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醒来时我睡在自己的床上，身上盖着软绵绵的鹅绒被，落地窗拉着厚厚的窗帘，新的，却还是我最喜爱的天蓝色。我的目光从电脑桌、小书柜、衣柜上一一扫过，还有那些以前购买的零散的小装饰品，一排形态各异的娃娃在梳妆台上对着我笑得十分喜庆；第一次觉得，我的房间可真大、真宽敞、真奢华……
看看时钟已经九点多了，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大床，开门的时候听见爸爸在客厅里说“别开电视，让她再睡会儿”，妈妈跟爸爸说“你上阳台抽烟去，别熏着瑶瑶”。
我靠在门边，心里暖暖的，爸爸妈妈，我知道我在你们心里是最宝贝的，就像我也宝贝你们一样。
吃完早饭我说要出去逛逛，爸妈让我多休息，可在我的坚持下最终放行。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哪里，我就是想在这城市里走走，随便走走。这座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熟悉到没有任何感觉的城，现在在我心里，竟然能引起一种类似听“怀旧歌曲”般的牵动。
离家不远就是华城市政广场，虽然已是冬季，可还是有很多人分成几伙在广场聚集，左边一拨是跳老年健身操的、右面一伙在摇呼啦圈、最里面的跳的是一种交谊舞，每个人脸上都是一种安静满足的笑容；市政广场再往南就是华城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条商业街了，商业街上的人不多，可能是因为我看惯了北京商场里人山人海的缘故吧。买东西的人更少，大部分都是以一种悠闲的姿态慢慢地逛着，借以消磨时间；我发现街上的行人行走的步伐都比北京市的行人要慢上好几拍，他们仿佛都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吃饱了饭出来溜弯儿；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家，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袄，骑着三轮车收废品，边骑边哼着歌，脸上堆满笑容，车子也骑得慢慢的，一副自得且富足的样子，好像也不必为现在的生活担一点儿心……这就是华城，这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不会拥有北京市里那些富人的享受，不会面对那样五光十色的生活，一日三餐的温饱，没有多少压力的稳定的工作，大把的闲暇时间可供消磨，打牌、逛街、跳舞、聊天，没有机会去面临也不必去面对挑战，安安稳稳地波澜不惊地就过完了一辈子。
这种平静的生活，对劳累久了的人，是一种向往，可一旦真的平静放松下来，用不了多久，人就会觉得无聊，而再过一段时间，等你真的习惯了，也就再也没有去打拼的激情和力气了。
所以，不能在这里长住，我想，一过完年我就得回北京去。这里会让人变懒。
后来的几天我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爸爸妈妈就在我周围三米的范围内来回地晃悠。我在客厅看电视，妈妈坐在一边打毛线，爸爸认真地研究一本食谱，他说要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天天不重样地做。
我到自己房间打电脑，妈妈总变着法儿地找借口进来，一会儿说要看我书架上的那个书，一会儿说给我送水果，反正来了就不走了，坐在我床上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父亲一个人在客厅里就待不住了，跑进来问“瑶瑶晚上做桂鱼吧，是红烧好还是清蒸好呢？”问完了也坐在妈妈旁边，两个人吧嗒吧嗒不错眼珠儿地一起看我，害得我两个小时，一个字也打不出来。
年三十和往年一样和爸妈一起包饺子，妈妈擀饺子皮，爸爸负责包饺子，我负责把小面团搓圆，这个工作比较轻松，一会儿就做好了。我闲着没事儿，就拿了几个面团捏小人儿。妈妈说我，还跟小时候一样，就知道捣乱，眼里全是慈爱的笑。
电视里的新年联欢会虽然依旧是去年、前年、大前年那几张老面孔，却也花团紧簇地透着一股喜气祥和的劲儿。我们边看电视边吃饺子，吃完饺子父亲带我到阳台上放烟花。他买了好多烟花，因为他的宝贝女儿喜欢看烟火的绚丽。
大年夜的天空被映得五光十色，如梦如幻的美丽，让我想起有一个人，曾经，也为我点燃了许多许多烟花，送过我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并且与我结下来生之约今世之盟。不知那个人，现在是不是也在仰望着夜空，不知，他有没有想起我。
自嘲地笑了笑，那个人给我的灿烂，不是现实，只是在游戏里。紫霞仙子在“月光宝盒”里说：“我梦想着有一天，我的心上人会踩着七色云朵来接我，我看到那开始，却没猜到这结局。”真是段很经典的话，前半段说出了所有女孩儿心里的梦，后半段，也适用于所有伤过的心、断了的情……
那一夜，父亲对着烟火傻傻地笑，因为他的烟火哄得自己的“宝贝闺女”开心了。我看着他想，父亲，我已经不是小孩子，我受的很多伤，你的爱阻止不了；我该面对的很多风雨，你也无法再把我呵护在羽翼下为我阻挡，就像小时候，你怕我被同学欺负、怕我不会过马路，上学放学总是接送我一样，现在，你却无法再牵着我的手伴我走过每一处坎坷崎岖。父亲，我长大了，再不是你城堡里的公主，而是芸芸众生里的一颗小小尘埃，一只靠着自己的艰辛和梦想努力地向前行进再行进的小蚂蚁。是的，即便前面有一座山，我也要爬上去，用我小小的缓缓的步伐。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大姨家，这也是每年的惯例。父亲家里基本没什么亲人了，外公外婆去世后，我们每年都会聚到大姨家。
