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为主气辅之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材料。神气音节者，行文之能事也。
神气见于音节，音节准于字句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予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于字句准之。
音节为神气之迹。字句为音节之矩。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
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凡行文字句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自然铿锵发金石。
文之所贵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文贵高。穷理则识高。立志则骨高。好古则调高。文贵大。道理博大。气脉洪大。邱壑远大。邱壑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远。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文贵疏。凡文力大则疏。宋画密。元画疏。颜柳字密。钟王字疏。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变，节变，句变，字变，唯昌黎能之。文贵瘦。须从瘦出而不宜以瘦名。盖文至瘦，则笔能屈曲尽意而言无不达。然以瘦名，则文必狭隘。公，穀，韩非，王半山之文，极高峻难识，学之有得，便当舍去。文贵华。华正与朴相表里；以其华美，故可贵重。所恶于华者，恐其近俗耳！所取于朴者，谓其不著粉饰耳！不著粉饰而精彩浓丽；自《左传》《庄子》《史记》而外，其妙不传！文贵参差。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屈曲贯注为佳。文贵去陈言。昌黎论文，以去陈言为第一要义。《樊宗师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自汉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语，自谓有出处，自矜为典雅。不知其为袭也！剽贼也！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腐臭！原本古文意义，到行文时，欲须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谓去陈言。未尝不换字，却不是换字法。行文最贵品藻。无品藻不成文字。如曰“浑”，曰“浩”，曰“雄”，曰“奇”，曰“顿挫”，曰“跌宕”之类；不可胜数。然有神上事，有气上事，有体上事，有色上事，有声上事，有味上事，有识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须辨之甚明。文章品藻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于雄处，所以为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