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们仨》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两段朴素单纯而感人至深的话。这本书，风格一如她以往的精致、清雅和简约，但写法却因得她经历了人生撕心裂肺的生死离别而步入另一格局。1997年春，她的女儿钱瑗去世，1998年末，她的伴侣钱钟书先生去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痛失两位至爱亲人，这对暮年杨绛的打击非常人可以体味。于是，杨绛先生以92岁高龄拿起了笔，开始了她对爱侣和爱女的寻觅。这本书以梦贯穿全篇，梦和现实错落闪回，以虚虚实实的灵动之笔，述说着一个单纯宁静的学者家庭相聚相失的伤情故事，唤起我们对宝贵而脆弱的生命不可言说的揪心之痛。
书的第一部《我们老了》，只是记了一个真实的梦。这个梦，既寓示了杨绛和亲人离别的凄惨结局，又给全书笼上了一层梦幻色彩：“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书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旁边有林木，有潺潺流水，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向后望去，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是有人烟的去处，但不见灯火，想必相离很远了……”作者说，这样的梦她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她强压住内心的悲痛淡淡地说：“钟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于是，我们跟随作者来到了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用梦的形式记录的他们一家三口最后相依为命的日子。
一个通知钱钟书上山开会的神秘电话使一家三口倏忽分离。我们忽而随作者的梦来到神秘古驿道上的客栈，忽而来到烟雾迷蒙的水边钱钟书睡着的那条小船上，忽而来到钱瑗的病床前，忽而来到作者三里河的家，忽而来到西石槽钱瑗的婆家。这一部分既是作者自云做的万里长梦，也有梦中之梦，让人生起梦雾缭绕、亦真亦幻的迷离感。作者或许正是用这些山重水复、似真似幻的梦境来说明人生和命运的玄虚莫测。而对梦境刻意作这样浓重的渲染，只是因为，这一个长梦其实是追记作者一家人最后的相依相伴，相离相别。
这个萦回蜿蜒的梦中，当杨绛终于找到钱钟书住的小船时，她写道：“前舱铺着一只干净整齐的床，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简直像在医院里。”这就明示了这个梦所蕴含的真实场景。这永久离别前的短暂相聚是如何地让人肝肠寸断呢？当我们读到钱钟书说三里河、西石槽都不是女儿的家，叫她回到自己的家去，阿圆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时，怎能不为这人间的生别离而沧然泪下？我们就能明白作者为什么对梦会如此钟情。梦魂纵有也成虚，那段最后相守的时光也只有在梦中回味了！
书的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是对一家三口63年相聚生活的实录。但在三人已失散的背景下来写，这过往的一切又何尝不是一个万里长梦？作者以平和之笔，简要勾勒了从1935年夫妻二人去英国留学到1998年钱钟书逝世，这63年间这个学者家庭走过的不平路途。虽然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这一切在作者都是用节制和平静，甚至有时是自嘲的语气淡淡出之，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作者在旧梦重温时内心掀起的感情波澜。
不去说他们是如何不媚上，连主席文章中的错误都敢挑，江青给他们分房子居然不要，也不去说他们在“文革”中的辛酸遭际。我觉得，这部分最撼人心魄的，是对一家三口平常而温暖的日子的回忆。在吃馆子的时候，父亲和女儿观察着其他桌上的吃客，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或看出一些人物关系，仿佛边吃馆子边连带着看戏；“文革”中避居女儿宿舍的时候，在寒冷的房间拼放的两对桌子旁吃饭，直感到其乐融融；迁居三里河后，夫妻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家里三个人都是扮演着多重角色的，父亲是女儿的弟弟，和女儿最“哥们”，女儿会像妹妹一样陪妈妈，又像姐姐一样照顾妈妈，直到去世前不久还写信教妈妈怎么做烂糊面……这三口之家的生活是再普通不过的，然而，以一个九十多岁孤独的老人迷蒙的泪眼回头望去，这寻常的一切不是最珍贵的么？钱钟书1941年夏回到上海，女儿有点不认识他了，他只在女儿耳边说了一句话，女儿立刻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杨绛写道：“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了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永远是个谜了。”这依然是平淡的一句话，何不包含着对这一个小小的谜永远不可知的痛惜，对三人相守生活永不再来的怅惘？