晚饭我们是出去吃的，舅舅订的酒店“鹿鸣轩”，不甚豪华却也雅致，在北京应该算是中档，在华城却可以挤身前十名了。
席间我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弟弟一个劲儿地问我北京的情况，一脸的向往，并且大有以我为目标榜样的羡佩之情；大姨听说我当了“经理”，不住嘴地夸着咱们家瑶瑶就是有出息；舅舅跟我妈说，二姐你真有福气，等瑶瑶在北京有了大发展，再找个好女婿，你和姐夫就等着上北京享福吧。
结账的时候，舅舅要付钱，母亲也要付钱，我和他们争，说在北京回来得急促，也没给他们带点什么，这顿饭一定要我请。舅舅说，那就不和瑶瑶争了，我外甥女儿赚钱了，孝敬舅舅大姨一顿也是应该的。母亲却依旧坚持着要付账，大约从我回来时穿着去年的旧衣，以及行李里没有几件像样的新装等细微处看出了些端倪，只是不能肯定，不愿说穿而已。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急着付钱，母女两便争到一处，父亲沉默地看了我一眼，说：“让瑶瑶付钱吧！”母亲犹自不甘地争辩：“瑶瑶在外头赚点钱也不容易，她刚开始上班，北京花销多大啊……”
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我说让瑶瑶付就让瑶瑶付！”声音有些粗暴。
我感激地看了父亲一眼，只有他最了解我，他在努力呵护我那一点点尖锐的自尊。
见我付了账，妈妈小声地嘀咕：“这一顿饭就八百多啊，真不值，我看也就值两三百。”
弟弟说：“二姨你老了，跟不上时代了，现在找个像样点的酒店，就得个千八百的。”
我看了看母亲，竟然发现，她的鬓角真的有几丝灰白了，再看父亲，他的皮肤比我印象中好像要松驰多了。我心里竟然有些纠纠结结的。
让我再出去奋斗几年，我给自己三年的时间，三年以后，混好了，接父母过去；混不出头来，我就回来，陪着他们，承欢膝下。
在我踏上返回北京的火车的时候，我又一次对自己说，三年，最多三年，我一定要陪在父母身边，每一天。然后，我狠狠心，不顾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目光，转身，上车。
身上还有一千块钱，只有上次来时的五分之一，但我比上一次要有信心，因为，北京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陌生了，而且我也不再是刚刚毕业不理现实、不会算计的那个我了。我当然不会去住一晚上一百多的招待所了，也不准备先拿出一半以上的钱来租房子，没有进项时就要节省再节省。我准备先在朵朵家借住，尽快找到工作然后搬走，就算那个韩峰再自大、说出来的话再让人难堪，我也会忍下去。现实教会我，有很多事要比“面子”来得重要。
朵朵倒是非常欢迎我在她家借住的，一回到家就急着把客厅里的沙发床放倒，又找了被子枕头放置妥当，然后还满带歉意地和我说，委屈你了瑶瑶，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把大床让给你睡。
我笑着说：“哪里就委屈了，这不比我们那个小屋要好多了吗？”心里也觉得好笑，要真是朵朵一个人，我们就一起睡卧室了，哪还用让。
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包里有一张卡，还是上一次走时母亲要塞给我、我没拿的那张，我知道卡上有两万块钱。还是被他们看出来了，我在北京过得并不好。苦笑了一下，我把卡收好。
韩峰对我的暂住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欢迎，但也并不反感，几天的相处下来，我们倒也相安无事，他甚至没提起过志浩向他借钱的事儿。他其实也不是个很差劲儿的人，除了话多点，有时挺单纯的，这让我想起我对自己父母的一些想法。他们，都是没有经历过多少生活挫折的人，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大年刚过，各公司的业务还没有正常开展，招聘信息少得可怜。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某“人才市场”召开大型广告专场招聘会，这一发现让我异常欣喜，来了北京半年，竟然不知道，还有“广告专场”招聘。
抱着热切的期翼，在招聘会那天，我早早地坐车向“东城区人才市场”赶去。在家查过电子地图，在里面显示的车站下了车，却找不到“东城区人才市场”的具体位置。到处都是小巷，没有特别醒目的标志物，问了几个路人，也没人晓得。这里是闹市区，又不像大学村那边能打到“摩的”，那些摩的司机都是活地图，哪儿都能找得到。
好容易赶到了东城人才市场，已经近十一点了，找路就用了四五十分钟。
看见人才市场大门的时候，我滚烫的心就凉了半截，人才市场不大的门口人山人海、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挤进正厅，里头也全都是黑漆漆的人群，想要越过人群挤到那些招聘的摊位前真是难于上青天。有时候在人缝里明明看到了招聘单位的桌子角，可短短几步路却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分每一寸都要使出杀出重围的劲头儿。
看了十几家公司介绍招聘岗位的广告牌，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招聘岗位明显地分成两级，要么，是最低层的“业务员”，要么是高层的“设计总监”、“创意总监”。前者和我曾经工作过的“百事特”大同小异，极低的月薪，达不到业绩额度随时有被炒的风险，而且那种工作学不到什么专业知识，想要在公司内部从业务部转到其它部门，更是难上加难；后者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工作经验、管理经验是绝对难以胜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