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百万富豪的财富历程
有关统计表明，广州是全国经济发展最早的地方，也是人们的经济头脑最发达、从事经济活动最普遍的地方，卢俊雄出生在这个地方有地利因素。不过，统计也表明，尽管广州人普遍具备经济意识，但真正像别的省份那样巨富的人却并不多，在百万富豪排行榜中，广州人的比例并不大。卢俊雄能从中鹤立出来，必然具备了更优秀的素质。
80年代初期造就的很多富豪，促使更多的人向前看，向钱看，更多的人在寻找机会抓住机会，因为他们发现世界真变了，时代真不同了。大势已经明朗，这时醒过来还来得及，赶上随之而来的机遇班车。
80年代下半期，个体户中主流是城市人，其中不乏一些知识分子。
第三班车上的人，已经不是因为穷困而冲上去的，而是看见前方的远景，知道今后世界图景的构成，他们明白：这是极好的机会。他们是从时代气息中感受到巨大财富的绝对重要性，也意识到自己的素质已准备完全，能把握创大业赚大钱这一时代赋予个人的机遇。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成为显眼的时代焦点，标志着时代的特征，这个人是柳传志。
柳传志现在是联想集团董事长。
联想集团创建于1984年11月，前身系中科院计算所公司，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1名科技人员以20万元人民币投资创办成立，是当年中国科学院“一院两制”推行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
80年代初期，电脑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当时，整个中国对电脑的概念还十分陌生，基本上处于发达国家向中国进行简单的产品输出阶段。而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后来成为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中关村当时已是公司林立。这些公司由于创业资本不足，不懂得市场，绝大多数以贸易为主，从进口电脑的转手销售赚钱牟利。
由于文化科学的差异，绝大多数企业购置电脑之后仅作为打字机使用。又因为计算机汉化的问题在当时未能得到解决，相当一部分客户买回电脑后又不得不闲置。因此，计算机汉化问题在当时成为电脑在中国推广的第一大障碍。
这就有着自己的优势了。柳传志后来回忆说，最早的一批公司业务就是组织公司职工积极为用户验收、安装、维修计算机，当时正是中国第一批使用计算机浪潮兴起的时候，几百台机器靠手推肩扛，用专业知识和简单劳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几个月下来，公司积攒了70万元资金。
1985年，中关村街上林立的公司，大多数靠从事贸易并因此获得了很好利润。而联想集团此时还只有十几个人，且大多是长年从事科研工作的技术人员，资金又很少，如果选择从贸易的方向发展则无异于舍长求短。柳传志没有采取这种做法，而是从科研入手，从产品入手，从自己的优势突破，因此很快在众多公司中脱颖而出。
80年代中期，由于长期封闭国门，对于世界高新技术发展，国人还是所知甚少。作为一个最新技术企业最终要获得巨大发展，就必须跟上世界高新技术潮流。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国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以微机为例，落后的差距在当时至少有10年。柳传志说，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以在微机领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为己任，审时度势，明确了“先看别人怎样做然后自己学着做”的企业发展策略。联想汉卡的推广成功地促使一些国际知名电脑厂商纷纷寻求与联想合作，以联想汉卡解决其电脑进入中国的障碍。而与这些知名企业的合作，不仅对联想集团实力的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联想集团借此机会摸索市场规律，积累了学习电脑推广的经验，从而完成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初步认识，建立了经营型的企业队伍，有效地实现了科研型队伍向经营型队伍的初步转变。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市场也巨大，犹如纳百川之海，即便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成功的也并不会仅仅是有知识有专业的人。毕竟中国人口众多，人群组成成分丰富多样，对于那些在意识和经验上有准备的人，机会也一样存在。机遇的班车上接纳着各种各样的人，吴志剑便是这个难以界定时期涌现出来的又一个成功者。
吴志剑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他有的只是机灵敏捷。同李晓华一样，他也热爱过文学，写过一些影视剧本。如果他要在这条笔墨路上走下去，可以断定，是不会有多大前景的。吴志剑没有在文学的路上走多远，却在金钱之路上走得很远。他及时制止了自己不真实的爱好，从文学的泥潭中拔身出来——这是在1985年，许多青年们还在文学之路上疯疯癫癫地乱奔时，吴志剑已弃笔从商，下海了。
他的情况与第一批人相比，区别更大。他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工作不如意，更不是找不到适合自己趣味的事干，全不是。他纯粹是因为个人的敏锐，发现了这个时代处处隐现的可能性。世界那么大，机会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摆到这些大机会中去、让自己生命过得更充分一些呢？
从吴志剑下海前的经历看来，他的准备期基本上为零，也就是说，作为经商素质而言，他是缺乏准备的。这一点与柳传志不一样。尽管柳传志单纯从经商角度看是准备不充分的，但由于他的专业和所涉及的领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进行业，这方面的优势使他处于领先地位，成功便要容易一些。
吴志剑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在边干边失败中逐步完成了自己的准备任务。
吴志剑出生于1960年，当过知青，参过军，后来在公安局工作。1985年才辞去公安局工作。他下海办鸡场，鸡死光了；又办水泥厂，水泥销不出去；办文化俱乐部，也跨了；办电子管厂，厂垮了；又办食品加工厂……都没成功。
这种瞎折腾的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大多数在这个时候下海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不成。意志不坚强者便收手上岸，又回原单位上班，重操旧业，心中常常涌出“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情怀。而那些坚定执着的人仍痴心不改，东拼西杀，也许到现在还在拼杀着，这已经变成一种惯性运动而不是商业运作了。
看来，搭上机遇班车的人并不一定都能到达目的地，有人“晕车”中途退出，有人实在不适合在车上而被逐下车，能到达终点的总是少数人。
幸好他的勇气和承受能力还能经受考验，最终仍然反败为胜，成为亿万富豪，这又与他在不断的商业实践中完善自己的准备过程有关，他最终取得了成功。
2.敢于吃螃蟹的第一批勇士
鲁迅说过，“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沿着别人走过的路走下去，并不难，因为有迹可寻，有前车之鉴。而第一个开辟出一条新路的人，其勇气可嘉，执着和毅力更可嘉。正如第一次看到有八条腿，挥动着两只大螯，目中无人地横向爬行的家伙，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它或蒸或煮、或烤或炸地吃进肚里，而不惧怕它的某部分里有能使你丧失某些机体功能、甚至生命的人，是真正的勇士。
东北电器大王：孙峰
孙峰，出生于沈阳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机会都有，就看你有没有看准机会的眼光，有没有看准了机会就下决心干的魄力。这一点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为关键的因素。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往往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遇危难而不惊乱，随机应变，运筹帷幄，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些孙峰都已经具备了。
在最初的那两年里，他只是缺少机会。他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一样，随时随地都在等待着那关键的一击一扑。
时机终于姗姗而来了。
这是在1987年年初，不知为什么，中国改革中的行销渠道发生了阻碍。一方面南方如广州深圳的大量收录机生产过多，销不出去，都堆积在仓库里，许多厂家为此资金大量积压，生产难以运转。而与此同时，东北的大城市里，收录机只有很单调的几种式样，落后的品种，很少有人过问。此时正是年轻人兴起流行歌曲与跳交际舞的时节，有些年轻人特地托人或自己跑到南方去买收录机和歌带。
有心计的孙峰看到了这一对比强烈的情景。他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做大生意的想法。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天赐良机。必须借此机会做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
兵贵神速，这是孙子兵法里就讲到的，当过兵的孙峰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这种商业机会必须牢牢抓住，要借此机会占领市场制高点。孙峰分析着：眼下的情况大概不光我得知，国营商店的那些购销人员也会抓到这一信息的，那么就得看谁抢先抓住这个市场空缺了。我抓住了，那么我就会一举获胜！
孙峰学会了知己知彼这一着战术。他知道国营商店有财大气粗的优势，也有主渠道的优越条件，但它的致命弱点却让其失利，国营商店的购销方式运转太慢，一般要经过二级购销站，转悠转悠，过了三个环节才能到顾客手里。这样不光拖延了时间，而且一级级地批发零售，价钱也就无形地抬高了。
看准了国营商店的这些致命处，孙峰就有对付的招数了。他立即南下去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找到那些生产收录机的厂家，直接与他们进行购销谈判。
那些厂长经理们正在为产品积压着急，听说有人愿意大量购销他们的积压产品，无不高兴，真是如雨中送伞，久旱之日逢甘霖了。他们对孙峰提出的以代销、联销等方式为他们推销压积的产品，都表示乐意合作，而且是越多越好。
孙峰根本用不了费什么口舌就把一张张代销、联销合同签下了，然后，那些厂家兴致很高地把他们仓库积压了许多日子的收录机打包，一一装上北去的列车，运到了沈阳。
谁也没想到，几乎是一夜之际，沈阳城里就多出了许多各种牌号，各种式样的收录机。这消息在年轻人中间传得飞快，许多一直想买收录机而苦于没有好机子的年轻人，都闻讯赶到太原街的那爿玻璃店，果然看到那里摆着一大溜式样漂亮、款式新颖的收录机，而且那位经理模样的人还在大声地向众人介绍各种品牌的特点性能和价钱。
这可太新鲜了。在国营商店，收录机这种当时称得上是高档商品的东西，一般是放在柜台里面，不让你随便摸，随便碰一下的。可是这里的营业员却笑呵呵地让你们自己试听试放，看你不会，他们还教你怎么按键，放音……
这家商店的收录机一下子卖出了许多。站在两个小小柜台中间的小经理孙峰看着一群群的年轻人兴高采烈地抱着收录机走出店门，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的这一步棋走对了。
第一批收录机很快就销完了，接着他又下广东，再与那些厂家签约，把大量的收录机运到沈阳，放到他的两个柜台上。但是，这时他发现自己的这两个柜台实在是太小了。那么大的一个沈阳城，那么多喜欢音乐的年轻男女，不可能跑那么远的路，到地偏一隅的太原街来买收录机呵！
孙峰不失时机地在这个大城市的其他街区也开设起他的收录机销售分部了。不到几个月，竟在沈阳城里建起了十几个分销店，而且个个生意兴隆，每天都能卖出许多收录机。
红红火火的生意做着，不知不觉的，到了年底一结算，连他自己也吓一跳。这一年，他的十几家电器店的销售额达到了4000万元，利润达700万元。听到沈阳城里都把他孙峰叫做“收录机大王”，孙峰心里热乎乎的，脑袋晕乎乎的，真不知是在云里还是雾里了。
抓住了一次机遇，孙峰就把自己的路子闯开了，原先的那种小敲小打的生意干脆放弃了，专门做起了家电生意。他手里有了几百上千万元的周转资金，这下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才过了1988年春节，他连走亲访友的时间也不留一点，就盘算着如何接下去做大生意了。
孙峰此时分析全国的市场走势，得出一个结论：现在人们对家电的购买欲正在急剧上升，而且有可能达到一个大高潮，必须抓住这个高潮到来时，把货物备齐了，到那时就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了。
打定了主意，孙峰就把计划细细地做好了。
第一，他想着要早，即早早把货源落实妥当，早去南方厂家，联系购销业务，签订供货合同。他从春节过后即南下到了广州深圳等地，与那些新老厂家大谈生意，价钱、供货方式等等的，全都落实了。
第二，他根据眼下消费者的购物心理，应各种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需要，把型号品牌都置齐了。再则，不光做收录机一项生意，而要把家电的其他种类，如彩电、电风扇、冰箱等都备着货，让消费者走进他的店里，能同时买到他所需要的各种日用家电。
孙峰的这一着棋又走对了。
在整个上半年，他一直是不动声色地从南方往沈阳装运家电，运各种各样的录音机、彩电、冰箱、电风扇等等，一整车一整车的货运到了，卸下来堆放在孙峰临时租来的仓库里。大批大批的货堆放着，一时还来不及卖出去，但孙峰一点也不着急。他坦然地等待着，等待着他预料的那个时机的到来。
时机果然就应时而至了。
这是1988年的夏秋之交，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突然到来了。人们如发了疯似的手攥钞票，跑进商店里，见着什么买什么，也不问价钱，也不管用得着用不着。这是一场盲目的心理大恐慌。人们在改革之中还没有很好的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
这场大恐慌的最大收益者，就是各商店。孙峰在这次抢购风中大获厚利。怎么也不敢相信，他的那十几家店里的上亿元家电商品，竟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抢购一空！这种空前的销售量大约算得上沈阳之最了，孙峰手下的200个营业员人均销售额竟达50万元之多。
