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态，还表现为安妮对人际关系、战争的思考和对自我的不断反思和修正。一方面是年龄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独处中人们更会对事物形成深刻的认知，加之战争又加速了安妮的成熟，在后期的日记里，我们明显看出了安妮性格和思想的变化，一种本与她这个年龄不相称的变化。她反思与母亲的关系，看到自己日记里许多地方对母亲的用词那么激烈，她自己也吓了一跳，为自己只想到自己、躲在自己世界里面而羞愧，她说：“我那时生母亲的气。她固然不了解我，但我也不了解她。她因为爱我，所以温柔又深情，但是因为我令她为难，以及她自己陷入一些难过的处境，她神经质而且暴躁易怒，所以，我可以了解她为什么经常对我那么不耐烦。”“那段泪流满面数落母亲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我已经长大一点，明智了些。”对于人际关系，她悟到：“如果我们保持心胸开放，维持与人友善之道，而不老是往最坏的一面看，那么，那些关于我们的教养，关于宠坏孩子，关于食物，以及关于一切一切的冲突，本来都可以有比较好一点的结果。”“我要用全新的眼光看事情，形成我自己的意见。”对于战争造成的苦难，她用勇敢和坚强去承受，她自信地写道：“谁把这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的？谁使我们和其他人类不一样的？谁使我们这样受苦受难的？是上帝把我们做成这样，但上帝也会再将我们提拔起来。在世界眼中，我们注定受苦，但是，在这一切苦难之后如果还有犹太人留下来，这些犹太人将会被当做范例高高举起。”对于战争的原因，安妮说：“我不相信战争只是政客和资本家搞出来的。芸芸众生的罪过和他们一样大；不然，许多人民和民族早就起来反叛了！人心里有一股毁灭的冲动，发怒、杀人的冲动。除非所有人类没有例外都经过一场蜕变，否则还是会有战争，苦心建设、培养和种植起来的一切都会被砍倒、摧毁，然后又从头来过！”这已经是一个涉及人类人性恶的深刻话题，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炮火和苦难的催化，一个15岁的少女，怎会有如此深邃的思想！
1947年，奥托·弗兰克在编辑女儿日记的时候，删去了与性有关的文字，也删去了安妮对母亲和密室其他成员不敬的言词。于是，日记就塑造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受难少女，这种无邪与法西斯的暴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激起了人们对战争和纳粹的刻骨仇恨。但，这些文字的缺失，也使一个处于青春成长期的更真实的安妮消失了。如今，这些描画安妮成长与觉醒的文字得以重见天日，不仅不会损害安妮的形象，却更激起了我们对战争、对和平、对青春和对安妮人生的深痛思考。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安妮会和他相爱的男人共赴爱之约，品尝爱的芬芳和性的愉悦，所有青春期的困惑和渴盼都会找到答案、找到归宿。这是她作为女人应当享受到的甜蜜权利。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安妮会成长为一个更成熟的安妮。她会和人们友好相处，不埋怨，不苛责。当她当了母亲，她也会更了解自己的母亲，从而更好地爱她，也更好地尽自己作为母亲和女儿的责任。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安妮无需藏匿于暗室，可以自由自在走在她热爱的大自然里，面对蓝天、月光啁啾的鸟和正在绽放的花朵，做一个少女可以做的全部的梦。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安妮可以实现自己的许多理想。她爱写作，爱舞蹈和芭蕾。在一篇日记中她写道：“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我会有比母亲更大的成就，我会让世人听见我的心声，我会走入世界，为人类尽一份力量！”她是多么憧憬美好的前程啊！
可是，安妮一切美好的情思，都只能永远留在这本日记里了。一个十五六岁少女对生活的热切向往与战争带给她的毁灭，这“红”与“黑”两种人生色调所激起的对战争的愤恨、对安妮的悲悯，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
我不会再打开这本日记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为了丢弃的阅读。我不忍再打开日记，去面对一个花季少女所有无法实现的美好人生愿景了。
愿人类永远丢弃战争，愿人类永远和平安宁——为了安妮，为了所有和她一样如花的少年，如花的笑容。
（《安妮日记》，安妮·弗兰克著，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上海，非上海
——读陈丹燕上海系列作品
知道陈丹燕这个名字，是读她的长篇小说《心动如水》，一个女子在规范生活与新鲜感情之间的心潮起伏，在她的笔下涟漪叠生，诗情洋溢。在写非现实爱情的作品中，这一部以心理描写见长的诗性哲理小说，留给人悠长的遐想和回味，一种超越现实生活、超越既定理念、超越俗世成见的遥想和思索。基于对她的这种认识，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她以《上海的风花雪月》为发起的上海系列作品，和她一起走进昔日和今日的上海，一起去感受某种复杂难言的心绪。
