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何时完成则成为最关键，争议也最激烈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到南宋末年，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到东南沿海，此后随着北方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东南沿海与海外市场接触的日益加深，南北差距越来越大。
然而这种宏观层面上的南北经济差距后来演变为沿海和内陆的东西差距。柯文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未曾研究的巨大课题是沿海与内地的差异，他认为这种差异最迟可追溯到16世纪，自1842年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显著了。正是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沿海与内地的发展模式与速度。彭慕兰指出，在175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中国沿海和内地之间的远距离贸易开始衰落，于是一个富裕的、外向的沿海和一个总的来说更为贫困的内地之间，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日益拉开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埠通商，东部沿海率先卷入世界市场。中国在南北差异仍然存在的同时，东西差异逐渐扩大并最终成为主要的区域经济差异，无论经济总量还是总体经济水平，大致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地带向中部、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
一、东西部间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
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有两种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又称“内向型经济”）和出口导向战略（又称“外向型经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选择的是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建立和发展一批最终消费品工业，如食品、服装、纺织、皮革、木材工业等，以求用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替代进口品；在第二个阶段，进口替代由消费品转向国内短缺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如机器制造、石油加工、钢铁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日趋成熟，为全面的工业化奠定基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口替代战略并不是开始于最终消费品工业，而是洋务派的军工企业。随着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国内掀起实业救国思潮，民族替代工业如缫丝、棉纺织、火柴、造纸、卷烟等开始形成。这些进口替代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特别是通商口岸及附近区域。据汪敬虞对1869—1894年全国工业分类统计可知，中国的造纸、印刷、面粉、榨油等工业主要都集中于上海、广州、天津、福州、香港等东部沿海地区。火柴企业分布较广，在内陆的重庆和太原也有设立，这可能和其技术要求较低，原材料容易获得，又需接近销售市场有关。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40—1894年、1895—1913年、1914—1936年和1937—1949年，除第四阶段由于日寇入侵，东部沿海的工厂被迫内迁外，前三个阶段，工业的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
西部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卷入了世界市场，但农业生产仍占主导地位，手工业仍是农业和畜牧业的依附产业，且更多的是家庭手工业。电气作为一种新型的能源动力，用途广泛，“各地先进的工厂以电气为原动力，各城市人口亦较以前为集中，电灯的使用也更加广泛，而农业方面也开始利用电气”，因此以电厂的分布为指标可以看出中国各地的工业化程度。1932年10月建设委员会对全国电厂的调查表明，从设厂数量看，位于沿海的江苏（23.12%）、浙江（17.87%）、广东（8.71%）、河北（6.91%）、山东（5.71%）、辽宁（5.56%）等省最多，而从发电容量看，江苏（35.06%）、辽宁（23.45%）、河北（12.66%）、广东（5.53%）等省排在前列。此可以看出沿海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比西部内陆发达，东部地区展开的是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工业化，而在西部地区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生产方式。
二、东西部之间经济联系上的依附关系
从宏观上看，近代中国的商品流动分为两个方向：工业品由沿海通商口岸流向内地，工业品的价格水准是在通商口岸决定的；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口岸，这些产品的价格水准也是由通商口岸决定的。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肥料等低值商品与输出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品为主，长江中上游的湖广、四川等省，主要输出粮食、竹木，输入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制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黄金水道——长江对外国开放，成为西部和东部经济交往的主要通道。长江流域为“中国产物最富饶之区，航路上游以四川之重庆为发源地，下游直达浦港。互市以还，中国对外贸易之输出品：如粮食、油豆、丝茶、麻药，以至花布土货等，泰半产生于长江沿岸各埠”。重庆、宜昌、沙市等长江沿岸等地的贸易模式主要是输入棉布、棉纱、染料、煤油等制成品，输出米、桐油、小麦等初级产品。由此可知，从明清至近代，长江中上游的湖广、四川等地输入制成品、输出初级产品的流通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商品流动中，东部沿海特别是上海等通商口岸起着中介作用：“内地所用洋货购自上海、天津、香港，就是煤油、香烟，甚至米面亦须由上海购买。全国对于上海，差不多都是入超。”