孙峰在抢购风期间，另有一个让人大为称道的，就是他的为人为商之道。在大抢购时，有的商店为了借机把商店里卖不出去的商品卖出去，就用搭配的方法让消费者硬买下。而孙峰却坚决不这样做。
他的“木兰”公司电器有好销也有不太好销的。他决不用搭配销售这样的恶劣手段做生意，不把滞销商品强卖出去。同时他还在那时候推出了一个“为顾客让利百万元优质服务活动”。
他这样做，就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平抑市场物价的作用，得益的是广大消费者，也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表扬，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从以上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孙峰此人是会用脑子办事的一个企业家。他在顺境中能稳得住，不为高额利润所动，不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在逆境里，他也会想出应对办法，而且目光长远，在别人退却时，抢占滩头，因祸得福，成了一个最大的利益得主。
长沙可口可乐大王：李静
李静，1950年生于湖南长沙，1966年初中辍学进房管局当学徒，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呆了十几年，1982年辞去公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摄影社。
湖南省第一批毅然决然扔掉铁饭碗的人中，就有了李静的名字。
1983年春，李静和弟弟到了广州。李静看到那个摊上卖的饮料有些特别，上面写着“可口可乐”的字样。这名字他过去好像见过，于是就掏钱买了两罐，哥俩一人一罐。弟弟急乎乎地打开一喝，一口还没咽下，就吐了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味道跟药水一样？”
尽管像药汁，但仍有许多人前来购买。于是李静赶紧拿来宣传资料，只见上面写着：可口可乐是美国已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饮料，已畅销世界上的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全世界有1500家厂在生产同一牌号的饮料。他还听说了，在中国，可口可乐还在初创市场阶段，几乎是个空白！
李静脑子里猛地闪出一个念头：没有人做过的生意，一定是个很好的生意！这东西一定可以赚钱。这在他一年多一点的开办摄影社的经营经验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对，就卖这玩意儿！
李静马上把自己的这个想法与弟弟说了。但是遭到了弟弟的强烈反对，说这种东西吃起来那么怪的味道，弄到湖南去卖，不亏损才怪呢！
但李静却是一个下定了决心便不肯轻易改变的人。弟弟虽然反对了一阵，但也知道哥哥的倔脾气，最后也只好说：那么就依你这一回，试一试再说。
于是，哥俩就东打听，西探问，找到了广东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的经理室大门，一位姓杨的经理接待了他们。
“你们有什么事吗？”
李静客气地说：“我们要找你们领导商量一件事。”
杨经理淡笑一下，“我们这里没有领导，只有经理。”
李静一怔，“噢，那就找你们经理谈谈。”
“什么事？我就是经理。请说吧。”
李静看了看对方西装笔挺的架式，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灯芯绒书包，“我们是想要你们的可口可乐……到湖南去卖。”
杨经理不禁吃了一惊，看了看两个衣着土气，满口湖南腔的男子，“你们也要做可口可乐生意？我们在广州也才刚刚代销了一个月呢。你们的脑子转得倒是挺快的。全国还是第一份呢。不过，你们要想好了，在湖南有没有人要喝这种饮料？”
李静坦率地说：“我们只晓得，湖南没有这种东西。”
杨经理有些吃惊了，“那，你们不怕赔本吗？”
李静把胸脯一拍，朗声说：“怕赔本就不敢上门来了！”
看着这两个有胆量、有气魄的湖南佬这么说话，杨经理也被打动了，终于同意批给了他们300箱可口可乐。李静却又提出来，双方一定要签一个合同。那杨经理有些奇怪了，“你想签什么合同？”
李静一板一眼地说：“第一，要保证供货质量，第二要答应我们做贵公司在湖南的经销总代理。”
杨经理细细地打量了一下李静，脸上露出了敬佩的笑意，拍了拍李静的肩膀，“好，小伙子，像个做大生意的人。”
李静拍了拍胸前挂着的书包，“我们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订了货，就付现钱，决不会给你经理添麻烦的。”
合同很快就拟好了。对方是大单位广东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一个大红印章盖在合同书上。李静却只有自己的名字，把“李静”两个字与那大红公章签在了一起。
杨经理问：“你们单位的公章呢？”
李静脱口而出，“我没有单位，我是个体户。”话音说出口，他心里才有些发寒，怕对方不会同意与他这个个体户签约。
不想杨经理倒很放得开，爽快地说：“行，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个体户，这事就这样定了！”
于是可口可乐批到手了，又签下了一张合同。李静的脸上显出了兴奋之色，但他的弟弟却暗暗地为死不回头的老兄担心。
李静把300箱可口可乐运回了长沙，就计划着如何把这些美国饮料卖出去。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批价是5角钱一瓶，按规定他可定在8角一瓶，但他不，知道这种饮料刚开始销，只能薄利多销，就将定价定在6角8分。这样的话全部销完，也会有可观的利润的，300箱，每箱24瓶，全部可乐销完，会有千把块钱的利润，可就不少了。如果有一个月时间把300箱销完，那么月利千元可算得大利润了，再接着到广州去进500箱来销出去，肯定越销越快……
然而，李静的如意算盘没能一拨就灵通。半个月过去了，没人要货，一个月过去了，300箱货还原封没动地堆在他家的阁楼上。有人路过他家，看了看摆在柜台上的酱色饮料，都摇摇头说：“花6角钱买一瓶酱油水喝，还不如花1角5分钱去喝一瓶汽水呢。”
真叫祸不单行，这里可口可乐卖不出去，那边工商局的同志又板着脸找上门来了，语气严峻地说：“个体户不能搞长途贩运，不能搞批发，只能零售。这是政策你懂不懂？”
那时正值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李静就给中共中央发去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在电报中他写道：“祝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提请大会允许个体户搞长途贩运，搞食品饮料批发。”
不久，他所在的工商局把他叫去谈话了，劈头就是一句：“你怎么搞的，有什么问题长沙不能解决，要告状告到北京去？你用心何在？”
李静明白，这是他的电报事件被工商局的人知晓了。他低着头，任由那个干部斥责着。半个小时以后，那干部才算把一肚子火气出完了，然后才说了一句，“现在事情弄到这个份上了，你说怎么办吧？”
李静低声地说了一声，“我也没别的要求，只要你们让我把货卖出去。”
干部说：“好吧，你把这一批卖完了就拉倒。”
李静接着话头说：“那好，你同意我卖货，请给写个条子。”
那位干部没办法，只好给李静写了一个“售完为止”的条子。李静拿着这张条子，心里暗暗高兴。条子上写着的是“售完为止”，要是我永远也销售不完呢？聪明的李静在这时候，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子。
得到了这位干部的条子，如同得了一把尚方宝剑，李静即到工商局去办理执照了。
有了执照，有了营业章，李静心里踏实多了。可是当他一回到家里，看到那整整300箱的“酱油水”，心里就又犯愁起来了。对着它们想啊想啊，忽然脑子里就想通一个道理：长沙人从来就不知道可口可乐是什么东西，没尝过它是个什么滋味，那他们当然是不会来买的！
想通了这个道理，李静就赶紧起身，拉了一辆三轮车，在车上搁着一箱可口可乐，然后就到长沙的繁华大街上去了。他推着车，手上举着一瓶可口可乐，对来往的人群大声吆喝着：“可口可乐，风靡世界的美国高级饮料，请大家免费品尝！”
行人听到他这么吆喝，都围拢来看热闹了，也有不少人争着品尝他手上的“美国高级饮料”。也许是美国饮料这种截然不同的滋味让他们心动了，尝过的人都说味道很特别，没有什么人说不好喝这样的话。
大街上的宣传可口可乐行动才在人们嘴里议论着，第二天一早，赶早班的人突然发现，在黄兴路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铺面的门上、窗户前，都贴上了色彩鲜艳的可口可乐广告宣传画。于是可口可乐一下子就成了人们在街头巷尾，饭后茶余议论的热门话题了。
借着这一股风头，李静又踏着三轮车，敲开一家家商场、旅店的门，请人品尝，托人代销，销完了才结算付款，销不出去可以退货，就这样，他花费了50多天时间，把300箱可口可乐全部售出了，获得了1000多元利润。
获得千把块钱的利润是小事，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次试销，他已经把可口可乐的销路打开了，订单也纷纷来了。李静看着那一张张要货的单子，心里高兴极了，马上就再下广州去进货了。
为了扩大市场，李静又不惜重金，为可口可乐做车厢广告、电视广告，使可口可乐在长沙及整个湖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美国可口可乐总公司在香港分公司的中国市场部经理。他很激动地在广州对李静说：“个人掏钱为可口可乐做广告，在全世界也就你李静一个！”
1983年夏天，广东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正式批准李静为该公司可口可乐行销部驻长沙的总代理。
艰苦的磨难，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换来了成功，就此也奠定了李静开创事业的最初的基石。
李静凭灵活的经营战略，采取微利保本，灵活机动的方法，击败了国营大公司，巩固了原有的市场，发展了新的网点，同时也树立起了自己“讲质量，守信誉”的良好商誉。
李静在可口可乐的生意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把领导湖南食品新潮流的角色真正地担当起来了。在那以后，他又努力地把从外国与外地进来的新食品，一次次地向长沙这个古城居民推销。
1985年的春天，李静在长沙市黄兴路举办了全省首次个体户食品、饮料看样订货会。在这次会上，他向长沙市商界，向湖南全省的商户们提供了雀巢咖啡、麦氏咖啡、康氏饼干、嘉士伯啤酒等400多种进口和国产的优质食品，使得到会看样的湖南商界人士看得眼花缭乱，十分惊诧。
李静由此次订货会而一举赢得了湖南全省都知晓的知名度。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李静的事业开始大发展，名声大振之际，却有一支冷箭朝着他冷不防地射过来了。
某家杂志登出了一篇题为《个体户变奏曲》的文章，以激烈的口吻抨击了长沙市的一些个体户，其中有一段文字是直指李静的：“……‘投机、坑骗’是另一类个体户发财的秘诀，此类好手中的冠军要算自诩的‘长沙可口可乐大王’，他靠‘价格翻倍’的手段，两年时间净赚一百多万元……”
“偏见，纯粹是偏见！”李静看到了这种无中生有的文字，气愤地把杂志扔在了地上。
《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闻讯赶来了，李静向记者递过了一叠发票。那是一些进货的发票。记者认真地看了起来：
1989年2月2日的进货发票写着：800箱，单价是57.75元；
1989年3月25日的售货发票上写着：100箱，单价是61.30元；
每箱24瓶，每瓶毛利0.15元，一箱是毛利3.55元，去掉运费、税收、人工开支，所剩利润无几了。所谓“价格翻倍”，“牟取暴利”从何谈起呢？
李静好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可以倾吐苦衷的对象了，于是就对那位记者说起了这几年为可口可乐生意所经受的种种苦楚来。
吃够了苦头，才用辛苦换来了一点利润，才有了一点好名声。李静是十分珍惜自己的名声和信誉的。有的做可口可乐生意的，靠走私发横财，带可口可乐时夹带香烟。但李静从来不做这样的事。
有人说他胆小，说不大可能会查到的。但他说我从不干这样的事，十次碰到一次，罚款丢钱是小事，失去了名声是大事。他宁要赚钱少的好名声，也不想做那种为了一些贪利而犯法的事！
李静并不是不会做生意，也不是不知道赚钱。他这些年来赚得了一些钱，靠的是有见识与胆魄。可口可乐生意，全湖南是他第一个，接着，他又把价值好几百元的“人头马”、“大将军”等外国名酒引进了长沙。进口的高级奶粉，也是他首先引进的。
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商战中找到商业的窍门。李静的经营原则是：“生意要做在别人前面”。他的战略决策是：“小批量，多品种，投石问路。”
从他第一次引进可口可乐生意，到4年后的1987年，他在省内外的客户已达400多家了，而他经销的可口可乐，竟占了长沙市全部销量的70%。营业额成百倍地增长，税利也成百倍地增长。
在这一年，李静的以可口可乐为主要营业项目的“南方华侨港澳台胞贸易公司”就正式挂牌营业了。
二、善抓机遇的弄潮儿
——20世纪90年代造就的百万富豪
有人说，到21世纪中国将是钱说了算的社会。现在要办点事还可通过熟人、关系，到那时候，办什么事都得掏钱。比如说，孩子想上重点中学，只要多拿钱就行；想上清华、北大，自费上就是了；要请名医看病，可以，只要你拿出昂贵的诊疗费。谁发财，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刮起了一股“下海热”。
1993年前后，经商大军早已超过5000万之众，仅农民个体工商户就达3000万之多。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赶海大军，曾把尚未发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冲击得体无完肤。比如说，有一段时期，农村市场急需地膜，不少的商家都转向地膜经营；一段时期，钢材奇缺，许多公司扔下手中的活忙不迭地倒起了钢材；1993年，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房地产热，大伙又风风火火地买地建房，盖得广厦千万间，单等卖个大价钱。总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商海波涛更加汹涌澎湃，经商下海，如火如荼。
1.90年代：要发财，快下海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都感觉到又一个大机遇到来了，在这热火朝天的下海热潮中，有各种各样的群体组成了一幅赶海的图画。