《我们仨》以记梦开始，以从梦中回到现实结束。梦和现实交相叠印，虚实为生，相互映衬；“家”、“客栈”和“医院”穿梭其间，次第闪回，长亭短亭的飘忽中，不知何处是归途。我们仿佛也如在梦中行走着一般，失去了空间和时间的感觉。作者就是这样喻示着人生如梦，提示着人间是客地。作者的梦，是轻的；作者的笔，也是轻的，但心痛的我们感受到的却分明是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傅庚生先生说：“至人皆蕴真情，蕴真情则有至文，非矫饰可跻也。”作为一个生死别离的故事，全书没有恸哭之哀笔，而只有淡淡的笔触，而这种笔触正成就了一篇真情至文。在末尾，作者仍是平静地说道：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读着这些如秋叶般静美的文字，我仍是想起了傅庚生先生评李清照词《声声慢》首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一段话：“此十四字之妙，妙在叠字，一也，妙在有层次，二也，妙在曲尽思妇之情，三也。良人既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其即去者，用以‘寻寻’。寻寻之未见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便去者，用又‘觅觅’；觅者，寻而又细察之也。觅觅之终未有得，是良人真个去矣，闺闼之内，渐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内也。继而‘清清’，清清，内也，非复外矣。又继之以‘凄凄’，冷清渐蹙而凝于心。又继之以‘惨惨’，凝于心而心不堪任。故终之以‘戚戚’也，则肠痛心碎，伏枕而泣矣。”杨绛先生平静的语言倾注的万重情愫，平淡的笔触满贮的万千思念，或可用李易安的这十四个字来表达吧？而我们，在读了杨绛先生情深的文字后，一定会对人生是“梦中相聚笑”有更深的感悟，从而更加珍惜作为我们暂居“客栈”的这个小小的“家”吧？
（《我们仨》，杨绛著，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
为了丢弃的阅读
——读《安妮日记》
这本《安妮日记》我买了已经整整10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打开来看过，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忍。封面上那张照片是安妮1939年5月照的，一派纯真洁净，那时她只有10岁。她的生命后来定格在16岁，一个梦想和飞翔的年龄。我实在不想翻开书页，去触摸她对战争的恐怖，她对自由和爱的向往。因为，她憧憬的一切，她没有能感受到，也永远不会再感受到了。
安妮是个犹太少女，家原住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纳粹兴起后避难至荷兰阿姆斯特丹。1942年6月12日她13岁生日时，收到一本日记本当生日礼物，在这一天，她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日记：“我对谁都不曾做到推心置腹，无所不言，但我希望在这里能对你如此，我也希望你能够成为我获得慰藉与支持的一大源泉。”同年7月6日，由于迫害犹太人的风声愈紧，他们全家和另外4名犹太人共计8人，到她父亲公司的“密室”躲藏。1944年8月4日，因遭检举而被逮捕。安妮和她的姐姐玛各大约在1945年3月死于集中营，尸骨难觅。安妮的父亲，幸免于难的奥托·弗兰克走出集中营后，致力于宣传女儿的日记，这本见证着战争与迫害的日记，深深打动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
安妮的日记，总括起来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记录密室生活，密室里的吃、住、睡、沐浴、学习、娱乐，密室成员各不相同的性格特点，他们之间的友谊、纠葛和争吵，在日记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二是描写对战争的恐惧心理，那种密室外稍微有些声响都会让人胆战心惊、通宵难眠的惊惧，隔着六十多年的时空，还在撼动着我们的心，令我们凛冽战栗。三是述说安妮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成长心理，那种青春情愫的萌动，那种渴盼独立又无法准确把握自己的烦恼，成长过程中对父母的“逆反”，等等。而对今天的人们最有认知价值的无疑是后两部分内容。