制成品和初级产品除了通过水路在沿海和内地之间交换外，还通过铁路进行双向交换。宓汝成考察了1928—1935年胶济铁路对主要货物发到站统计，注意到工业制品如煤油、布匹、肥料等从沿海的青岛向内地的济南流动，再通过济南向冀南、晋东、皖北、豫西等内地销售，而农副产品如鸡蛋、花生等的流向相反。1934年，京包线上包头站的到达和起运货种也呈现相同的特点：运入以布匹、糖为大宗，起运的货物以驼毛绒、羊毛绒、水烟、药材为大宗，羊肠、牲畜及其他畜产品等次之。
如前所引，沃勒斯坦从比较大宗商品贸易和不同分工的角度来界定中心和边缘，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包括用于铸币和饰物的贵金属）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并向边缘区销售牟利，控制着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除了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由于近代工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以及洋货先通过沿海的港口进口，这样机制品和洋货从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输入，内陆地区则向中国沿海和国际市场输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于是在中国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也构成了国家尺度上的中心—边缘模式。
当然，必须承认，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落后地区并不专门分布在真正的边沿地带，中心地区也夹杂众多的黑点。所有的先进经济地区都曾有许多跟不上世界时间的窟窿。在近代中国东部沿海，城乡差别依然明显，其发达区域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正如林满红所指出的，随着口岸贸易的展开，位于边缘地区的东北、台湾北部以及辛亥革命以前的四川等有显著的发展，而位于核心区的个别地区如九江、汕头、烟台、天津、打狗却未能长期保持核心区的地位，有落后于边缘地区的情况。
三、东西部之间不同的发展驱动阶段
波特把国家竞争优势分为四个阶段：（1）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竞争的优势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天然资源、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低成本的劳动力；（2）投资驱动阶段，竞争力的提高主要靠大规模投资于成熟技术和先进的机器设备；（3）创新驱动阶段，这一阶段企业靠产品、加工技术、市场营销和其他方面的持续创新来提高竞争力；（4）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高质量的生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对近代中国东西部区域进行考察，则可发现西部地区处于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只有生产要素具有优势，当地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多，主要集中在羊毛、草帽辫、大豆、豆油、禽蛋等初级产品。西部的商品生产者很少能与产品的最终顾客直接接触，海外市场的贸易机会也掌握在位于通商口岸的外国代理商手中。另外，这些外销产品，在本地的市场需求有限，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
东部地区则开始向投资驱动阶段转型。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和大规模的生产，有相当一部分的投资是外资。位于东部沿海的江苏、直隶、山东三地的厂矿数占总数的46.32%，三地创办的资本占总数的54.46%，湖北在西部吸引的厂矿数和创办资本最多，也仅占总数的7.35%和5.03%。外国在华投资具有资本的溢出效应、技术与管理技能的正外部效应、进口替代效应、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效应与溢出效应等，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对中资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对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制度的建设等也有推动作用。
正如白吉尔所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沿海与内地之间开始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差异，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现代的世界，一个是传统的世界。由于大部分谷物和原料都从国外进口，沿海城市获得了比内地省份更大的自治权。中国农村发生的每一次饥荒、每一次内战，都给沿海大都市带来了巨额资本和更为活跃的商业活动，内地的灾难反而促进了通商口岸的发展。沿海地区开始融入世界市场，而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联系则逐渐疏远。
郝延平认为中国在宋代、晚清和20世纪的后半期，经历了三个商业大革命。这三个商业革命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和海洋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晚清商业革命一直徘徊于东南——在沿海开始，在沿海发展，也在沿海结束；它将中国第一次带入世界性的海洋商业市场中。在明清闭关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是边缘地带。对外开埠之后，东部沿海地带率先纳入世界市场，作为半边缘区的东部沿海在世界性的海洋商业市场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是对外贸易、物资流通、人员往来、信息传递、文化交流等的中介地带。由于近代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主要通过水路运输，处于东部沿海半边缘区的上海、广州、大连、青岛等海港在边缘区、半边缘区和中心区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而汉口、重庆等河港在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之间的沟通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