1992年1月，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不久之后，新华社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谈话要点”。这次南巡，是全中国人的一件幸事。
年近90高龄的小平同志在与广东省领导座谈时，他这样讲道：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我们的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未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邓小平这番南巡讲话，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所有的人都感到又是一个大机遇到来了。
人们打破脑袋乘上这班机遇的列车，力气小的被挤下来，胆子大的吊车门翻窗子。很多人做房地产发了大财，这群人中冒出了很多亿万富豪，也有很多人败得一塌糊涂。有的人在这期间炒股成了富豪，也有的人在股市大跌时陷入绝境。
□四年挣了30亿的袁宝王景
1992年，袁宝王景离开他所供职的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怀柔注册了建昊实业发展公司，启动资金只有20万元。
创业之初的困难和艰窘可想而知。袁宝王景和公司的职员住在市区，每天都是早早就得坐上公共汽车往怀柔赶。公司的经营方式也单调，靠租地卖物种。那是一种叫作小黑麦的独特品种，其产量和营养价值是一般麦种的十多倍。公司以每亩110到130元一年的租金租用了200亩地，租期20年。当时公司的资金状况如下：到位20多万，开办费花了二三万，然后买专利又花了10万元左右，剩余的钱根本就不够租20年，千方百计与对方交涉、谈判、斡旋，结果是可以先交4年的租金。这么一来，公司的资金几乎全部用光，最后的一点钱仅够买化肥的了。那时的建昊公司，称得上是中国最贫穷的公司了，因为它的帐面上，一度只有371元钱。袁宝王景和公司的职员们都不抽烟，因为省下一条烟就可以多租一亩地。袁宝王景说他当时若不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是真不想干了。这一说法想来是符合实际的。想想看，面对着一贫如洗的公司现状，谁又能平心静气、安之若素？
半年以后，小黑麦成熟，麦种很快就占领了全国市场，公司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再加上那段时间里公司已将购得的几十项专利悉数售出，获利甚丰，建昊公司已非昔日刘郎，流动资金达到了数百万元。
至此，袁宝王景渡过了他创业之初最艰难的时候，建昊公司也就拥有了步入常规发展的基础。这时，袁宝王景表现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杰出企业家的超常的魅力和胆识。他认为，企业要想获得快速发展，必须打破常规，独辟蹊径。他断然决定，建昊参股一些他所看好的企业。
对于股票证券，袁宝王景是个行家。1986年读大二时，天龙、天桥证券首次发行。那时为了自食其力，他给教授抄稿，在校园里摆摊售书，还帮助推销过天龙、天桥的股票。那其实只是一种极原始的推销方式，就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跟沿街叫卖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当时许多人都瞧不上眼，甚至还有人说那是干扰和动摇国家建设。1989年，大学毕业又分配到中国建设银行证券部。在中国证券市场他曾创造过几个难以企及的纪录。他曾在一天之内成交证券高达6700万元。目前做证券的老人，提起袁宝王景几乎无人不晓。就凭这种与中国证券业的缘源，袁宝王景在策划建昊未来的发展战略时，首先将建昊与证券业联系了起来。同时，在袁宝王景眼里，参股，就是一种“借船出海”，即站在别的企业的船上出海远征。建昊先后参股的企业有三九胃泰、四川蜀都大厦等，这些企业有些当时并不为人看好，很少有人买，但袁宝王景看准了，买了。不久，那些企业相继改制成功，股票纷纷上市，随后大幅度升值。此时，建昊抽身而退，看好时机，抛出股票，积累了大量资金。据此，袁宝王景又走出了他运筹帷幄的新的一着妙棋。建昊也因而成就了今日的万千气象。
未来研究建昊发展史的人将会清楚地看到，无论是1992年起死回生般地步出困境，还是1993年的“借船出海”，只能算作建昊发展的序曲，因为建昊真正蔚成气象，并从此确立了其在中国证券界及计算机与制药行业不可撼动的地位，是从1994年才正式开始的。
按照常规的发展模式，建昊在拥有了充足的资金之后，会自己开办实业，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将办实业、创名牌视作发展的正道。袁宝王景当然亦作如是观。但是，他没有去找项目、盖厂房、进机器，大张旗鼓，招兵买马。他走的是一条更省时、更便捷、更能快速见出成效的路子，那就是收购企业，独资经营。
其时，国家的宏观调控已经开始，许多厂家都在经受着大市场最严酷的考验。优胜劣汰。有些企业很快就吃不住劲，败下阵来。有关部门开始考虑在产权制度方面实施大幅度改革的可行性，继而对严重亏损、经营不好的企业采取改组、兼并、收购、拍卖的形式，希望能为这些企业寻找到一条新的生存、发展之路。
袁宝王景这时便打出了他曾让许多同行为之胆颤的一张牌，事后也证明了这是建昊最为出奇制胜的一张牌：大规模收购一些行将倒闭的企业，然后予以改制，独家经营。
按当时建昊的实力，收购一两家破产企业尚还可以，但要进行大规模收购，则未具实力，这便促使袁宝王景出色地完成了收购行动中的成功操作：用51%的资金控制100%的资产。
第一家被收购的企业是海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海尔的资产是1000多万，建昊花500多万买下了海尔51%的股份，按照现代的企业制度，51%就可以控股，也就是说，海尔的经营、生产包括企业产权已被建昊所控制。然后，袁宝王景又看中了温阳制药厂。温阳在全国中药行业，排名第二，资产额达1900万，如要买下温阳制药厂的控制股51%，就需要近千万元。而建昊已经用500多万的资产控制了海尔1000万的资产；建昊便以海尔作抵押跟银行贷款。买下温阳之后，再以此作抵押，将原先借银行的款还掉。这时，建昊所要做的，就是改组企业，完善内部的经营和管理，再投进去一部分资金，启动企业，正常运转。很快，依靠企业自身的赢利就可以将银行的欠款还清。而一旦条件许可，建昊就会将控股企业的另外49%也买下来，变成自己独资的企业。像海尔生物有限公司、温阳制药厂，如今早已成了建昊名下的独资公司。
袁宝王景意念中的购买、控股、独资，就是这样一步步变为现实。建昊控制、购买的企业越来越多，建昊的雪球越滚越大。到1996年秋，建昊集团在北京成立，其资产总额已高达30个亿，拥有的下属企业达60多个。“1997年建昊的目标是超过20个亿。”袁宝王景如此规划建昊一年的发展蓝图。
迄今为止，建昊接收企业时，从来都没有大批往企业里派人，也未发生过接收新企业时经常会发生的骚乱。建昊的作法是只派一两个人下到企业里去，清产核资，理顺企业发展思路，调整产品结构，使之更能适应市场的发展趋势。一般职工在上岗之前，都有两个月的重新培训。除了自愿离职，建昊从未开除过一个原来企业的工人。企业的股份化，又使得职工都自觉地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大部分职工都购买了企业的股票，成了企业的股东。而公司的经营与生产，已经是量化到了无法再精致的程度。比如一天要是多用一张纸，统计部门就能算出收入中将少得多少钱。再比如药瓶的瓶盖，如果每个瓶盖多支出1厘钱，1年就会少挣40万元的利润。平均到每个职工头上，就等于少收入了几百元钱。所以，几乎每一个建昊购买、控股、最后独资的企业里，职工的思想相当稳定，主人翁的意识极为强烈。建昊下属企业的工资制度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完全与效益挂钩。工人一个月挣八、九千块钱是常有的事，有一个工人曾在一个月挣了8万元工资、奖金，创下集团的纪录。
从1992年的20万，到1996年的30个亿，袁宝王景只用了短短4年的时间，就创下了中国企业史上最为辉煌的发展奇迹。他对记者说：“我的钱没有一丝血腥味，我没有偷税漏税一分钱！”
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造就了许多百万富豪，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富豪财富是算术级的飞速增加，那么这以后，他们的财富则是几何级的翻番。
□创造两个名牌的百万富豪：段永平
1992年年初的一天，一个后来被人认定当时是“一文不名”的书生，随着南下的人流跑到广东中山，在一个亏损200万元只剩下几条生产线的小厂做了厂长。7年后，这间工厂生产的“小霸王”学习机占有了全国市场80%以上的份额，那个穷书生成了不折不扣的“打工皇帝”。就在公司发展如日中天之际，书生却辞掉了总经理的位置，跑到与中山一江之隔的东莞，重新注册了一家企业叫“步步高”，书生仍然做总经理，只不过履历之后多了一重身份——股东。
这个创造了两个名牌的书生叫段永平，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阿段”。阿段不是广东人，在或多或少知道他的江西老表那里，他的故事被演绎成一段传奇。
从两手空空的一介书生，到创造财富和拥有财富的成功者，在外人看来段永平的故事简直是财经版的“灰姑娘童话”。但成功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些人取得成就在于“明晰的远见，创新能力”，当然也少不了拼命与努力。
在段永平身上，人们发现一些东西奇怪地融合在一起。
有人注意到段永平仍在使用老式的摩托罗拉手机，他的简陋的办公室坐了8个人；穿着也似乎过于朴实，有一次他去中央电视台投标，夹在一群衣着光鲜的人中，被门卫叫住，差点当作闲杂人等拦在外面——门卫哪里知道这个人是央视第一广告大户。
段的低调常常让那些满怀期望的记者败兴而归，他不会讲故事，尤其是那些情节曲折激动人心的企业秘闻。他经常严肃地告诉采访者：“我们很本分，这听起来像是废话，却是做企业最基本的东西。”
当他的同行准备上手机、做彩电时，段无动于衷。甚至在他抛头露面上台与比尔·盖茨握手言欢，参加了“维纳斯计划”发布会之后，大会上坐在台下面的厂商“先下手为强”，纷纷推出各自的信息家电产品，段永平却保持着沉默。
国内企业将“国际化”念经一样挂在嘴上，段在一片喧哗与骚动中抛出几句冰冷冷的话：“我很少做海外合同，你有如此大的国内市场，为何浪费时间到海外呢？”
甚至连推崇他的《Asiaweek》都认为他“保守”，但同时又说“他的保守对他很有好处”。
段永平认为他的“本分”有三层意思：一是有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而不是有多大胆量。君不见有多少叱咤一时的企业都败落下去，大伙在总结教训时都知道了什么叫“盲目多元化”。做企业其实有个“焦点法则”——一个企业应将80%的精力放在20%的事情上，那么这20%的事情会给你80%的效益。
第二层是有一个“足够的最小发展速度”，别人都追求高速发展，段只想有一个平稳的上升状态，他相信“欲速则不达”。
第三层是底子：讲信誉。段永平说：“讲信誉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曾为一个承诺赔了1800万元。”
段永平的“本分”包含了大巧若拙的智慧，但这毫不影响他的进取与创新——这种能量的释放使他逼近于经济学大师熊彼得所说的“企业家”。
学习机是段永平的成名之作。1993年电脑热，中国人都想学电脑，这种迫切性连出租车司机都会告诉你，但绝大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一台PC段发现了这一需求，将PC中的打字与简单的中英文编辑功能剥离出来，做成了一种叫“学习机”的东西。一台只卖200～300元，结果卖疯了。
营销活动使段的天分绽露出来。段第一次将成龙请来为国内产品拍广告，道：望子成龙是现成的，为什么不用？”段的创意搔到了天下父母的“痒处”。
由于小霸王赢利不时被上属怡华集团抽走，段永平做大企业的梦想受到现实的钳制，他向老板提出股份制的构想，没有结果。段等来等去等不及了，于是挂冠出走。
段永平的信誉在创办步步高关键时刻起了作用，许多生意上的朋友都愿意投钱。原来的部下纷纷离开小霸王，聚到步步高的旗下。
1996年，段永平在中央台拿了一块黄金时段的广告，标价是8200多万元，当时有人说这是步步高的“全部家当”，这一投是倾家荡产的一搏。
先做无绳电话。一个小男人蹲在马桶上，用步步高无绳电话惬意地喊：“股市又升了噢”——人们笑着看完这则广告，充分认识到“无绳”的好处。两年之后，段的无绳电话市场占有份额全国第一。
1997年，VCD火得一塌糊涂，厂商们大赚了一把，同时将价格降下来。步步高是一个迟到者，段永平想了一个办法。在广告上以李连杰的“真功夫”对成龙的“好功夫”，搭当时“三巨头”之一爱多的便车。1998年央视投标，VCD广告闹革命，将黄金时段瓜分。但一年之后，原来赶集似的VCD广告似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爱多倒下了，另外的“巨头”也“金陵王气黯然收”。只剩三四家，而步步高自然在大打广告，“笑到最后笑得最好。”
1999年中央台竞标，段永平与乐百氏老总杨王强搞了一个“攻守同盟”，在规则之内纵横无忌。步步高复读机热气腾腾地炒卖，教育部关于明年高考开始加英语听力的消息传来，对步步高无疑是一大“利好”。
迄今为止，段永平在他尝试过的领域内几乎都取得了成功，但他关于“本分”的理念从未改变。在扎实的打好基础、选好方向之后，段的脚步并不比任何人慢。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
在阿段的车里，有这张CD，是广东的音乐人写给步步高的歌，段永平喜欢把车子开得飞快，放这首歌给自己听。
□果汁大王：朱新礼
在汇源集团以及全国各地的媒体上，有一句上上下下都能看到的广告语：“喝汇源果汁，走健康之路。”见到这类似广告词、充满鼓动性、肩负社会责任、满载社会效益、振奋人心的倡导语言，总以为是哪位名策划家的“金点子”。想不到，它正是汇源老板朱新礼的经典作品。
到朱新礼的办公室，马上会为一道“果汁墙”所吸引。这是一道长约6米，高约3米的大型产品陈列柜。陈列柜上摆放着国内外各种品牌、各种花色的、包装各具特色的果类饮品。玻璃瓶的、金属罐的、塑料瓶的、利乐无菌纸盒的，五颜六色，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
几年前，在饮料的王国中，还没有汇源集团的一席之地，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纯正的果汁为何物，更不知有汇源果汁。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7年时间，汇源果汁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饮料的王国中迅猛崛起，一跃而成为果汁行业的霸主。
1999年8月，中国食品饮料协会评选中国十大饮品，汇源位列其中。汇源已经成了中国果汁饮品的“可口可乐”。
与“汇源”的一次次闪亮登场形成对比的，她的缔造者、她的培育人朱新礼却显得默默无闻，少为人知。汇源的成绩后面，朱新礼兢兢业业、一步一个台阶，从质量检验到市场网络，从更新流水线设备到企业扩并，苦练真功，凝聚了愈来愈深厚的内力。精气足，可穿墙。汇源现在的每一次举动，往往都马上伴生出新的不断增长的效益。
