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想不清楚，我的后半辈子会怎样度过，我将把新东方带向何方。
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那天下午，我一个人走到哈得孙河边，面对波光闪烁的河水，独自枯坐了两个多小时。
我怎么也想不清楚，我的后半辈子会怎样度过，我将把新东方带向何方。我还能够左右我的生命，左右新东方的理想吗？
——俞敏洪2008年接受《商学院》杂志采访
背景分析
不少上市公司的CEO在登陆资本市场的那一刻，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而俞敏洪却因为新东方上市内心充满着痛苦和忧虑。“我压力很大，也很疲惫，甚至后悔把新东方做大，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俞敏洪曾多次公开说过他的“上市之悔”。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的首映礼上，对于新东方合伙人之间关于上市的矛盾，俞敏洪说道：“真正的企业发展，比电影中还要复杂，我们三个人打架打得比电影中凶多了。”直到今天，俞敏洪的床头仍摆有一排安眠药，这个毛病是在新东方上市之前就有的，如同电影中一样，那个时候俞敏洪和新东方几位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上市而陷入僵局，他因为忧虑过多，总是整晚睡不着觉。所以，在俞敏洪看来，电影很真实，但现实更残酷。
关于俞敏洪的后悔上市，新东方最早的合伙人徐小平曾多次批评俞敏洪：“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他那么说，对那些渴望上市的公司很不公平。”但是，俞敏洪也有自己的理由：“教育不像卖东西，只要把营销渠道扩展好就行。教育靠的是互动，要保持品牌，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就不能做。”
对于新东方的经营，俞敏洪一贯的方针是：在没有彻底认清一项事物的时候，绝不会贸然进入。而新东方的上市则打破了俞敏洪的这一经营方针。“上市公司的管理结构、治理结构极为严格，而我还不会打理；美国上市公司，不允许老板随便抛售股票，而对其他人没有限制，这就意味着我要承担所有的压力。”俞敏洪说，“在新东方，我唯一一件没有弄懂就去做的事情，就是上市。”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上市，俞敏洪显然是无法安心的，他甚至在上市之前有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
除此之外，俞敏洪一直认为，“做教育”与“上市”是冲突的。他觉得新东方的上市是带了一个好头，也带了一个坏头。带好头是因为在新东方上市以前，很少有人把教育或者培训教育，跟上市公司结合起来。新东方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之后，很多教育培训行业的人便发现，教育和资本结合有极大的好处，因为教育领域如果涌入大量的资本，自己的教育培训业务，就有了强大的后续资金，可以将公司迅速做大做好。
但是，它也是一个坏事。这是因为教育求稳，资本求快，资本引入教育之后，很多教育培训公司再也没有心平气和地真正做教育的心态，而是被资本牵着走。比如，新东方变成美国上市公司后，俞敏洪就要拿出大部分精力，应对华尔街那些资本家对新东方每年25%增长的收益要求。
由于资本的特点是逐利性，追求的是利润至上，而教育的特点是非逐利性，追求的是内在的价值意义。俞敏洪认为，只有把上市公司和教育这两个内涵不太一样的行业，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公司很好的发展。如果找不到两者的结合点，就只有死路一条；当然，如果光是被资本追着走，肯定也是死路一条。
再加上，俞敏洪的本性是悠然自得、随遇而安，上市所要承担的责任、随之而来的压力也让俞敏洪陷入被束缚的状态。因为新东方一方面要保持利润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步增长，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做到；以前俞敏洪会比较从容地在教师培训管理上投入上千万，而现在即便是有钱也不能从容地花掉，很多时候还必须节省下来变成利润。
于是，在以上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俞敏洪比较喜欢悠闲地做事的状态，被上市彻底打破。在他肯定资本市场为新东方带来好处的同时，其自身所处的“难以平衡和痛苦的状态”，也促使他多次表达出“上市之悔”。
拓展透析
有些公司本身碰到的灾难性问题是，公司的价值和利润目标如何合二为一。俞敏洪的痛苦，恰恰就是教育的社会价值和利润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如果管理者和所有者身份重合，或者有交集，这种痛苦，就会变成一个人两种理想和价值的互搏。
真正的问题，只有当管理者和所有者、股东和经理角色分开之时，这种冲突才会出现。这就是所谓的两权分离情形。股东代表资本，是所有权的一方，经理代表的是管理，是经营权的一方，公司只有一个，一定时空下，要么资本说了算，要么必须管理说了算。这就是大多数上市公司的高管面临的所谓价值冲突、理念不合问题的本质。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资本和管理者各显其能，在市场上博弈的过程。资本方不愿意丧失权力，或者想要更多的利润，通常会使用两种办法：第一种是木马策略，比如期权和绩效考核。第二种就是用脚投票，在经理人市场上施压。但管理者也不是傻瓜，期权可以用变现或者在经营目标上做手脚规避，绩效考核则可用职务内的奢侈消费方式抵消。第二种，则通常会被身兼投资家和管理人两重身份的人彻底玩弄。例如一些如鱼得水的投行经理便是如此。学会跨界经营，基本上让现代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也就是说，经理人的这种价值冲突，时常可能“出轨”，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冲突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目标来说，是致命的。这是因为多数的企业，主要的存在价值，还是利润。而那些不遵守这一原则的公司，就可能落得个悲惨的结果。
雅虎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公司的价值目标同资本矛盾的结果。雅虎原本的企业价值是追求技术创新，为此应该不惜代价使用最优秀的工程师，可是实际上，每一次优秀的创意或者项目出现，雅虎的总裁赛梅尔出于投资回报率的短期考量，反而雇佣水平较低的工程师，而且也没有授予创新的自主权。雅虎曾经一度网罗了在搜索引擎领域创新的最优秀人物，结果之后却搁置起来，同谷歌合作，看上去完全是自掘坟墓。
奇虎科技董事长周鸿祎曾是雅虎中国的工程师，在总结雅虎的失败时，他批评说：“就像种地一样，只知收获，而不去施肥和耕耘，最终就会盐碱化、沙漠化，失去生命力。”然而关键时刻，雅虎原CEO杨致远同样面对这一问题，在利润和技术市场价值上首鼠两端，最终导致团队分崩离析，在错失了与微软合作翻身的机会后，杨致远也只好退居于幕后。
雅虎的衰落，不少人归结为所谓领袖气质不足、技术迟钝等原因，其实，以雅虎的价值取向和治理结构来说，一个完全以反资本的技术合作模式构成的企业，很难在资本的结合下，开出利润的花朵来。从这个角度说，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和企业，都是适合上市或者需要资本方的话语插足的。这也许才是一条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