全省赌馆果然全部关闭。12月6日，陈炯明重申禁烟令，凡私吸私售鸦片，一律施以重罚。有几个省议员因为有吸鸦片，被警察当场抓获，不得不向省议会辞职。
陈炯明把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到访的记者谈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陈炯明一举革除了中国数千年的衙门作风，据英文报纸《字林报》的美籍记者观察，广州官场已将一切繁礼删除。各官署随客出入，不加禁止。记者访陈炯明，可直入其公署，只向看门人言明理由即可。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黄炎培，上海人，著名教育家，职业教育的热心提倡者，也是全国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诫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一位《新青年》的读者，从外地写信给陈独秀，表达了人们对陈炯明治下的广东，所寄予的殷殷厚望：
广东那方面，我最不希望再有什么统一中国底行动——那只是白费事，结果替我们国民更堕深一层地狱。从混杂不清的所谓“统一体”，渐渐分为更完全，更有希望的小“统一体”，这是“进化”底趋势——无论那种“进化”都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实有多少热烈的人们，让“彻底”“牺牲”“奋斗”闹昏了，——闹得一事无成，我只希望广东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的“新国”，到了这步以后，我们自不感困难来做别的事。在广东方面有那几个做领袖，我觉得这种Dictatorship是必要的，自不难先办到“新国”这一步，——以广东的面积和人口，足够“国”底资格了。不然，我就怕外攻内讦，把一点有希望的芽以及根完全铲去，那后来的实现格外难了。只一点火在黑暗中大发其光，是易招灭熄的，但在一个能发光而有引起他物燃烧的地位时，自然是努力吐光焰，照耀一切！如孙、陈及先生等人，在广东一地却是那点有力量的火，等到广东烧得红了，别处也见着太阳是从广东来的了！《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
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务委员八人，另有若干名事务委员。政务委员中，四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产生。委员长由全会委员互选产生。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委员长必须兼任大学校长。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做了一项社会调查，当时全省人口总数约3100万，每年达到学龄的儿童，约有三百多万，而失学者，竟在十分之九以上。教育的落后，可见一斑。以广州来说，虽有数千私立学校，几为全国城市之冠，但公立学校却不发达。
教育会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从前每学生每月三角钱的学费，一律取消，务求在六年之内，使三百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
陈独秀在广州编的《新青年》八卷六号，4月1日出版。杂志总部仍设上海。在《新青年》南迁之前，由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主编的《广东群报》，是陈独秀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从1月至7月，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连篇累牍，发表了四十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与安那其主义者、研究系展开辩论。
然而，陈独秀在广州遭到强大的狙击。3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一篇文章云：“据某专门家、教育家所谈，粤人之伦理观念，实较强于各省，故办教育者，必须道德纯洁，始足起一般社会之信仰。其次则为实学。今之谈新文化者，必以实学为根底。若无实学，则最易沦于思想破产，而为智识阶级所轻视。今粤省改良教育，应从此点入手云。”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3日。字里行间，暗示陈独秀道德不够纯洁，缺乏实学根底，故不受广东教育界欢迎。
3月中旬，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由国立改为省立一事为导火索，驱陈风潮骤起。该校教职员向陈炯明呈文，矛头直指陈独秀：“陈（独秀）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现在广东教育虽属破产，但陈委员操柄，恐较捣乱，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晨报》1921年3月24日。然高师由国立改为省立，乃陈炯明的决定，其用意在于为地方自治铺路。他断然驳回了教职员的呈文。
广州毕竟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通都大邑，各派势力犬牙交错，不像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那么单纯，政令可以畅通无阻。陈炯明虽公开为陈独秀辩护，但并不能平息流言蜚语，坊间有攻击陈独秀的传单在流传；《共和报》上刊登了讽刺陈独秀的小说；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大张挞伐：“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尔迹吾粤，不胜盼切之至。”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7日。他们把陈独秀叫做“陈毒兽”（又是用名字谐音丑化对手，中国人偏爱此道），俾造成陈独秀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的恶名，为省议会议员咨请省长驱逐陈独秀出境造势。
但陈炯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把陈独秀请来了，就决不允下逐客令。他对陈独秀百般回护，一方面追查传单，要求《共和报》停版，一方面亲自复电给上海广肇公所，公开辟谣：“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8日。陈炯明的坚决态度，吓得省议员也把提案“咕”一声吞回肚子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