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水流长”，这是建瓯市吉阳镇巧溪村村口门楣上的一幅题刻。从落款上看，是清乾隆庚辰年（1760）刻制的，表明村子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从字面上读，描写的是村中一条流过的小溪；从字义上想，似乎还隐约寄予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于潺潺的流水中让人解读。
溪流如何弄巧？还别说真的巧得自然。在村子略偏东南方向，雄峙着建瓯西天柱——海拔1383.7米的郭岩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涵养了丰富的水源，形成了千沟万壑的涓涓细流。这些细流在地势倾向和高差起落的共同作用下，于大山北面的脚下汇聚成小溪，晃晃悠悠地由东向西穿过村庄，在村尾与张坑村流出的支流汇合后，来个近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西向东奔流而去，成了吉阳镇流域的主要源头。溪水经三十多公里的穿山越涧，才在徐墩镇丰乐村汇入崇阳溪。大约是这种忽东忽西的走向在古人眼中觉得奇异而称其为“巧水”，而几十公里的长途跋涉袅娜出的风韵又自成“流长”吧，“巧水流长”的图景就这样定格在吉阳镇这198平方公里马蹄形地域的中间地带上，春夏秋冬，日日夜夜，曲流直泻，奔腾不息。
唐代一代良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虽然这是以物寓理的进谏之言，但对物象本身的观察和分析却十分透彻和精辟。仅从物态上比照着说，巧溪之水流长，其源必然通畅。作为生命之源的水流，在孕育人类的同时，也一定会催生出人类在繁衍生息过程中所产生出的智慧和创造的结晶。这结晶就是万古不朽的文化。而任何一种文化的滋生和发展，又必然要打上当地环境尤其是代表性人物的烙印。追根溯源，巧溪村正是如此。
巧溪村地处建瓯、建阳、顺昌三县（市）交界的吉阳镇境内，由巧溪、西坑、翁墩三个自然村组成，全村460多户，近1700人，村部设在巧溪。该村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巧溪，近1200人；二是饶姓占到全村的近90%。如此集中的人口和高比例的姓氏同居一地，在建瓯农村比较少见。据饶氏家谱记载，他们迁居于此，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繁衍了二十多代。最鼎盛时期当数清代，饶氏家人受到钦命的从五品至九品军功者就有52人；另有国子监生8人，太学生36人，府庠生26人，贡元4人，进士2人。这些才俊虽然早已离世，但无论是宦官还是贤达，他们留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至今依然能让走近它的人触摸到一种传统文化和沧桑历史的厚重之感。
这是古民居积聚之地。如今被当地人俗称为“官宅”的古民居尚余十多栋，这些古民居隔溪而建，中间用桥梁连接，形成了棋盘似的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品军功饶国泽故居。该故居始建于清咸丰末年，距今已一百四十多年历史。整个建筑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四周以墙封闭，墙体高出屋顶，以防风火。主体建筑由下廊、天井、书厅、卧室、后阁、厨房组成。装修极为讲究，在大厅木梁上雕着花草、凤凰、麒麟等图案，而在厅厝两边的厅房的门上则配以浮雕、透雕及线雕的花格，间以花草、人物等纹饰，整体显得精美豪华。在过去交通闭塞而又山重水复的僻壤之地，能建造如此大气的“官宅”，实属罕见。其他民居虽不如饶国泽故居气派，但架构与装饰既大方又别致，一样展现出高超的宜居理念和建筑技艺。
这是理学过化之乡。在村中心位置有一座饶氏宗祠。该建筑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坐西北朝东南，沿溪而立，雄伟壮观。四周以“一”字叠式土夯风火墙围绕，内部建筑采用硬山顶，抬梁穿斗式混合木结构，分六柱五间仿牌楼式构造。中轴线上依次为前门楼、门廊、前天井、正厅、过雨亭、后厅、后天井、后门楼八部分组成。其中前天井两侧带边廊，天井正中做花台，正厅面阔五间，进深五柱。门廊、边廊、正厅、前廊顶部均做卷棚轩顶，又饰以砖雕，显得格外雅致。因建筑依地势而建，逐层抬升，到了后厅楼上，据高而望，村景尽收眼底。然而，风景可收而意境难穷。在大门牌楼上，竖写着“理学”两个楷书大字，当凝神注视时，端庄的笔画似乎正在无声地告诉人们这是非一般意义上的姓氏宗祠。据饶氏族人介绍，这宗祠是建来纪念他们的祖先——宋代大儒饶鲁的。饶鲁（1193～1264）字伯舆，世称双峰先生，饶州余干万年乡（今江西省万年县青云镇）人，南宋大教育家，理学大家。年幼时曾拜当时的大理学家柴中行为师，成年后又师从于朱熹的高足、女婿黄干，因其思维敏捷，又勤奋好学，先后都深得先生器重。后因参加科考落榜，于是矢志理学。