朱新礼原是山东省沂源县一名国家干部，官至县外经委主任。他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学识渊博，擅长演讲。
90年代初的一个深秋，两个身边的现实“画面”促成了他人生的一次跃变。
画面一：
正是丰收季节，万山红遍，花果飘香。著名的革命老区沂蒙山下泉水淙淙，枝头鸟鸣啾啾。好一幅浓淡相宜，色彩缤纷的风景画！
然而这画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逐渐地、逐渐地被破坏了，那压满枝头的苹果腐烂了，变质了，那红得火辣辣的山楂风干了，变黑了。
丰收并没有给果农带来喜悦，有的人甚至挥起大斧砍倒了曾给自己带来希望和财富的果树。
无奈何，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水果丰收了，却不知往哪儿销。没有经济效益，只好自生自灭。
此时，朱新礼正站在沂蒙山下望着这幅残破的图画出神。他没有美国人约翰·彭伯敦发明可口可乐时的那份神秘，那份惬意，那份愉悦。有的只是惋惜和痛心。
为什么那甜蜜的丰收却给人们带来了苦涩，那沉甸甸的果实却化为击碎人们甜美之梦的顽石？
有没有一把打开山门的钥匙，为山民和果农们辟出一条致富的道路？怎样才能使甜蜜不再苦涩？使希望不再破灭？
画面二：
沂源县某国有罐头厂，产品积压，市场渺茫，几百号工人薪酬无着，许多家庭勒紧着裤腰带。上至工交副县长，下至厂长员工，一筹莫展，望厂兴叹。
沂蒙山山谷的风激荡着他的胸膛；罐头厂工人的叹息撞击着他的心扉。此刻他将忧患将责任和着自己的壮志一起编织。他开始编织强县富民的梦想。
这位山东汉子具有山东人那种固有的豪迈和执著的特质以及风风火火的敬业精神。经过一番缜密思索和苦心研究，他决定：在这漫山遍野、芳香四溢的水果上大做一番文章。
买下罐头厂，造中国产的果汁！
说干就干，1992年他毅然辞去公职，下海了。
下海之初，他便挽起袖子干开了。
罐头厂适应不了市场的原因是体制。经营者受制于上头的条条框框，说话不能算数。于是他先将工厂买到手上。在他考虑买下罐头厂的时候，这家经营了8年的罐头厂已经亏损了1000多万元，其中银行债务就达900多万元。经过努力，他以项目救活工厂养活几百号工人，外加承担450万元债务，将罐头厂接手过来。
紧接着，他对国内外饮料市场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市场对浓缩果汁的原浆需求巨大，于是，他选准了市场的切入点，采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了上千万美元的外资，从德国和瑞典引进了具有9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果汁加工设备，在山东沂源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果品生产基地及加工厂。
补偿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常用做法，而在国内却鲜为人知。通过引进出口国的设备，以产品作抵押在进口国生产产品，最后在一定期限内将生产的产品返销给出口方，以部分或全部收入分期或一次抵还合作项目的款项。
朱新礼一口气签下的设备是800多万美元，分5年返销产品，部分付款还清设备款。按照这一计划，产品如能多销，机器开机率高，不用5年，不仅还清设备款，还可以为国家挣回大笔外汇，企业也将挣下宏伟事业的根基。
1993年初，在20多个德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工厂开始生产产品。苹果汁、山楂汁、梨子汁鲜甜鲜甜地流淌出来。这个时候的关键，就是谈下大买主，签下长期订单。当听说德国将连续举办两次国际性食品博览会时，他立即购买机票“单刀赴会”，连翻译都没带（据朱新礼说，当时买不起2张机票），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和瑞士洛桑签下第一批业务：3000吨苹果汁，合约额500多万美元。
马到成功。
这年年底，汇源果汁开始为世人汇出源源不断的新鲜果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有所转变，人们实实在在是想喝一点纯正的果汁了。一些洋饮料也冲破国门，乘虚而入，这些“洋水”横冲直撞，侵掠着我国的饮料市场。
这一切，激起了朱新礼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一个新的信念在他的胸中逐渐形成：一定要让中国人喝上自己的纯正的天然果汁。
于是，朱新礼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杀了一个“回马枪”，挥师进京，决心在祖国的心脏创下自己的名牌产品。
1994年底，汇源果汁集团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企业实现了第二次腾飞。
目前，汇源集团除在山东建有一个大型浓缩汁基地外，还在全国建立了6座果汁罐装厂，32家销售公司，使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规模优势。于是，一个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的大型企业集团在首都迅猛崛起。
于是，具有8大系列、90多个品种的汇源果汁以其固有的纯正和芳香，深受国人的青睐，在国内外的饮料市场中争得重要的一席。在行业内朱新礼决定扩大果类品种，增加原汁制造，并从蔬菜类原汁中去寻找新的开发点和增长点。
朱新礼经营的汇源集团以“勤奋、务实、高效、创新”为企业精神，以向前切入销售，向后切入科研和生产，“为消费者提供品质不断更新的精品”为企业的经营理念，“高起点、高标准、高品质”地创造着自己的业绩，不断地步入辉煌：
1996年，内贸部、国家工商局、中国消协对饮料市场“信誉商品”监督抽查中，汇源果汁荣获果汁质量综合评比第一名。
1998年8月18日，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主办的’98首届饮料市场抽查中，经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汇源牌果汁为合格产品。
……
朱新礼一以贯之，目不旁视，专心致志于一项市场潜力巨大的产业，聚焦一处，稳扎稳打，几年过后，猛一回首，不小心已经打下了大片江山。这无疑为我们许许多多的创业者提供了借鉴价值。尤其是当今的民营企业家们，这将是一例成功的创业指引。
1997年，汇源集团公司资产达数亿元人民币。
2.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培根说过：“幸运的时机好比市场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延误，它就将掉价了……所以古谚说得好，机遇老人先给你送上它的头发，当你没有抓住再后悔时，却只能摸到它的秃头了。”
有些机遇可能出现几小时，甚至几分钟，稍纵即逝。特别是在商战中，机遇常常是以瞬间形式出现的。谁抓住了，那怕早一分钟，谁都会在商战中盈利获胜，击败对手。谁动作慢了一步，谁就失去了机遇，就可能一败涂地。对于这种易逝的机遇，不但需要我们有很强的机遇意识，很强的敏感性，而且还需要有快速的思维和决策能力相配合才能抓住它。
□衷情于女性用品的许连捷
“安乐”、“安尔乐”卫生巾……从电视机传进耳朵里，近十年被这组词汇不断地轰炸，脑子里几乎把它和“卫生巾”等同了起来。
可在1988年以前，国人从没听说过“卫生巾”这个词的。
许连捷，这位闽南边陲小镇上的汉子一样没听说过。
但在1988年夏季的某一个闷热的午后，一位香港女客人抱怨买不到卫生巾的言语，如一道闪电划过他的脑际。他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个信号，在他创业的转折点上，正似雨后晴空上的彩虹，架在他的眼前。
跨过去！跨过彩虹去！
从1979年以来，许连捷开办服装加工厂，连年订单不断，产品进入香港市场，他的勤勉使他的家庭早早地“脱贫”，并小有积累。但仅靠订单过活，企业难以发展，他正和港商苏文博筹划着合资经营一个好项目，大展拳脚。现在，彩虹跟前，他还犹豫什么？他毅然投资136万元成立“恒安实业有限公司”，跨到彩虹的那一头：专干“妇女卫生巾”！
在今天看来，开拓卫生巾产业是个伟大的创举，精明的决策。可在当时，无异于第一次吃螃蟹，第一口尝西红柿。
许连捷把卫生巾取名叫“安乐”，多好听的名字。可这是啥东西？顾客掂在手里问售货员：“这多少钱一斤？”公司的同仁们一筹莫展。
面临严峻的考验，许连捷毫不退缩。他劝导身边的同志：这卫生巾虽小，但市场无边，没人可挡。电视涨价没人买，卫生巾再贵也会照用不误。关键要让老百姓接受。一旦接受了，整个市场就是你的财富！他果断地决定：改革分配方案，把企业重心向销售环节倾斜，全员公关，走出去推销产品，哪怕是一箱一箱地卖，也要使“安乐”卫生巾逐渐走出低谷。接着，许连捷又亲自带领一批人挺进大上海。
就这样，“安乐”卫生巾神奇般地进入了上海的千家万户，并通过上海这个口岸迅速地向全国扩散。
1992年底，许连捷带着公司的人到日本考察，准备买回中档卫生巾生产机器，以应付不断增长的市场需要。在考察中，他发现日本的卫生巾消费史上中档过渡期是很短的。他断言，中国的卫生巾发展史可以跃过中档，直上高档位。回国后，经董事会研究，一致同意许连捷的扩张计划，准备一次出资2000多万元购进两套先进的成套设备，生产高档蝶形护翼卫生巾。1993年7月，设备开始调运进厂。许连捷选拔了5个技术人员跟着日本人一起安装一起调试，将相关的资料夜以继日地译成中文。9月，新产品出来了，他选的这些工人也将日本人的技术学到手，新产品被取名为“安尔乐”高档蝶形护翼卫生巾，其新创的蝶形内裤保护翼，粘贴新颖，能确保长时间不移位、不扭曲；公司科研人员还新创“双排导流槽”专利技术，植入生产工艺中，改变了传统的巾体结构，内含高分子聚合体，倍增吸收量。“安尔乐”卫生巾的开发生产，使我国的卫生巾生产技术跻身于世界前列，并改写了我国卫生巾不能出口的历史。经过一年半的营销攻关，“安尔乐”又一次占领了国内市场。
1996年，许连捷又引进世界先进的生产线，上马生产婴儿纸尿裤，注册“安儿乐”商标，实现了妇幼卫生用品系列化的夙愿。1998年，“安儿乐”纸尿裤取得了17%的市场份额，成为国内第二大婴儿纸尿裤生产企业。
1997年，供妇女每天使用的卫生护垫在国内市场还是一片空白，许连捷又毅然从意大利引进两条具有90年代先进水平的卫生护垫生产流水线，产品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许连捷商业嗅觉格外灵敏，从开始放弃服装行业投产卫生巾，到卫生巾高档系列化，全是他敏锐的商业眼光和果断决策的结果。经过十几年的科研攻关和技术改造，“安乐”、“安尔乐”目前已发展到100多个规格品种、年产量上千万箱。
1990年以来，他的产品供不应求，运输、市场扩张成了大问题。他考虑到，他的产品低值、轻量、体积占量大，如果要全面占领全国市场，必须实现就地生产就地发货。于是在不断开发新产品，形成名牌产品系列化纵向延伸的同时，许连捷以名企、名牌为龙头，进行有效的产业结构横向重组。自1991年在湖南发乡建起第一家分公司以来，短短几年，“恒安”已在全国14个省、市建起17家高标准生产公司。在全国战略要地铺设分厂，使恒安集团，“船大抗风浪”与“船小好调头”的优势有机结合，并得以挟品牌之威，迅速实现资本扩张。同时，分公司所具有的产品分散快、运输成本低的优势，也为产品赢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企业真正实现了大规模、大发展、大效益。
1998年12月，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标志着企业成为规范的股份公司，决策和经营将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和公众制约之下，企业发展将更趋规范和科学。这是“恒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许连捷，使其领导的恒安集团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卫生巾制造商，1998年年产值为13.09亿港元。
□善抓市场机遇的文弱书生陈肇雄
陈肇雄，中国科学院的青年研究员，如今他手里握有数百万美元资金。看来他那副文弱书生的样子，连说话都是轻声细语，加上年纪又轻，使人很难把他与“百万富翁”相联系。
他于1961年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1978年，他考入华东工学院计算机系。毕业后进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开始从事机器翻译方面的研究。1986年，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全面向机器翻译的理论和开发系统进攻。
1988年，由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智能型机器翻译的理论体系并两次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有影响的论文，博士生学业尚未读完，就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1989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在计算所主持智能型机器的翻译的研究课题。同时参加国家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战略研究。1992年10月，30岁的陈肇雄被提升为研究员。
这是多么辉煌的一份履历啊！可以肯定，他在计算机基础研究方面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但是，陈肇雄却下海了。那么，他为什么突然“下海”了呢？这得从一次展览会说起。
1991年12月举办的“香港电脑软件展览会”上，陈肇雄课题组的成果引起轰动。正如中国科技交流中心与国家科委火炬高科技产业中心在事后的总结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被公认为是展览会上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不仅受到2000多专业人员的洽谈光顾，而且被确认为是目前国际上同类系统中水平最高的。因此，当场就有30多家外商表示愿意合作，并有美国、加拿大、香港的10家公司希望投资联合创办公司，进一步开发该系统，使其商品化。”
过去说时势造英雄，现在是市场造“老板”，市场的需要一下子把陈肇雄推进“大海”。
陈肇雄在众多的公司中选择了出价在2000万元以上的7家进行谈判，最后确定与香港权智公司合作。袖珍版智能型英汉机器的翻译系统，一年成果使用期，陈肇雄课题组每年至少要获得保底利润74万美元。表面上看，这一条件很苛刻。但名列“香港十大杰出的青年工业家”之榜的权智公司董事长谭伟豪先生，以其特有的经济头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所有的条件。
