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的人缘是很好的，各方人士都尊重他，加之多年为国共合作奔走，故晚年享有和平老人的美誉。他听完张学良的话后，很有些情绪地说：“你们的动机在救国，我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吗？”
“事情刚刚开始嘛！”张学良有意把气氛和缓下来，“目前，最重要的在于劝委员长接受抗日的要求，我们是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的。但他现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我想请你去劝劝他。”
邵力子怅然地叹了口气，遂同意去新城大楼和蒋介石晤谈。
张学良把邵力子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又调转车头驶往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就是招待随蒋介石来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的旅馆。在此下榻的有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李基鸿、邵元冲等。十二日晨，杨虎城派兵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士兵入内室搜查。陈诚在搜查之前闻听枪声即行逃出。邵元冲住在楼下房间窗户边，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他仍然翻越窗户，士兵开枪，弹中下部，送入医院之后即毙命。搜至陈继承房间，士兵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答云：“我是陈继承。”这士兵说：“你是陈诚啦！”便举枪欲击。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呀！”这士兵才把枪放下。
陈诚最为蒋介石所信赖，素来轻视杂牌部队，在军中宗派成见很深，地方部队对之多怀怨恨。假使他不是先行逃出，其命运殊难预料。这时的陈诚潜伏在一个贮藏啤酒的大木柜内，直到早上七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押进西京招待所的餐厅，坐在桌旁。诸大员一看陈诚满身沾满尘土的狼狈相，都觉得这位侏儒将军是那样的可笑！然而当诸位大员想到自己此时此景的身份的时候，遂又生出了惺惺惜惺惺的特殊情感，相继又低下了头。
一声“张副司令到——”餐厅中被关押的中央大员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就像是昔日恭候委员长到来时的样子。张学良步入餐厅，一见这不同寻常的气氛，慌忙伸出双手示意落座，非常客气地说：“诸位将军！诸位同仁！快请坐，快请坐，不然我就要折寿了……”
这些关押的中央大员如梦方醒，对自己如此失身份之举懊丧不已，相继坐了下来。
张学良巡视了一遍诸位中央大员垂首望地的样子，取出已经拟好的电文原稿，非常激动地宣布：
“各位，请注意！这是我和杨虎城先生给全国的一个通电。现在，由我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诸位中央大员相继抬起了头，他们那愧疚、惶恐之色猝然逝去，分外紧张地听着张学良宣读给全国的通电：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骤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石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符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
张学良念完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电以后，打量了一下诸位中央大员那不知所措的复杂表情，遂严肃地点了点头。无意之间，他看到了一个面带笑容的将军向他示意：他就是名噪一时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张学良会意地点了点头，旋即才说：“在这份通电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如各位同意电文的内容，也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在此关押的中央党政大员，多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和谋士。他们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如在这份通电的下面签字，等于背叛自己效忠蒋介石的立场，站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边胁迫蒋介石改变既定的国策，这不仅落个屈服于武力的变节骂名，而且自己的身价也要一落千丈；但是，如果拒绝在这份通电上签名，有可能为委员长殉葬。一想到死，这些中央党政大员们是绝不心甘情愿的；另外，他们都熟悉蒋介石的为人。昔日为了取得军权，可以喋喋不休地叫喊联苏联共；今天为了保住他的权力，为什么不可以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呢？他们都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一时间，餐厅的空气突然凝固了，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
忽然，死寂的餐厅中响起了富有节奏的脚步声，诸位中央大员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马占山满面红光，十分坦然地走到张学良的面前，朝着自己的老上司点了点头，遂伸手拿起毛笔，在墨海中饱蘸浓墨，在杨虎城的名字后面写下了马占山三个字。
“随大流”这句俗话，无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畅行了数千年。既然马占山带了头，在场的诸位中央大员跟上来那也是自然的事。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钱大钧等相继在通电上签了字。
张学良拿着印好的通电看了一遍签名，满意地笑了。他向诸位中央大员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语，旋即又向蒋介石的下榻处赶去。
这时，蒋介石一见邵力子走进，惶恐的神态已趋向平静，一俟邵力子在对面的椅子上坐定，便疑惑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
“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邵力子答道。
蒋介石明白了邵力子的处境。待到他获悉自己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的消息后，发现宋文梅站在旁边，顿时雷霆大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
宋文梅为难地摇了摇头，十分客气地说：
“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邵力子急忙又告之：“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介石闻之立即变怒为笑，很是亲切地对宋文梅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接着，和邵力子进行了谈话。
张学良赶到之后，邵力子告之“蒋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即把对张所说的两点告我：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我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因问蒋可否考虑如以前两次自动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出。蒋说：“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张学良沉吟片时，走进蒋介石的住室，双手恭敬地捧上通电原文：
“委员长！这是全体将军共同签署的通电，请你审阅。”
蒋介石先是一怔，继之又倏地抬起头来，他的视线恰好投在张学良双手捧呈的电文上，他急得连接都未接，一口气就读完了这份通电。他一看签名的笔迹均出己手，禁不住地暗自骂了一句：“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擂！”转瞬，当他想到这份通电将在全国引起的重大反响以后，又不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是，当他想到夫人宋美龄获悉这则通电后的情景，他似乎又从那熟悉的俊颜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二十九
西安事变不啻为晴空霹雳。回响于长空，摇撼于大地，无一国家、无一组织不亮明自己的旗帜，表明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事变的当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十四个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和所提八项主张，是反映了时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行动，决定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事变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代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团体和个人，纷纷发出函电或发表宣言表示自己的态度。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函电交驰，拥护张、杨八项主张。青岛十万纺织工人派出代表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递交了工人们的支援信。信中沉痛地说：“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呀！”
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从国外回国途经香港时，也声明他回国的目的是“商营救委座及抗战大计”。上海知名人士王晓籁、杜月笙等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也说：“晓籁等爱国家、爱先生，愿来西安承教，以身作质，俾蒋公得安然返京，考虑至计，挽救危亡。”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护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一）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二）以抗日统一全国，立即对日宣战；（三）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四）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四川的刘湘闻讯召开所部各军的防务会议，做支持张、杨的出兵准备；绥远的傅作义因和张学良有较深的关系，加之对联合包括红军在内的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态度积极，乘飞机去西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事宜，因飞机迷航迫降河北易县未达目的；冀察的宋哲元和韩复榘基于自身利益计，宋偏向于南京方面，韩采取两面应付的做法；山西的阎锡山一改事变之前的态度，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发出了如下的质问：“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
自然，西安事变对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一极大的震动，在对待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的主张。
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事变的消息后，即于十二日下午在自己寓所邀请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伦和何应钦等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主张实行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仍是两种意见。主张讨伐的，以维护“国家纲纪”为理由，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主张和平解决的，认为应先弄清蒋介石在陕的情况，再决定“万全之策”，并指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出入，而无性质上之枘凿”，因此还有“说服之余地”；如果立即进行讨伐，不但“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由于主张讨伐的居多数，两会一致决议：（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二）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随后即由国民政府发布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的命令。国民党中央又电召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汪精卫接电后，先后召集驻德、意等国大使听取各国反映，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启程回国。
何应钦取得调动军队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发动对西安的进攻。十六日，军事部署大致就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再次开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在潼关前线中央军开始进攻，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西安因降大雪，气候不利飞行，未能轰炸。
面对何应钦借兴兵讨伐张、杨，以达到夺取蒋介石的独裁政权的危局，宋美龄毅然挺身而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了积极的幕前和幕后的活动。她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详细记述了有关情形：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做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共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辞，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做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