他继承了周敦颐、张栻、朱熹等理学大师的思想，把太极、道、理看做是宇宙的根本，提出了“气以理为至、理以气为辅”的理论。他一生不入官场，一心只事讲学，先后主持当时极为著名的白鹿、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等学堂，不仅培养了诸如陈大猷、赵汝腾、程若庸、史泳等贤哲，还直接影响了再传弟子如吴澄、程钜夫、揭奚斯、虞集等，在元朝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的吴澄后来成为元代著名的理学大师，与许衡、刘因并称为元代三大学者。他的“静”养之法对清朝中兴名臣、理学大师曾国藩也产生了深刻启迪，在《曾国藩日记》中曾国藩就谆谆教育子女一生须做到以“静”养“动”，去“懒”否“傲”，才能永立不败之地的著名言论。直到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朝廷才补了个正七品的饶州教授（学官）给饶鲁，元仁宗感其教化之功赐封他为“理学大宋儒家”。饶鲁一生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春秋节传》《学庸纂述》《石洞纪闻》等。巧溪村的饶氏后人为了记住这位“为世立言”的祖先功德，不仅建祠纪念，如今每年还主动出资出力，维修补遗，使这座山旮旯里的理学“丰碑”虽经一百六十多年风雨依然完好无损。也许正是这份虔诚的代代相传，才造就了饶氏家族过去的人才前赴后继以及今天族人希冀子孙后代能够继往开来的强烈愿望。
这是儒道垂范之村。在巧溪村尾，有一座用青石构架的牌坊，即远近闻名的节孝牌坊。牌坊建于清咸丰二年（1852），坐北朝南，面阔四柱，进深一柱，四柱三门；正面石抱鼓，木翘檐；背面土夯红墙，成犄角衬托，巍然耸立。除石雕石饰外，正面方形石柱与镶嵌的块状石板上都清晰地刻着文字楹联。其中明间石板上竖刻“圣旨”，下楣横刻“旌表儒士饶廷侨之妻太学生登麒之母夏氏节孝坊”，左右分刻“玉洁、冰清”；方形石柱内联上则雕刻着“映日贞心光照史乘，凌霜劲节扶植纲常”，外联为“柏桌明素志，狄画仰仪威”的楹联，文字笔力，气势雄浑，贞节之誉，高山仰止。这是清朝五品太学生饶登麒为其母申请朝廷钦命赐建的。饶登麒，又名饶国鏐，饶廷侨之子，字化南，其母夏氏27岁时就遭不幸，丈夫亡故，膝有幼子。为了让登麒能有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她立志不再二嫁，一人独担起了既当爹又当娘的双重责任，含辛茹苦，不辞辛劳，费尽心机，终于将儿子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孔子在《礼经》（分《礼记》《仪礼》《周礼》三卷）中的《仪礼》卷中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女人在没出嫁前，在娘家的时候，要绝对服从父亲和兄长；出嫁之后在婆家，要绝对服从丈夫；丈夫去世，要绝对服从儿子。而在《周礼》卷中则说：“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意思是说，“九嫔”教导宫中的女子，要做到品德高尚，能说会道，仪态端庄，做家务活漂亮。这就是孔子提倡的“三从四德”。虽然这对女性来说要求苛刻了些，但从维持整个社会和单体家庭和谐上说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对父辈的尊重、对夫君的求同、对子女的教育，以致勤俭节约、品行端庄、善解人意等，都是很好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优良品德的塑造，就更是人人都得遵循的安身立命之本，何况过去承担社会与家庭责任相对较少的女性呢？正因如此，两千多年来，许许多多的女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当做自己的言行典籍，塑就了东方女性特有的外秀内惠的贤淑形象。而夏氏就是这一行为的典型代表，为一代女性树立了榜样。这一贞节牌坊以皇帝“圣旨”的名义落成，这就不仅是对夏氏的奖誉，从更宽的视角和更深的层次上说，应该是对一种理想而和谐社会风尚的形成与维护提出倡导及推广。
庄子在《则阳》中说：“丘山积卑以不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巧溪村之于建瓯市现有的217个行政村来说，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显得小，然而因为它的历史遗迹和理学渊源早已汇入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而显得大。这种“大”，只有学会宋代苏洵说的“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的境地时才能感受得到。由此，我幡然醒悟而大胆妄言：巧溪村小，但包容乃大；巧溪溪小，却巧水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