陈肇雄课题组的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有哪些功能？权智公司为什么出74万美元的高价欣然将它买下？
机器翻译技术，涉及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数学等多门学科，是国际公认的高技术研究的难题之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高性能机器翻译，是世界上即将形成的庞大的语言处理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被国际权威机构列为21世纪世界十大高科技产品之榜首。各国研究者正在这一领域展开激烈的角逐。这就像电影《南征北战》中双方抢占摩天岭的情景，谁先占领了制高点，谁就会取得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市场控制权。
我国于1988年将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列入“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由中科院计算机所牵头，中国科技情报所、中国科健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几十名机译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攻关课题组。陈肇雄是这个课题组的带头人。经过数载奋斗，IMC/EC-863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开发成功了。鉴定委员会认为，这个系统在理论基础、总体设计、系统实现和应用效果方面，总体上已超过国内各系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基于此，权智公司不惜血本买下这一系统。他们以此可制造出能进行英汉句子和文章翻译的袖珍电子翻译器，输入一个英语句子，它就显示出相应的中文文字，并用英语、汉语读出声音。一枚袖珍电子翻译器在手，中国人学英语简单多了，外国人到中国旅游、购物、做生意就更为方便了。难怪第一批产品在香港一上市，几天内销售一空，1993年在香港、台湾售出30万台，销售额将超过6亿港币。
陈肇雄研制出的这套系统，重要的不在于它可以把英语译成汉语，而是他能对每个英语单词的不同用法，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形式化表达。在这套系统中，有4.5万个英语词汇，2000条通用规则，15万个汉语词条，几百万个汉语句型，10万个汉语惯用型。这是一部大型英汉词典，同时还具备让计算机识别的功能。一个英语单词往往有众多用法，该系统可以让计算机根据上下文，自动判断出准确的中文含义。如果它的词库中没有相应的汉语词汇，它可让计算机自动推理，然后翻译出中文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工智能。
由此可见，如此高精尖的机译技术卖74万美元，一点也不贵。因为它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将数十倍于74万美元。所以香港权智公司在第一个合同尚未期满时，又提出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要求，和我方在深圳组建合资公司，陈肇雄出任总经理。
公司于1992年10月成立，注册资金740万美元，投资额1800万美元，中方以陈肇雄领导的中科院计算机所机译开发中心的技术投股占50%，按合同规定，权智公司每年至少还要支付200万美元的技术使用费。
陈肇雄，站在语言信息处理产业的排头兵！
人们一旦觉醒，爆发的力量将是无穷的！观念的更新，带来的冲击不亚于一场革命！多少的机会，在变革中诞生！而且往往是那些最先领悟到市场奥妙的人，才能抓住机会！取得成功！
□最早投入股海的陈荣
陈荣自认为是一个善于把握机遇的人。机遇在哪里？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国家的政策，每当一个新的经济政策、重大举措的出台，都意味着新的机遇，如果你能在别人徘徊、犹豫时，抢先出手，你就是赢家。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天，也是陈荣企盼已久的日子。
当陈荣得知关于“证券、股市允许看，要坚决地试”的消息的时候立即意识到，股票，这个曾在上海消失了四十余年的东西，将会让中国人着迷，它将为当代中国出现一批李嘉诚式的巨富提供历史性的机遇。
当别人还在惊奇、观望、议论之时，陈荣义无反顾地冲进了股市，投入了5000元人民币作股本，结果幸运地成交了2700元。这2700元在后来一年时间里，翻了11倍。陈荣怀着必胜的信心，共筹集资金10余万元，决心全力进军股市。
陈荣在股市的甘苦外人是无法体验的。股市的动荡与大起大落，决不亚于人生境遇的悲欢。听消息、看行情，一会儿涨到天上，一会儿跌到深渊；忙进忙出，年头忙到年尾，结果陈荣发现是在给证券公司打工。慢慢地陈荣悟出了一些道理，管它什么“基本面”、“技术面”，不跟别人走，自己独立思考，分析行情，以不变应万变。中国的股市之初，一是靠政策，二是靠股民的心理素质。许多人在股市“牛气冲天”时就乐晕了头脑，盲目跟随，而一遇到“熊市”时，就会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在这两方面要自觉把握好，陈荣曾两次在股市走高达1500点的时候，毅然决然抽身而出，冲出了狂热的股民的重围，独善其身。后来的结果自然而知。
1994年，对于所有经历过那场“大熊市”的人来说，恐怕记忆犹新，陈荣也是一样。之所以对陈荣印象深刻，是因为它给了陈荣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当时，股市越跌越低，一时关于股市要“崩盘”的传言也出来了，最后跌到了谷低，仅300余点。而陈荣却有点兴奋，跌得越厉害，买得越多，陈荣投入了几倍于自己的自有资金，家人、朋友开始担心，怕输得血本无归。其实陈荣心知肚明，股市不会垮，政府也不希望它跨，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股市。果然，陈荣的全面出击和“逆向操作”，获取的是10倍的赢赚。
对陈荣来说，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带给他的不仅是财富的迅速积累，而且是意志力的一次大考验。
敢于“贩卖”美国国土的张思民
2000年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内地五十首富之一的张思民，也是一位极其善抓机遇的人。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张思民在一次商务谈判中认识了一位华裔美商。席间了解到这位老外是“拥有一片美国活动”的亚太地区总代理。张思民闻之心头一动，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崭新的商业机会。
原来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美国土地公司总裁史考特·摩格。
摩格十岁那年，收到了一份礼物——一份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片土地的产权证书，那使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幻想。之后，他接触到买一片德克萨斯州土地等含有浓郁文化色彩的活动，随即产生了一个神奇的构想。为此，他用十年时间在美国50个州各买下一英亩土地，并配备了所有必须的法律手续，开始了浩大的“拥有一片美国”全球销售工程。时逢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全世界西班牙、葡萄牙语国家均举办了盛大庆典活动。其中以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塞维利亚国际博览会和“拥有一片美国”活动为三大盛事。“拥有一片美国”活动的基本内容就是向全球发行小块美国地产，配以精工制作的证书，每份证书代表50个州各一平方英寸，共50平方英寸的土地……
张思民拍案叫绝，一块小小的美国土地，经过精心策划的创意推向商业，浑然推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地理和历史的凝缩，多么了不起的文化商品杰作！
一片强烈的反对声出来了。有人说，搞这样的活动，国内史无先例，加上国情和文化消费心理微妙，难测成败。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张思民没有退却，“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已定。
1991年底，公司获得“拥有一片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权。花了五个月时间，证实这个项目在中国的销售符合中美两国法律，并顺利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文后，公司与美国方面正式签署限额销售十万份“拥有一片美国”土地证书的合同。
为了适应这项活动的展开，张思民圆了一个文化实体梦——海王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海王文化公司宣告成立。它的创建，为构筑海王多元化经营格局，埋下了精彩的伏笔。
大兵未动，调查先行。
张思民首先从可能的消费者中综合出他们的购买时机：或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参与；或作艺术品收藏；或作保值物；或作礼品赠送；或作增值物；或是纯商业投资……其丰富心态千差万别。张思民决定，不做引导，不做广告，先行试销。
1992年10月12日，第一批“拥有一片美国”土地证书在深圳首次向国人亮相，两千份一抢而光；接着是海口，盛况如深圳翻版，再接下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几乎都争购如潮，国内外新闻媒体蜂拥采访，海王集团不仅名声大噪，而且作为代理名扬美利坚本土，找上门来谈生意求合作的美国客人络绎不绝。
三、新经济，新英雄
——世纪之交的百万富豪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天才个人和民族，只有后天拼搏奋斗崛起的天才个人和民族。21世纪的曙光是知识的曙光。因此，我们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应该自豪地说“这是我们拥有的时代”。知识不再被愚昧践踏，知识像金子一样，终于放射出其耀眼的光芒。
知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时代造就出一批知识经济化的高智慧大师，他们的存在，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临近的征兆，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推动了人类社会迈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1.世纪之交：掀起新经济革命的风暴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背景，知识经济发起了世界经济新革命，以知识为基础，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及应用的知识经济，将在21世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在知识经济中，我们应该说，“知识就是财富”。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对知识都是尊重的，否则，人类文明何以能发展到今日的高度，而且在任何历史时期，知识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亚当·斯密曾计算过古代最著名的知识生产者——希腊哲学家挣了多少钱。他写道：“苏格拉底自己向每个学生要10迈纳，即33镑6先令8便士。据说，他在雅典讲学时，有100名学生。因此，他每讲一课可得到1000迈纳的酬金，相当于3333镑6先令8便士。普鲁塔克说，他通常讲学的酬金是1000迈纳。当时其他许多卓越的导师，似都曾拥有大宗财产。乔治阿斯曾以纯金制成自己的金像，赠给德尔菲寺院。据说，柏拉图本人的生活也很阔绰。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及其父腓力普对他的报酬极为优厚……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回到雅典去继续讲学是上算的。”这就是说，早期的人们对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给予了知识价值的高度评价和尊重。至于这些先哲们的学说创造的价值和财富本身究竟有多大，也许谁也无法估量。
中国先师孔子究竟创造了多少价值和财富？
老子的《道德经》创造了多少价值和财富？
无法估量！但是他们确实创造了财富！
所有的经济体系都奠基于一个“知识基础”。一切工商企业都要依赖这一社会结构化了的资源的预先存在。由于知识这种“无形资本”同资本、劳力和土地不一样，在企业经理和经济学家计算生产所需的“投入”时，知识常常受到忽视。只是从20世纪开始，人们才真正自觉地意识到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到了信息时代的今天，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信息和知识的真正价值。
历史上只有难得的机会让知识克服陈旧的障碍而大踏步前进。这其中最重要者当推思维和交流新工具的发明，例如表意文字、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零”，以及20世纪的信息技术。一根头发丝般细的光纤能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29卷的全部内容从波士顿传到巴尔的摩。在一片指甲大小的芯片上可以存放两年的《人民日报》的信息量；用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一秒钟就可以把两年的《人民日报》的信息全部传输完。到本世纪末，一束光纤将可传输现在全世界每一天所有的电话通讯量。