安妮藏身的密室位于普林森葛拉赫特街263号，这是一个外界很难发现的场所。但是，在纳粹甚嚣尘上、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毫无忧虑地生活在世外桃源？在安妮的日记里，我们无处不听到战争的炮火、犹太人的呻吟和密室里人们的恐惧。在夜里，常常是枪炮大作直到天亮，安妮说自己常常是抓个枕头和一条手帕，胡乱披件袍子，穿上拖鞋，跑到父亲床上去壮胆。当你读到玛各的诗：“当炮声在夜暗里传来/房门砰的一声冲开/跑进一条手帕，一个枕头，一个白……”你能觉得这是幽默么？1943年5月1日的日记记道：“今天晚上炮声响得太厉害，我收拾细软，打了四次包。今天我还收拾了一只小提箱，准备我们万一要逃难。”但是，安妮母亲的一句话却道出了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注定的悲剧命运：“你能去哪里？”即使是藏身于密室，又哪里能逃脱心灵的恐惧？一旦有难，又有何处可逃？！所以，安妮写道：“想到那沉闷、遥远、表示毁灭愈来愈接近的嗡嗡之声，我就不寒而栗。”
外面不断传来的犹太人又遭厄运的消息，使密室不得安宁。1942年10月9日的日记这样写道：“今天我只有丧气的消息。我们许多犹太朋友和旧识大群大群地被带走。盖世太保对他们非常粗暴，用装牲口的车厢将他们运到威斯特波克，也就是德伦特的那个大集中营。”“重要的市民——都是无辜的人——被关起来等候处死。盖世太保找不到破坏分子，就拎五个人质出来，靠墙排一排，报纸会登出他们的死讯。”11月19日的日记写道：“坏消息。无数朋友和我们认识的人被带走，下场凄惨。绿色和灰色的军车夜夜在街上打转，挨家挨户敲门，问里面有没有住犹太人，有的话，马上全家带走。”1943年1月13日的日记写道：“外面变得很可怕。白天夜里任何时候，都有可怜无助的人被拖出家门。他们只准带一个背包和一点现金，就是少少这些东西，在路上也会被抢光。他们妻离子散，男、女和儿童各分东西。小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已经不见踪影。女人买东西回家，家已经被查封，家人都消失了。”住进密室后不久的一天，门铃突然响起来，安妮以为有人来抓他们，吓得半死，后来才发现可能是邮差或有人恶作剧。木匠灌灭火器的声音也使她过了两个小时手还在发抖；老鼠跑蹿的声音也令他们不安；窃贼的每一次光顾都使密室如临大敌，以为末日已到；隔壁有人敲墙壁也使他们整个夜里既紧张，又忧愁；警察随时破门而入的恐惧盘踞在密室每一个成员心中，驱之不去，“愈变愈大，恐怖极了”。这种恐怖甚至会令安妮觉得“我们当初是不是顶好没有藏起来，早死早好，也不必忍受这些苦难”。这种想法从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口中说出来，真是撼人心魄，我们怎能不诅咒这万恶的战争！
这两年多，是安妮和家人战战兢兢躲避纳粹迫害的两年，也是她逐渐成长的两年，所以，在日记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安妮既符合少女成长一般规律、又因得战争而形成另一种特定轨迹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首先是日益凸显的“自我”与成人世界的冲突。她多次记载和母亲之间的不快，她抱怨母亲对她形同路人，连她对最平常的事情的想法也不知道，她母亲则不满于她总是满口“以后”，好像她已是多大的小姐似的。密室里的成人们批评她的一切：她的行为、她的性格、她的礼貌，而安妮则认为这都是些“严厉的言词和无礼的叫喊”，她要让他们明白她不是昨天才出生的。1942年10月2日和母亲争吵之后，安妮甚至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真的受不了母亲，我每一次都恨不得掴她一记耳光。”在她眼里，在母亲身上找不到为人母亲和为人妻子应该有的模样。我想，形成这种冲突，既有安妮本身性格倔强的原因，更是少女成长中的一种必然。这个年龄段的少女，独立性和自信心正在塑造中，自视为成人，凡事开始有自己的见解，比较反感母亲的唠叨，更容易与父亲接近，所以，在日记中，安妮屡次提到父亲给她的亲切感。这时候，她多么需要学校、长者、朋友的引导啊！而战争，使她只能把自己的种种苦恼向日记倾诉了。
这种状态，其次是性生理的成熟和性心理的萌动。安妮在日记中不断提到性的话题。底裤上的白渍让她感到月经就要来了，她以为“这真是一件大事”，那种疼痛、不适和紊乱让她感觉到身上有一个“甜美的秘密”。她自道“来到这里以来，我一直不知不觉地渴望着信任、爱和身体上的情感”。来密室前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过夜，她要求抚摸彼此的胸部，并有强烈的要吻女友的欲望。来到密室后，她感到春天在她内心里苏醒，她要逼着自己，才能举止正常。有时，她夜里躺在床上，想摸自己的胸部。她和彼得讨论男女性器官，甚至在一篇日记中试着详细描述了女性性器官。和彼得的初吻让她每当回味都甘美不已。这种躁动、渴盼，是每一个少女的意识在从“无性”向“有性”转变的过程中都会有的，安妮坦然地对此作了原始而真实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