陈丹燕说，上海的市民常常有两种生活，一种是面向大街的生活，每个人都收拾得体体面面、纹丝不乱；一种是在弄堂里的，私人家里的，穿家常衣服。陈丹燕书写的上海生活，也有两种，一种是“面向大街”的、物质的上海。时代咖啡馆、裘德的酒店、爱尔兰酒馆、上海音乐厅、上海美容院、弄堂、旧货街、法国城，无一不出现在她的笔下。昔日十里洋场的上海，和今日依然引领时代潮流的上海，在她的心中重叠交错，在她的笔下摩肩并行，让我们生出不尽的恍惚、感慨和迷离。
陈丹燕描画的另一个上海，却是“私人家里”的，她内心的上海。她用轻柔的脚步、细腻的体察，替我们构筑着一个逝去的时代。在1931’s咖啡馆里，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轧到了细尘，扑扑地响，周璇的细嗓子像一根细而坚韧的尼龙线，勒到你双手出血也不会被拉断，柔弱而顽强地把六十多年以前的多愁善感拖至你面前；锦江饭店长长的走道里，还散发着当年温厚而熏黑的灯光；专营老上海菜的餐馆，它的外墙上嵌了许多老上海时代的东西，像油酱店的门楣，像当铺的广告，还有木轮子车的车轮；和平饭店那绿色铜皮瓦楞装饰的花岗岩大楼里，如今看上去是那么安详而无所事事，可当年，那个时代的名人马歇尔、司徒雷登、萧伯纳、卓别林、宋庆龄、鲁迅，都曾从黄铜的旋转门外转了进来，走在吸去了所有声音的红色地毯上。读着这些文字的时候，走进你心田的，仅是物质的上海么？不，是一种满溢在心的，但却说不明道不清的心情。
我们和陈丹燕一起打开了张爱玲旧居的水龙头，张爱玲在她文章中写到的特别多心、特别复杂的热水管系统，隔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还能发出“嗡……赫赫赫”的响声，空洞而凄怆，让人感到了死尸还魂般的诡奇而顽强。51号张爱玲的信箱，孤岛战乱时胡兰成情信送达的第一站，如今放着一张晚报，让人慨叹：从南京来的胡兰成的信，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跟着陈丹燕走进张学良住过的那栋西班牙式样的楼房里，我们想到的也许不是他后来名垂青史的捉蒋抗日，而是他在这风情旖旎的西班牙大床上的温柔，这几乎是他生命中最后的香车美人的日子。徜徉在陈丹燕这样复原的旧上海里，你感受到的会是什么？我则几近陷于失语状态，不知今夕何年，也不知人生何物。陈丹燕描绘法国城时说：“法国城是那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一直有某种东西，有生命似的在暗中无声地蠕动着，不能名状，不曾相识，可毫不陌生。”是的，陈丹燕的上海，我们也许不曾相识，不能名状，但它丝毫不陌生，因为某种有生命、有情性的东西在暗香浮动。
在旧日景物里注入以怀旧为主要元素（因为还有许多我至今只能意会或些微感觉而无法准确言传的元素）的情绪，还不能构成陈丹燕骨子里的上海。她内心深处认同、架构的上海，是有风骨的上海，而风骨是要由人来组成的。于是，我们读到了那篇《张可女士》。张可，这个出生在开明富裕的书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职、16岁就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的美丽女孩，后来成了王元化的夫人。建国后，她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大学戏文老师，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同时，她也是一个恪尽温柔、相夫教子的主妇，当王元化在反胡风运动中被隔离审查、患上心因性精神病后，张可依然雅致温存，并帮助王元化一起研究莎士比亚。在“文革”中，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导致精神病复发，张可也被隔离，落下严重病根，导致后来中风，读写俱废。厄运，对王元化来说是财富，如果他没有经历过那些坎坷，只是退守于一个知识分子温暖的家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就不会有张可和他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的日子，他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中西并进的大学者。而灾难除去剥夺了张可的健康，根本无法改变她的心灵。看夫妇俩历经劫难后的合影，王元化早年的“飚”早已转为内敛，而张可的优雅坦然一如故往。朋友们去王元化家，依旧可以看到张可温情而清爽的笑容，王元化的博士生在导师的书橱里看到张可的婚纱照时，不由惊叹：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女孩子！他们惊讶的，就是张可身上被陈丹燕称作“冰雪洁净”的优雅气质。陈丹燕写道：“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么都没能使她的心灵变质。”冰雪洁净，就是陈丹燕心目中的一种上海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