人们常用几何级数增长来形容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这是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按照比尔·盖茨的观点，“几何级数增长，即使解释清楚了，也显得像一个骗术。”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新的文明兴起了。30年前，任何稍有一点使用电脑本领的人，在大众媒介中就被视为“数学魔术师”或者“头脑特别发达”。
今天我们生活在历史上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传统人类知识的全部结构又一次随着古老障碍的消失而剧烈变化。我们现在不仅是积累更多的“事实”，不管是什么事实，正像我们在重新安排公司和整个经济，我们也在彻底地重新安排知识的生产和配置，重新安排用以传送知识的符号。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创造新的知识网络：知识以惊人的方式和想法彼此联系起来。创造新的理论、假说、形象，其基础是新颖的前提概念、新的语言、新的编码和逻辑。各家企业、各国政府以及个人，都在采集和贮存数据，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前辈，同时为明天的历史学家创造一个巨大的信息的宝藏。
这绝不是说数据都是正确的，信息都是真实的，知识都是明智的。但这的确说明，我们看待世界、创造财富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非这一切新知识都符合事实，或者是明白易见的。根据我们使用的“知识”这一词汇的意义，大多数知识是一种默契，由一重又一重的前提概念叠合、支离破碎的模式、未被注意到的类比所组成的。知识不仅包括符合逻辑的、看上去不受感情支配的信息数据，也包含着价值观、感情和冲动的产物，更不用说想像和直觉了。
正是今天社会的知识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动荡，说明了知识社会的真正来临。
知识，诸如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等等将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或生产要素，经济效益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技术创新创造出来。只有把知识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潜在的生产力才能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把知识作为关键性资源的时代与把资本、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作为关键性资源的时代有着惊人的不同。
宇宙的物质资源是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短缺的出现是由于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有限，只能争夺已认识的、可利用的有限自然资源，使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有限的可用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当人类可以更自由地认识和利用无限的自然资源，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这种认识和利用能力——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知识财富就成为第一位的人类财富，而物质财富则退居为第二位的人类财富。
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相比之下，信息则是用之不尽的。世界是在运动发展着的，因此信息也在无限地变化扩展。就所有而言，物质产品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知识产品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就使用而言，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大部分物质产品只能够为有限的人所使用，具有排他性；而知识和信息是可以分享的，可以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供千百万人使用，具有普遍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产生更多的信息。
不像传统的经济资源，大多数知识是可以无限制复制的。它可以驻留在计算机和磁盘中；也可能驻留在复杂的软件中；并可以在不到一秒钟时间内传送到世界各地。当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从海关官员面前掠过时，他们可能毫无知觉。因此，有人将知识比作“透明的黄金”。
2.网络人，新经济时代的弄潮儿
□网络打造新富豪
1999年2月2日晚，为了给业务急剧膨胀的公司延揽人才，毕业11年后的王志东重回北大。面对满怀期待的莘莘学子，这位一惯以谦逊著称的新浪网CEO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知识与价值将在这里找到最直接的联系……新浪成功上市后，将造就出几十个百万富豪！”
1999年11月8日，新浪宣布完成了新一轮总值超过6000万美元的融资，业内人士立即指出，新浪上市前的第三轮融资已经完成，其上市时间已为期不远。可以预计，以新浪为龙头，众多的中国ICP将为在美国上市而发起冲刺，而以王志东、张朝阳为首的ICP高级管理层们在一夜之间跨入百万、千万、甚至一亿美元级富豪的行列，并不是天方夜谭。
与近20年来借价格双轨制、股票热、房地产热等机会发财致富的人们相比，这批知识精英一登上舞台，就具备了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胸怀。他们坚信资本国际化趋势不可避免，坚持互联网将改变一切，并意识到必须及早行动起来，为未来划定版图。
□网络人的成长轨迹
“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1999年11月20日，北京裕兴公司总经理祝维沙说，“每个时代都有她的幸运儿，与前面的那几拨人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更高，眼界更开阔，而平均年龄却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着未来。”
互联网的兴起与扩张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资本的意志与声音，整个互联网时代的前奏就是资本迫不及待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市场渗透和重新瓜分，与以往任何一次经济革命不同的是，这次瓜分是在整个市场远未形成实际规模之前就提前进行了，这是一次瓜分未来的行动。而国际资本与中国市场相结合，则为新生代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创造了登场的历史舞台。“互联网将改变人类历史，这是中国实现赶超的一次大好机会。这批年轻人的幸运之处就在于找到了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结合点，他们处在时代浪潮的最前端，本身享受到时代所赋予的巨大机遇，同时又能够在取得世俗成功的过程中追求历史使命的实现。
网络上流行一个说法，现今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最“酷”的事是什么？做一个个人网站，然后得到风险资本的青睐，从而能够不断融资，大为炒作，一直炒到举国皆知，最后到美国一举成功上市！事实上，王志东和张朝阳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个群体的历史使命感和想象力，更激发了他们参与历史，改造历史的勇气。
从1999年开始，一大批年轻人起来创业，并且很快就形成声势。China。ren的陈一舟、周云帆、杨宁；e-tang的唐海松、常东升；e-long的张黎刚；yesee的苏米扬；focus的龚宇……他们大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市场考察，制定商业计划、融资、开业的全过程，并且在推出网站两三个月内就在市场上打出了名声；中国网络市场毕竟刚刚开始建设，用圈内人的笑话说是“挖一个坑就能种出萝卜！”
如果说王志东、张朝阳分别是这个群体的两个代表，那么我们可以依据他们的教育背景把这个群体大致分为两类：国产派和留洋派。王志东、苏米扬、龚宇等属于国产派，而张朝阳、陈一舟、唐海松、张黎刚等则属于留洋派。由于成长背景不同，这两派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风格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国产派由于更熟知中国国情而显得更谦虚谨慎，思维和行动都比较实际，像王志东那样，他们大多可归于老成持重的类型；而留洋派则由于受到不同教育风格的熏陶而显得思路更为开阔，言谈话语中不断蹦出外语单词，说明问题经常要画很多图表，他们的气质属于飞扬激越一类。但是这种分类显然很机械，似乎这两类人之间有天然的鸿沟，其实他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且从根本上说他们就是同类人：“年轻，教育背景好，对新事物敏感，富于创造力，充分了解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这就是新浪中国公司总经理汪延为这个群体作出的“画像”。
在进入创业阶段以后，他们的成长轨迹就更为接近，基本上被前文那个说法所概括：融资、创业、宣传，再融资……最后上市。当然，我们必须为这些年轻的创业者澄清一个事实，他们所做的一切绝不仅仅为了上市，如果那样，他们的历史价值将黯然失色。“上市绝不是目的，仅仅是一种手段”，记者不断从不同的创业者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要长久为顾客提供服务，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上市仅仅完成第一步，企业能不能创造出全新的价值，是衡量这个企业存在价值的依据。”
但是不可否认，创业者的个人资产将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升值。按照美国硅谷的惯例，一个互联网公司从开创到上市需要经过3到4轮融资过程，随着新的资本不断加入，创业者的股价不断被“稀释”，到上市之前，核心创业者的股份大致还要占公司总股本的10%左右，用这个比例乘以该公司的市值，就能够大致得出该创业者的个人资产数。
目前除新浪、搜狐、网易已经基本完成融资程序准备上市外，大部分后起公司已进入到第二轮融资阶段。尽管这些公司的市值目前不好准确量化，但是每完成一轮融资，其创业者的个人“资产价值”就膨胀数倍却是不争的事实，按照行话这个过程被称作“正稀释效应”。从搜狐和新浪的膨胀速度可以看出，新生代的“致富周期”要比前20年国内不同时期的致富群体都要短，整个过程往往不超过2年。
更重要的不同在于，这个群体从一出现就站在一个他们的前辈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充足资本的支撑下按照完全现代化的模式塑造企业，从而直接跳跃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各种罪恶。“没有原罪感，与前人相比，这个群体拥有一种整体的心理优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长企业家如此说，“他们没有包袱，因而可以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他们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企业家。”
业内人士指出，再过10年回头来看，这个群体的发迹史就很清楚了：正是由于国际资本与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结合，才造就了这一批新生代的知识富豪。
□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
1963年生于北京的曾强。从小就喜欢在数学上下功夫，对数学的酷爱使这个小数学尖子成为清华大学少年班的一员。有一次在北京市高考数学模拟考试中，他用了一半的时间完成了3个小时的考试，而且连后面一道“猜一猜”的20分的附加题也猜对了，得了满分120分。
后来他成为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的学生，不仅对数学着迷，还对科学哲学、控制论、信息论、经济管理等学科感兴趣，并专注地投入研究。天赋聪颖又勤奋好学的曾强无疑是个科学家的好苗子，他本人也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在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研究生时，他被学校推荐为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基的第一批博士生侯选人。只因他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学习，才没有做成朱基的学生。对此，曾强多少留下了一份遗憾。
1987年在清华取得经济管理硕士后，曾强进入国家计委国家信息中心工作，多次参加并主持国家重点改革项目，对国家宏观经济数据库进行分析。他的研究成果受到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获得优秀论文奖。1989年曾强应邀去日本演讲，题目是《机构改革与经济波动（1949～1989）》。他的敏锐思维和透彻分析令人折服，当场被美国人邀请，哈佛大学、密执根大学以及加拿大的几所大学先后给予了他奖学金。
1991年他选择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任大学助教，加拿大政府美加综合国力竞争项目负责人。兴趣的广泛与机会的选择使曾强走上了另一条路。发现了以色列发明的世界第一部网络电话后，他开始对互联网着了迷，终于在1993年开始创办公司，1996年以从事电子商务为主的实华开公司正式出台。
正像他所说：“很多时候，由于事物的发展，你想做A，却让你改为了做B；在B的执行当中，你又发现C更好，可最后达到的目的是D。”
