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顺理成章，操作起来就千沟万壑了，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1913年3月21日，正值国会成立之期，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人开枪行刺身亡。调查结果显示，凶手和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有秘密关系，表明袁世凯在这宗血腥的政治暗杀中，即使不是杀伯仁者，但伯仁因他而死，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宋案发生后，梁启超痛惜不已。许多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民主实验失败了。政治改革的受挫，对几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刺激作用。
孙文要求国民党对宋案舍弃法律解决办法，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向袁世凯宣战。5月5日，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联名通电，抗议中央的种种非法行为。而坊间竟传出谣言，指梁启超有杀宋嫌疑，因为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占优势，共和党难望其项背，梁氏为了打击对手而杀宋。梁启超无端被泼了一身污水，不得不发表《暗杀之罪恶》，对暗杀政敌的卑鄙手法，痛加谴责，以表明心迹。
国会在4月8日成立。全国投票人数，约为四百万，占四千万合资格选民的十分之一。选举期间，各种贿选丑闻，层出不穷。武昌初选议员时，竟出现选民哄抢选票，“有一人抢得数十张至数百张者。复选议员每由初选议员私相授受，每票可得银洋四百元，致武昌街头出现公启，谓‘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而陕西更离谱，连选民投票的程序也免了，全部由乡绅雇人写票。
梁启超曾说，甲午战争时，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在搞政党政治这一点上，他与宋教仁，是以二人而敌一国。现在宋死，他便独木难支了。梁启超心灰意冷，甚至萌生退出政坛的念头。5月，袁世凯出资20万，支持他组党，他又产生了幻想，以为袁氏还是愿意向善的。共和党与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梁氏出任进步党理事（理事长为黎元洪），成为该党之精神领袖。他提出“健全之政党”的六项必具条件：一、必须有共同的政治目的；二、必须有为主义奋斗的决心；三、必须有整肃的号令；四、必须有公正的手段；五、必须有牺牲之精神；六、必须具有优容的气度。
可惜，进步党一条也不具备。没过多久，党就分裂了，各派党员纷纷扯旗，另立新共和党、公民党、民宪党等不同的山头，自弹自唱起来。
7月5日，袁世凯先发制人，派军队开往江西。7月12日，湖口宣布独立。三天以后，黄兴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癸丑之役”（二次革命）于焉爆发。7月18日，广东独立。但在袁世凯的大军压境之下，南方省份的独立，昙花一现，转眼便纷纷凋谢。
梁启超反对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直到这时，他仍然相信，袁世凯“确为现时中国一大人物”，应导其向善，“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三十九），中华书局，1988年版。而不要把他推到为恶的路上。因此，宋案发生后，现任内阁垮台，袁世凯要热河都统熊希龄组阁，熊氏是湖南省凤凰人，进步党党魁之一。他自知一介书生，搞不过南方的“暴烈分子”和北方的“腐败官僚”，对袁氏的邀请，敬谢不敏。而梁启超则认为这是推行政党内阁的时机，劝熊氏不妨应允，自己愿任财政总长，共组“第一流人才和第一流经验”的内阁。
在梁启超劝导下，熊希龄终于答应勉为其难。殊不知，熊氏还在热河未进京，内阁名单，已由袁氏代为拟好了，财长一职，由北洋派的周自齐出任，梁启超仅得一无关宏旨的教育总长。
梁启超大失所望，拒绝入阁，袁世凯亦不肯让步，称梁氏“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时报》1913年9月8日。把熊希龄急出一头大汗，他对梁启超说：“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我既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至尊重。”梁氏若不入阁，内阁则有流产可能，“此时进步党持何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
经熊氏努力斡旋，袁世凯答应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财长由熊希龄自兼，实际上是交给梁启超去做。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这四人都是进步党的，其势力虽未达至一党内阁的理想，亦足以让梁启超回心转意，答应入阁，并承诺“如将来对于党中所提出之政策和主张失败，即行辞职”《申报》1913年9月11日。。
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作为内阁的施政方针，其要旨为：一、实行完全责任内阁，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二、司法独立，制订切合实际的法律；三、重视教育；四、军民分治，废省改道，整顿吏治，严定考试之制；五、实施县、城镇乡两级地方自治。
名流内阁上台之日，也是袁世凯摧毁代议政制之时。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说，这个内阁“所负之任务，只在解散国会。熊不自知，梁启超书生更不知也”。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袁世凯在逼迫国会违法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之后，过河抽板，宣布取缔国民党的议员资格，痛斥“广东、湖南为该党（国民党）之根据地，暴民专制，土匪横行”，进而解散了国民党。11月26日，袁世凯另成立政治会议，取代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氏下令解散国会。而内阁对这一连串的违法事情，束手无策，步步退让。
中国的事情，须要第一流的流氓才能办成，这个第一流人才的内阁，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被财政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熊希龄总理亦身陷“盗宝门”，自顾不暇，所谓“盗宝门”，指清朝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里收藏大量皇家宝物屡屡失窃，1914年1月，北京各报忽然连篇累牍，指熊希龄任热河都统期间，有盗宝嫌疑。据说，报界突然集中火力猛攻熊氏，是受了袁世凯的指使，要拆内阁的台。早已无心恋栈。梁启超决心与熊氏共同进退，在2月递交辞呈。这个内阁委实是眼高手低，来时惊天动地，去时寂天寞地，仅存活了五个月，便三鞠躬散场。
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后，改任币制局总裁，致力于金融币制改革。他一向把整理货币、流通金融，建立现代财政体系，视为中国救亡图强的第一义。但可惜他的种种改革措施，知音乏人，弦断无人听。1914年底，不得不又黯然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从此，他对政治（体制）彻底失望，愤然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宣言脱离政治：
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