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良机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接下来就只能慢火炖猪头了。后来当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一批帮闲文人发起国体问题讨论时，梁启超痛斥这些文人：辛亥革命是商榷国体的最好机会，那时你们在哪里？
最初知识分子对政党政治、代议政制、责任内阁一类舶来品，寄予很高的期望，咸认为是救国的良方妙药，都急于把自己从几本外国书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中国，从政热一直高温不退。由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全国新立党会682个，其中政治团体312个，无不以宦海弄潮为志趣。
梁启超亦结束了流亡生活，兴致勃勃，登程返国，在天津创办《庸言报》，放言遣词，“笔锋常带情感”，俨然政府智囊。《庸言报》名为报纸，实为半月刊（后变为月刊），第一号印了一万份，被读者抢购一空，还有几千人预订，梁启超预计到1913年初，即可达到两万份，他喜滋滋地说：“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为《庸言报》撰稿的，是一批与梁启超同辈的文化精英，如麦孟华、麦鼎华、严复、林纾等人，也有晚一辈的文化新秀，如蓝公武、张东荪等人。
有史家批评，在当时的政治家当中，梁启超是对宪政理论领会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实际政治运作，亦不能免俗，陷入了企图建构威权体制的泥淖。1912年2月23日，梁启超写信给袁世凯，劝他实行“开明专制”，梁氏说：“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恒被后人指为开历史倒车，因为“开明专制”与“民主宪政”乃水火不容的两条道路。
其实，只要看看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的时代背景，不难理解其用心。1906年梁启超写《开明专制论》一文时，清廷还是一个不开明的专制政府，但新政已经启动，朝廷有向“开明”方向转变的迹象。梁启超的目的，是引导政府朝好的方向发展，推动君主立宪。他认为开明专制是君主立宪的第一步。这种认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可厚非。开明总比不开明好。
民国成立之初，建立民主宪政的条件，是否比清末立宪运动时更完备与更成熟呢？答案是否定的。以江湖帮会（会党）为主力的“革命党”与以军阀、官僚为核心的北洋集团之间的博弈，无论谁赢，都不可能诞生一个民主宪政国来。对袁世凯来说，能够做到开明专制，已经把中国向前推进了一个时代了。因此，在民初仍主张开明专制，算不上“开倒车”，因为车还没真正开到“民主宪政”那里。
对梁氏最常见的批评是说他“以善变著称，其思想又很驳杂”，然而，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谁不在变？谁的思想不驳杂？老顽固才不变；不善变又不驳杂的，那是花岗岩脑袋。民国以后，梁启超的变，有时是因为身份不同，时而在野，扮演知识分子角色，时而在朝，扮演政府官员角色，说话自然有所不同。他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有尺水，行尺船，有时受环境所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有时为了事业取得进展，不得不与官僚集团达成某些妥协与让步，只要没有超越底线，都是可以理解的。政治者，妥协之艺术也。
那个年代的知识精英们，后来备受质问：你们为什么不坚持民主共和理想？为什么不把全国的立宪力量都组织起来？为什么要向袁世凯让步？
把全国的立宪力量组织起来，谈何容易，那是烧钱的活儿，梁启超又没有印钞机，他凭什么组织？宋教仁好不容易组织了国民党，后人说他引入腐朽势力，败坏了同盟会；梁启超组织进步党，又说他依附权势，献媚于袁世凯；孙文组织武装斗争，又说他破坏法治，扰乱了宪政建设的进程。到底怎样才是万全之策？孙文退让了，黄兴退让了，宋教仁退让了，梁启超退让了，袁世凯也退让了（他接受了他所不喜欢的共和制），没一个不退让的，这自然是有不得不退让的理由。他们硬着头皮死不退让，就能在1912年实现民主共和了吗？那是痴人说梦话。
中国最终能不能走完这段举步维艰的转型之路？用梁启超的话说，天下事是急不来的。行，是一定行；急，是急不来。跬步不休，跛鳖千里。辛亥革命能推翻有形的皇帝，已属一大功德了。要真正把中国从宗法专制的文化传统中解脱出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13年2月，梁启超加入了以副总统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从这时起，梁启超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了。
康、梁最初的裂痕在于，以“帝王师”自居的康氏，不管世界怎么变，死抱住虚君共和不放，但梁氏已经看出这条路走不通了，既然走不通还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缠夹二先生”了。当时知识界、实业界、军界，对袁世凯印象极佳，恒认为他是20世纪中东亚的第一号人物。尽管戊戌年袁世凯和维新派结下宿怨，但梁启超要在中国实现“贤人政治”理想，也只能寄望于袁世凯，而不可能跟着老师去为那个只有六岁大的宣统皇帝瞎折腾。
康有为根本反对共和政体，认为政党就是朋党，是导致社会分裂、混乱的原因之一，君子应群而不党。但梁启超对康有为已不再言听计从了，他不仅加入政党，而且积极组党，希望通过整合社会各种势力，建立以社会精英为骨干的“健全之大党”，利用政党间的健康竞争，在国会进行制宪，确保宪政体制的稳定运作，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共和法治之国。
当时另一位政党政治的操盘手是同盟会的宋教仁。1912年8月，在这位伟大的湖南人努力撮合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宋氏的理想，是组成参议院内第一大党，在朝可以组织一党的责任内阁；在野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
共和党与国民党在国会虽然是对头，但梁、宋二人却志同道合，一起做着多党制的美梦。梁启超对宋教仁，恒有惺惺相惜之心，视其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家。两人曾在天津会晤，彼此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宋教仁表示，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慨然应诺：国民党执政，我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这番对话，让人觉得中国未来充满希望。
对于多党制的好处，梁启超尝作详细解释：
政党之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也，于是自布其政策，以掊击在朝党之政策，曰使吾党得政，则吾所施设者如是如是，某事为民除公害，某事为民增公益。民悦之也，而得占多数于议院，而果与前此之在朝党易位，则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权，而群治进一级焉矣。前此之在朝党，既幡而在野，欲恢复其已失之权力也，又不得不勤察民隐，悉心布画，求更新更美之政策而布之曰：彼党之所谓除公害增公益者，犹未尽也。使吾党而再为之，则将如是如是，然后国家之前途愈益向上。民悦之也，而复占多数于议院，复与代兴之在朝党易位，而亦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权，而群治又进一级焉矣。如是相竞相轧，相增相长，以至无穷，其竞愈烈者，则其进愈速，欧美各国政治迁移之大势，大率由此也。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至11号，190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