90年代初在加拿大的一天，曾强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以色列有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Internet phone（网络电话），能使两地打电话的成本为零，也就是使用网络电话可以省去电话费。对新事物十分敏感的曾强兴奋不已，执著而果断的性格使他当即决定去以色列看个究竟。当他登上了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时，整个启程的过程，从发现信息、买机票、整理行装到去机场，总共不到两个小时。
曾强哪里顾及到，当时的以色列正在打仗，处于一种特殊的警戒状态下。对于曾强这样突然闯入的外国人，自然受到层层盘问与搜查。有一次，他们把他带到浴室，完全不让他穿衣服地搜身，这时警报器响了……战争的紧张气氛笼罩着那片国土。那个时候很少有外国人愿意去那里冒险。
在探索精神的驱使下，经过好一番磨难与周折，曾强终于找到了发明网络电话的那家公司。现在全世界互联网异常活跃，特别是美国成了网络的天地，但是真正发明网络电话的却是以色列的这家小公司。
曾强说，念他不远万里，冒着枪林弹雨来找他们，这家公司把网络电话华人地区总代理的职位交给了他。之后他立即飞回北京，在北京西苑饭店给中国联通演示这种电话。最终他成为第一位把网络电话引进中国的人。曾强自己也从此走上了电子商务的道路。
曾强不喜欢玩玄的，他总是把别人说得特别复杂的东西变得异常的通俗。
曾强做过统计，仅电子商务的方案就有8000多种，诸如支付问题、配送问题、安全问题等等，复杂得让人无从下手。两年前，当曾强动员中国的100家企业上网，人家就问了：上网干什么？怎么在网上支付？曾强说：“那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服别人，自己也没有考虑得很成熟。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总算把电子商务搞懂了。那些大公司把电子商务说玄了，其实就是：电子商务=厂家挣钱+百姓省钱。”
曾强举例说，以往我们买东西是一对一。我买西瓜，10元一个，砍半天价可能到9元。到网上我们可以联合许多需求者，比如1000个人买，价格就有可能压到6元一个。买主省了钱，瓜贩子也做成了一大笔生意。
“应该考虑如何把世界人与人的距离缩短而使价值升值。”曾强说，“比如一个古玩从张村卖到李村就10元钱，可卖到华尔街大老板手里，可能四五千美元。跨越时空价值可以发挥到极限。过去买卖双方不知经过了多少中间商，现在网络可以成为供求双方的直通车。”
传统商务是顾客、商场、生产企业三者的关系。表面上看，电子商务只是把这三者中的商场改变了，商场的柜台变为网络的平台，开办商场的公司变为网络公司。而实质上电子商务把传统的购物观念与方式都改变了。以搞进出口业务为例，曾强这样解释：
我们与原先的进出口公司有四点不同。一是提供货源的可以是厂家，也可以是个人，买家可以是采购商也可以就是网络公司；二是以往的订单只有一份，量很大用集装箱运，现在是订单多，每笔量不大，这样就带动了快递公司的发展；三是过去货物走向是单向的，一卖一买，现在通过网络可以是若干个卖的对若干个买的；四是它的工作时间是24小时，不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
网上购物比传统购物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比如你想买一个冰箱，你可以在家里通过电脑的网络了解到所有商场里冰箱的规格和价格，还可以直接跟厂家联系，了解其生产过程、质量及售后服务情况，甚至提出你自己的特殊需要。由于电子商务免除许多中间环节，所以价格便宜。当你选定了要买的冰箱，你只要把你的信用卡等数据输入电脑，网上商店就通过配送系统把你所购之物送到你的手上。
为了把网上购物的风刮起来，曾强和他的实华开公司与通讯、文化、古玩、外贸、餐饮等12家行业结成电子商务网上大联盟，实实在在地实现着信息技术带来的无限商机。
起初办公司时，老有人挺深奥地问曾强：什么是电子商务？回答说：就是我们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这个圈子里的。对方越发不明白，电子商务真离我们那么近？为了让手下的人亲自感受一下，曾强带他们来到北京的老张烤肉店吃饭。30来人连吃带喝外加唱卡拉OK，吃饱喝足玩够了财务要付钱时，曾强说：“不用，你等着收钱吧。”老板果然给点了1.5万的现金交过来。大家都很奇怪：怎么白吃白喝还拿钱？
原来，老板委托曾强在他们的网上做了一个主页，这下子老张烤肉出名了。于是，烤肉店火爆起来，一下子开了3家连锁店。过去只有偶尔从饭店门口经过的人才知道这里有个“老张烤肉”，现在很多人从网上了解到这个很偏僻但很有特色的餐馆，包括外国人也被吸引来了，使商家获得比过去多几倍、几十倍的赚钱机会。慕名而来老张烤肉店的中外顾客，还有想谋求合作的，先后有印尼、日本、韩国、中东等国的客商与老张洽谈，想把国外的风味烤肉引到中国，把老张烤肉介绍到国外，目前老张正在为建立跨国的餐饮公司忙碌。
把餐饮和网络联系起来，这还是一个创举。曾强的实华开公司也从中拥有了要了解饮食文化的许多网友。在曾强的创意下，互联网与烤肉变成一种时尚文化。实华开公司在老张烤肉工体分店开设了又一家网络咖啡屋。人们可以在餐饮之余，在网上浏览信息或发电子邮件，还可以在网上订餐，使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更加方便和节省时间。
人们终于感受到，网络咖啡屋味道好极了。
1996年在首都体育馆西侧房内，曾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网络咖啡屋。当时人们感觉这件事怪怪的：久远的咖啡屋和新兴的电脑网络怎么扯到一起了？如今咖啡和网络“热恋”在各个角落，实华开网络咖啡屋不仅发展成15家连锁店，同时也成了国内电子商务的一个场所。
走进网络咖啡屋，一种时尚的文化氛围便围绕在你的身边：浓浓的咖啡香味、轻松的音乐旋律和优雅的室内环境，首先给你的第一印象不错。然后你坐在一台电脑前面，通过互联网和远方的朋友“聊天”；或者浏览、查找所需要的信息；或者下载免费软件；或者收发电子邮件……很快就被吸引进了网络时空，遐想无限。你发现人的空间感、距离感都发生了变化，那是真正的自由自在的网络遨游。一个年轻女孩说她在这儿上网的感觉是：“自由轻松，诗一般的美好。”
光顾网络咖啡屋的每天都有几十人，他们中60%是留学生、旅游者和外国公务员。在这里花上百元钱开个电子账户，就可以收发来自全世界的电子邮件了。有人在网上谈生意或找合作伙伴；有人给在他国的朋友祝贺生日，寄生肖生日卡的电子邮件；还有人通过网络找到了棋场对手，在网上杀得难解难分……这里也是网络学校，一些初学者可以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下学习网络知识并进行实际操作，还可以结识网友，一起交流网上“冲浪”的经验。
最获益的是实华开公司，虽然每个网络咖啡屋都投资几十万元，国贸店投资高达160万，但公司的直接效益或间接效益已经成倍地增长，它为实华开创了牌子，也为推动电子商务向深层次发展打下了基础。曾强把网络咖啡屋的功能归结为3S：Sale（销售），利用那里卖联通的网络电话卡和许多公司的硬件软件；Show（展示），一些如惠普这样的大公司有很好的产品，但离老百姓很远，可以在这里展销；Service（服务），譬如有人想把自己的一幅画转手，但不懂上网，网络咖啡屋可以提供服务帮助他。
为了使这个“新生儿”茁壮成长，实华开公司参与并支持国家工商局、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制定“网络咖啡屋”的国内规范。按照曾强的计划，网络咖啡屋将建100家，形成连锁体系，成为“龙脉计划”最大的宣传阵地和销售网络。
为什么要全力运作这件事？曾强的老谋深算又体现出来。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传统生活的三维空间将会被网络空间所取代，以往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正在被现代意义上的信息经济、信息政治、信息文化所取代。这是一个必将发生的事实。
□与微软作对的中国人
方兴东是1996年偶然闯入IT行业的。他说：
“1996年8月之前，我从来不看计算机媒体。我有个同学是电脑迷，像我现在这样每周必买计算机报纸。那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媒体实在实惠。据说，当时有份报纸，居然比卖废纸还便宜。所以当我们需要报纸糊墙壁、垫桌子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它。”1994年，从西安交大硕士毕业，分配到北京。在某电缆厂呆了一年半，没混出什么名堂，就又杀回学校，于1996年7月考入清华，驾轻就熟，念了高电压专业。
“我不怕电脑，但电脑最怕高电压。”虽说学的高电压专业和电脑八杆子打不着，但转眼之间已和电脑打了10年交道。如今，电脑已经成了方兴东生活中的一大主题，天天为它牵肠挂肚。
“这个行业就好像短跑式的马拉松，兴奋剂的含量很高，需要时刻保持冲刺状态。”方兴东承认，追踪快速变化的IT业有无穷乐趣，十分适合他的个性。
方兴东感叹，从来没有一个行业的专业媒体像IT这样，惟厂家是瞻。其他媒体的上帝是读者，而IT业媒体的上帝是厂家，IT业的媒体总是在美化这个行业，金钱和人情侵入各个版面。所以一介入这个行业，方兴东就有意无意地让自己保持独立的状态。
1999年3月10日，中国的IT业应该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联想、海尔、步步高等众多巨头云集深圳，比尔·盖茨在这天带着“维纳斯计划”来到中国。这次计划微软号称是为中国老百姓和中国产业创造机会。而在对微软做了3年跟踪研究的方兴东眼里，却是微软对中国IT业发动的又一场大战役。
在国内厂家前呼后应，国内媒体一片赞誉，微软又一次马到成功的时候，3月12日，《南方周末》杀出了方兴东和那篇《“维纳斯计划”福兮祸兮》的文章。
在文章中，方兴东这样写到：
“这些年，中国的IT业低头低惯了，大概是处于习惯性动作，而今，脑袋是潇洒一低，等着让微软来牵，牵向下一世纪。”
“有人说，中国IT也‘智商高了，情商低了；皮肉多了，骨头少了’。”
这篇文章几乎一夜之间扭转了“维纳斯计划”在中国的命运，有人甚至戏说，维纳斯的胳膊就是这样断的。引发了一场有关反对微软霸权和探索中国IT产业前途的大讨论。
《南方周末》的编辑部热线电话不断，编辑把手都接麻了。方兴东的电子邮箱也爆满，将近400多封读者的邮件蜂拥而至。
“有人问我，到底凭什么挑战微软？难道人家实力强大，店堂金壁辉煌，我们的膝盖就必须发软吗？这个行业最可贵的就是创新和竞争，其实挑战就是一种竞争的姿态。”
“有人说我靠骂微软出名，如果我的观点最后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我也就平衡了。如果无济于事，空落这些骂名，倒真亏得慌了。”
姜奇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方兴东值多少钱？》的文章，经过他的计算，方兴东值486万。并引出了一个自“知识经济”之后的新名词——“注意力经济”。
注意力经济理论认为，在信息经济中，人们追求市场占有份额，其实不是为了财务收益，而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获得注意力就是获得一种持久的财富。在新经济下，这种形式的财富使人在获取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能处于优先的位置。
财富有时能够延续，有时还能累加。因此，在信息时代，注意力本身就是财产。
其实几年前，《注意力经济》这篇名作，就是方兴东翻译的。
1996年，英特尔的总裁葛罗夫提出“争夺眼球”的观点，他认为整个世界将会开展争夺眼球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下个世纪的主宰。
“姜奇平的思想总会给人触动，他说我吸引的注意力价值有486万。开始听到这个数字，我吓了一跳。我想，听到这个数字许多人都会吓一跳。”方兴东说，他当时第一念头是干脆把自己标价拍卖算了或者立刻兑换成现金。
“数字是虚幻的，但我觉得这个算法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可以作为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方兴东现在越来越注意自己文字的注意力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有意识地珍惜自己的文字，要有意识地‘经营’注意力，使自己升值。”
方兴东现在在《计算机世界》，《个人电脑》，《信息产业报》，《南方周末》，《电脑报》都开有专栏，其中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还特意为他配备了翻译。
方兴东现在每周的写稿量大概在一两万字左右，每天的中英文阅读量有10万之多。
“并不是你码了多少字就有多少注意力，要提高文字的注意力价值关键是要保持文章的独立性。有些庸俗的注意力经济，虽能换来厂商的注意力和金钱，但很难换来真正的注意力价值。”
事实证明方兴东的文字是有价值的，他的《“维纳斯计划”》一文，稿费1500元，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并且使这个行业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微软某些产品的价格降下来了，态度也不像以往那么不可一世。女娲计划，金山公司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方兴东今后的目标是成为IT业的市场分析家，他认为市场分析家才是这个行业的CPU，其位置是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无法取代的。
国外媒体有一大批专栏作家和分析家，他们可以在经济和人权中保持独立，他们在媒体和厂商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第三种声音，这种声音是产业成熟的标志。
3.一夜暴富：由神话变为现实
由于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财富的积累不再是以往的按部就班式的发展，一夜暴富借着知识经济的东风，正在由神话变为现实。
□“革命”狂潮中诞生的富豪宋朝弟
宋朝弟1961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医生家庭。
1978年他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1983年在原哈尔滨电工学院任教三年后，又就读于清华大学激光物理专业并获硕士学位。1989年宋朝弟放弃出国留学机会，开始在别人都不看好的中国教育软件领域进行一系列危险的“革命”行动。宋朝弟提出的理念信条是：“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中国软件市场启动！”
宋朝弟在软件市场的第一步举措是1991年创办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翻开科利华的大事记，会发现科利华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围绕教育这条主线在运转。从最早的“CSC中学校长办公体系”到“CSC电脑家庭教师”，再到CSC赴美夏令营的开办，以及推出《学习的革命》、网上书店的筹办、网上学校的设想，无不与教育有关，可谓对教书育人情有独钟。在一般人眼中看来教育是由政府负责的公益性事业，而宋朝弟却把它当作了产业来经营。
这位年轻的总裁，信奉“直觉和灵感比经验更重要，而灵感就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死命抓住它，就意味着成功”。
科利华的历史似乎符合他的跳跃式逻辑。在“直觉”引导下，几年间，科利华在中国软件市场连续翻跟斗，跃升为“最大的教育软件公司”。随后，更奇特的跳跃开始了，这就是推销《学习的革命》。
1998年，在北京梅地亚宾馆，宋朝弟向社会各界宣布：“我们下决心要让全中国有1000万人去读《学习的革命》，让1000万人认识到自己在观念和方法上有问题！”他宣称，科利华将为此在3个月滚动式投入1个亿！消息一出，这场“疯狂”的革命便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科利华公司上下1000多人差不多都投入到卖书的战役中。据科利华内部刊物《CSC周刊》记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那段广告推出的前一天，员工们已向全国图书零售批发商发信16000封！在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战斗的每一天”里，一夜不睡是常有的事；次日，全国10个城市14个印刷点加班加点印刷，宋朝弟的干将分赴全国各地督导推广工作；5天后，第一次印刷的500万册在全国30多个中心城市面市，“学习的革命”大型展览活动也轰轰烈烈地铺开。
为了实现如此庞大的市场运作，科利华几乎倾其所有。根据科利华公布的财务记录，1998年科利华的净利润是1.4亿，而推广《学习的革命》就占用了7000万。3个月过后，科利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学习的革命》已发行500万。
当此书销售达到500万册时，科利华便开始愉快地收账了。
与此同时，宋朝弟已经将他的革命重心移到资本运营上，他最需要的是到股市上寻找他想象中的那些革命的天地。
于是，在《学习的革命》风靡全国的时候，除了股民，大概很少有人注意过在上交所上市的一支名叫“阿城钢铁”的股票（沪市板块，股票代码600799），随着《学习的革命》的发行数量上涨。就在科利华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开始做广告的12月8日，“阿城钢铁”便从7月的53万股飙升至207万股，9月高达520万股，股价从7月的4.53元涨到1999年1月28日收盘的13.57元，足足涨了近三倍！一时间，在上海股指上，“阿城钢铁”连拉涨停，成为钢铁板块行情中的大黑马。
与此同时，“阿城钢铁”与科利华在紧张地进行着交易。
1999年4月16日，科利华借壳上市水到渠成。科利华受让“阿城股份”的公告表明，科利华动用了1.34亿控制“阿城钢铁”28%的股本，成为第一大股东。消息一出，股价又涨了3块多。但科利华只付了3400万现金，余下的用科利华的“壳”和“股权”顶替——“阿城钢铁”购买科利华持有的晓军公司的80%股权及“科利华电脑家庭教师”初中版著作权共作价1亿元，“阿城钢铁”又拥有其持有者——“阿钢集团”的债权1亿元，科利华要购买“阿城钢铁”28%的股权需向其持有者阿钢集团支付1.34亿元。这样，约1亿元的金额在“阿城钢铁”、“阿钢集团”和科利华之间形成两两互为债权债务人的三角债务关系，如果三方都同时清偿这笔款项，则该笔款项在三方之间同时抵消。
各方都有收获，但最大的赢家是宋朝弟。“谁说科利华没赚钱？科利华这次赚大了！”宋朝弟十分得意。
宋朝弟也担心，收购“阿城钢铁”后，科利华将要面临一个跳跃性并不是很强的领域——钢铁。像大多数国有企业那样，“阿城钢铁”经营很一般，现在职工工资发出来都很困难，该公司1998年报显示，主营业务利润只有2798万元，下降了3.1%。被收购以后，利润大幅度增长，但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短期投资收益达1503万元，占利润总额的近31.4%，这样的利润构成显然不理想。此外，公司应收账款近3.2亿元，上升了近85.6%，回款情况也不佳。当然，宋朝弟更关心的是股票市场的魔力，科利华需要的是公众的注意，这种注意反过来又可以使科利华在股市上可望募集到大笔大笔的资金，这些资金又能把宋朝弟不断冒出的灵感成千倍放大，引发一场又一场的革命。
从1998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国内软件市场突然出现整体滑坡，软件市场销售总额比1997年同期相比减少达30%，全球经济紧缩严重打击了软件。面对大滑坡，大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全面收缩战线，削减广告和营销预算，打起了防御战，一些体力不支的干脆撤出了阵地：把“即时汉化专家”卖到6万套的南京月亮软件撤了，国产电脑游戏老大前导和腾图挺了一阵子，也撤了。
宋朝弟和他的科利华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好。1994年，《中国电脑教育报》评出：“中国计算机产业十大风云人物”，宋朝弟名列第三位，到现在，10人中只剩宋朝弟一人巍然挺立。
早在1996年末，美国的《商业周刊》就声称宋创办并领导的科利华是“中国软件市场的决定性力量”之一，理由是，科利华当时已经占据迅速增长的教育软件市场30%的份额。科利华1998年的财务记录表明，总资产4.2亿，净资产2.7亿（未经审计），其中国最大的教育软件公司的地位已是相当牢固。以当年净利润1.4亿元计，在经济处于低谷的大背景下，这份成绩在同行中相当骄人。
从成功到成功，始终精神饱满、信心十足的宋朝弟每一年都在进行思维和观念的创新，随之而来的便是经营模式的跳跃。所有这一切带给他和他的科利华的最丰厚的回报便是跳跃式盈利。以其拥有在上海上市的科利华公司28%的股份计算，宋朝弟拥有的资产达2.7亿美元，位居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的2000年中国大陆50富豪排行榜第10位。
□朱勇才：一年赚了300万
朱勇才的故事，得从大学毕业那年说起。1990年，朱勇才从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毕业，当时他满脸书生气，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工程师。同所有踌躇满志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朱勇才情绪高昂地到上海一家名气不小的国营老厂报到，被分配到车间当学徒工。厂里的效益不好，闲着的人比干事的人多。朱勇才茫然了好久，动了考研的念头。
一考就是两年，他没有称心如愿地上清华，而是进了东南大学的计算机系。
研究生的日子一开始过得不紧不慢，朱勇才的书包里多了一本本厚厚的人物传记：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李嘉诚……这些书，都是同校的女友借给朱勇才看的。“你要向他们学习，特别是比尔·盖茨，多棒。”朱勇才暗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取得成功。
书中尽灌输些“软件是初升的太阳，前景光明”；“在中国软件尚处于空白阶段创业，成为中国软件业的第一代英雄”之类的理论，听得年仅25岁的朱勇才热血沸腾，恨不得此时此刻就投身这一黄金产业。
研一的暑假，朱勇才一口气赚了5000元。回到南京后，他变得焦躁不安，情绪激昂。深圳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和南京平静如水的校园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朱勇才的内心深处仿佛有种呼之欲出的创业冲动：去接项目，去赚钱！
他开始在南京四处打听，自己为自己登广告求项目，自己配了传呼，租了电脑，乐此不疲地往返于校园和企业之间。他不仅请同系的师兄弟帮助，甚至还会拿着疑难问题去请教自己的导师，然后还给他们数目不定的咨询费。
渐渐地，他的课上得少了。没有空去做实验，没有空去上机，甚至连导师的个别研讨都往往不能及时到。尽管他与导师的关系相当之好，但是终于有一天，导师担心地告诉他：“你的到课率太低，系里的影响不好，要收敛一下了。”朱勇才晃晃脑袋，说：“过几天去深圳接一个大项目，等这个项目搞好，我一定好好上课。”
他没有实现他的诺言。他的第二次到深圳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那个曾经做过他的老板的年轻人接了一个大型的网络设计工程，因为技术力量不够，所以邀请他一起来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虽然是那个年轻人，但真正担起重任的是朱勇才。还有三个深圳本地的研究生在兼职帮忙。而在这四个人中，只有朱勇才是全身心地扑到了这个项目中去。
没日没夜的工作和殚精竭虑的思考使朱勇才在完成这个项目后整个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形容那时自己是一个疯子，两个月后他一米七三的个头却只有一百斤重，活像一个麻秆。在通宵达旦了两个月后，他完成了整个设计工作，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他期末大考前完成的。他为自己盘算过，完成程序后正好够时间赶回南京考试。
然而问题还是出现了，用户方对程度有异议，执意要求程序必须全部调试完毕才能执行合同。而能够进行全过程程序调试的只能是朱勇才。一边是三十万的合同，一边是所有的考试，朱勇才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
第二天，他红着眼睛出现在用户单位。
代价是他所没有考虑到的：当他从用户手中拿到一张三十万的支票时，时间已经明显不能赶上考试了，但他还是买了最快的车票回到了南京。当他试图向校方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发现他面对的是一张张爱莫能助的脸。
学校已经无法容忍越来越严重的研究生在外打工的现象，而他正好成了所有这些现象的代表人物。甚至连校长都已经知道了他这个平时不太出现的学生的名字。他成了一只出头鸟。
出头鸟不是那么好当的，学校的处分决定是：由于朱勇才旷课和旷考，给他除名处理。当他在学校布告栏里看到这份决定时，天下着雨，而他的伞下没有第二个人。他的女友已经因为无法忍受他在这段时间里暴躁的情绪，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失去了一个研究生的头衔，抛下他而与一个外国留学生恋爱了。
没有人知道朱勇才此时的心情和想法，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结果。结果是朱勇才此时因为没有退路而选择了自己开公司。现在他回想起来，也许这是一件好事。他说以他当时的心态，绝对不可能在学术上做出什么成就来。
在行业的选择上，他几乎没有考虑就投入了计算机。而他所有的资本加起来，也不过只有十几万，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刚刚赚来的。
很难说他人生的第二步是不是走对了，但是有今天的朱勇才，可以说这是关键的一步。
他又去了一趟深圳，他原来的老板没有让他失望。他不仅把朱勇才应得的那一部分利润给了他，而且还借了一部分钱给他，帮他迈过了50万注册资金的门槛。1996年的春天，朱勇才在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创办了自己的科技开发公司。主营软件开发，兼营软件销售。
创业是艰难的，尤其是像他这样走投无路而又毫无思想准备的。公司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干，而他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一个公司的日常开支会有那么大。一开始无论他怎么干也觉得很难维持。白天他总是一家一家地跑公司，接业务，而所有接到他的名片的人物第一个反应差不多都是说一句：“我们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的名字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会有什么平等的谈判。到他手上的都只能是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业务。晚上，他就坐在那间租来的房子里，把这些他称之为小玩艺的软件在自己的机子上做好，第二天再送到用户手里。
事实上此时软件业正在进行一轮新的竞争，利润大幅度地下降，朱勇才在此时介入这个市场，不感到吃力是不可能的。他的转机在教育软件上。当他觉得有一段时间可以不考虑生存的时候，他开始了第二次拼命。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是足不出户，天天坐在计算机旁，他要创造自己的程序。他选择了教育软件。
还是两个月后，在导师的陪同下，他出现在母校的出版社门口。对他的才华很欣赏的导师决心要在此时帮他一把。很快，人们发现南京的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外语教学软件，这种软件以游戏的方式来促发学生对外语的兴趣，使得原来被无数学生视为畏途的背单词成了一种轻松的游戏。
朱勇才很快发现他不得不一再与出版社打交道，因为订单一再增加。而他当时的最大愿望是尽可能地少在这些事务性的事情上耽误时间，因为他还需要来开发除了英语以外的语种软件。
软件业当时还没有一个如此完备的外语教学系列软件，朱勇才的利润是可想而知的。除去公司大规模地扩展以外，这一年，他的个人资产上升到300万。
这是他关键的第三步。
1997年朱勇才又有了一个也许是对他而言的关键的想法，他在南京的学院区租下了一家店面，成立了自己的软件销售公司。他从连邦软件公司挖来了一位部门经理，10%的利润分成和“一切放手让你干”的领导思路令对方干劲十足，所有的软件销售比上一年成倍增加。
这也许是朱勇才最关键的一步，在这一步里，他开始利用别人的智慧了。而他自己的资产也在大量地增长。他在1998年的目标很明确，再在南师大附近开一家连锁门面。而今后他要以每年一家以上门面的增长速度，成为南京最大的软件销售商。
32岁，这是一个大多数人还在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年纪，而对朱勇才来说，金钱已经不是仅仅用来象征什么身份和地位了。金钱是他的筹码，一种用于做下一件事承担风险的筹码。“如果用于生活，可能我用不完所赚的钱了，但我不会浪费一分钱，对于我要做的事情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不够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