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柴门吱呀开
杨少衡
陈浩志为葫芦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以“笔记”称之，我为他的笔记写这篇笔记，下笔要有题目，题目要有感觉，感觉从哪里找？自然在他的小说里。陈浩志小说开篇有一首七言四句乡间歌谣，最后一句“风吹柴门吱呀开”，读来印象清新，内涵很丰富，于是我就有了题目与方向。
陈浩志的葫芦村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叫赵仕达，本是贫家子弟，长成一方富人，生性厚实而强悍，不信神不怕鬼不惧绿青蛙，在葫芦村一处不宜之地盖了一座大厝，厝成之后灾祸不断，接连死人，赵仕达本人于解放初被镇压，大厝成为凶宅，历文革之乱，于改革开放时期拆除高墙一换新颜。赵氏这座大厝在小说里是象征也是结构，是故事也是背景，赵仕达其人因之笼罩于小说始终，无论其生前死后。这位赵仕达小时候曾跟着父亲到山中深涧抓水鸡，抓到第一只水鸡要折腿放行，让它一瘸一拐回去向山妖鬼通报，等它找到山妖鬼时天已将亮，抓水鸡者已经走人。与山妖鬼的类似博弈中赵仕达炼就一身胆，有一回挑担走夜路遇到了“鬼挡墙”，他举起柱杖，向脚边石阶使力下击，命山妖鬼快让路，不然用柱杖敲碎其脑壳，让其永世不得投生。话音刚落，前头闪出一排幽光，飘飘忽忽，显出了路。第二天返回经过，看到好几处竹枝上夹着瓷碗碎片，原来昨夜间的绿火光，就是山妖鬼举着瓷碗片在游荡。
类似描写让赵仕达这个小说人物极富特色，闪耀着《葫芦村笔记》的鲜亮，也表现出其创造者陈浩志的特点。每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喜好，阅读兴趣各不相同，我这种做小说的人喜欢在读小说中读作者。我读《葫芦村笔记》时眼睛看着赵仕达的大厝，心里却想象陈浩志在他的广电局办公室里看片子看文件情形，两相比较富有其趣。
我与陈浩志相识已久，当年我从闽南到省文联工作，记得是春节前去闽东走访慰问文艺家时跟他见的面，此前久闻其名，知道他写散文，也写小说。当时陈浩志在宁德文联当副主席，于人手少，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努力从事工作，后来他去宁德广电局任职，我很为他有一块新天地而高兴。待到他给我打电话，说写了一个长篇，请我看一看，我感觉有些意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也曾在广电部门工作数年，知道那个活不轻松，难得浩志忙碌于日常事务之际，还能挤时间于文学。与新闻媒体相比，时下文学显得寂寞清淡，许多人弃之而去，陈浩志初衷不改，说来可贵，让我这种专事此业者倍感亲切。因此陈浩志请我为小说作序，明知自己对序这种文体不甚了然，笔力不逮，还是勉为其难，发些感想，作此笔记。
《葫芦村笔记》里有一个端午节，在一九六八年。当地农人大都不知道屈原怎么回事，大家只说农历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毒日，五日午时是毒时，此时虫蚁蛇蝎开始活动，妖魔鬼怪也开始猖獗，因此端午节许多习俗均与驱虫祛妖有关。这年葫芦村端午有一场热闹，为赛龙舟。时逢文革，城里有革命风雷，村里有批斗会，百姓依然要吃粽子看龙舟。当日赛舟溪面热闹非凡，参赛的溪溜船撤篷卸板，每船10人，8个桨手，1个掌舵，1个指挥，个个赤膊短裤，肌肉块块隆起。指挥船锣鼓齐鸣，小方桌上摆着蒸煮得黄澄澄的猪头猪尾，供奉天地鬼神，待比赛结束，猪头猪尾煮成一锅，大家大吃尽欢。葫芦村除了端午等等节庆热闹，还有传说种种，小说里有个木匠，做两个木人，一男一女打架，放到一对新婚人家床底下，新夫妇夜里一上床就打架，吵个不停。后来从床底下扫出这对木人，夫妻便和和睦睦。把两个木人拿去煮一煮，木匠便发起高烧，水凉了木匠又全身发冷，最后木匠去讨回两个木人，这才不再冷热。
陈浩志的笔下这类场面、故事很多，无不鲜明生动，画面感极强，令人如临其境。《葫芦村笔记》中最具感染力的，可能要数这一类描绘，包括相关细节，可称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乡村画卷。这种画卷不是一般人可以描摹的，只有对这一生活非常熟悉，对其中环境与人物非常了解，有这方面众多的积累和知识，具有独到理解，同时对之满怀热爱的作者才有能力完成。陈浩志无疑是这样一个作者，他笔下的老渔头捉弄小女子、锦现养牛、易生捉鬼，以及制作线面等等描写，无不带着泥土气息和乡野芬芳，藏着奇特甚至诡异，读来极其有味。
《葫芦村笔记》里有个人物叫寒梅，是赵仕达的大儿媳，嫁前夫亡，依然嫁进大厝，“目不出户”为夫守节。寒梅的叔子赵鸿途留洋回来，要拯救嫂子，进而萌生爱意，隔着一堵板壁肝肠寸断，最终鸿途走而寒梅死，此恨绵无绝期。历数十年之后，文革中又有一位女子死于大厝，名雅兰，是文革中落难的县委书记之妻，携女发配葫芦村，被批斗受辱，静夜清水沐浴，当晚殒身。小说中还有一个老渔头，平生之愿是走出溪流闯大海，终如愿以偿，在大海搏浪中捕获一硕大黄瓜鱼，自己以身殉海。这几位小说人物与故事里有一种特别韵律，都带很强的抒情感，《葫芦村笔记》因此贯穿着一种情调，无论写人写事，写景写物，无不饱含作者的主观情感，整部小说以感性见长，激情澎湃，与许多常见小说偏重客观描绘有别，似乎更接近于诗歌。
我把这理解为陈浩志的又一个特点，就是抒情性，这个发现让我有点吃惊，因为现实中我认识的这位陈浩志副主席或副局长与潜藏于《葫芦村笔记》里的作家陈浩志似乎有些反差，这种反差让陈浩志的乡村画卷显得与众不同。别的作家为我们展示的乡村，更多的会是一种现实生态，一种物质的社会的存在，他们的画卷会有一种传统的厚重色彩，而陈浩志这幅乡村画卷表现同样内容，基调却格外抒情。以这种笔调写乡村，写小说，似乎并不多见，这种写法与其他写法一样，各自都会有得有失，但是无论得失各在哪里，都不影响这部小说之独特。
《葫芦村笔记》所记事件的时间跨度相当大，从解放前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陈浩志将小说分为三卷，每卷各写一个时代的故事，以此结构这部小说。大厝的起落，葫芦村众多人物命运的变迁故事成为线索，将三个时代，也就是小说的三个部分连成一体。小说中赵鸿途留洋归来，经历感情创痛后出走，晚年又回到家乡；丁解文从县委书记到文革囚犯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新生；北方婆千里寻夫，弃子嫁人，最终迎来母女相认的日子。这些人物的曲折故事与历史进程相对应，他们的性格与环境背景互相作用，形成了他们的命运轨迹，《葫芦村笔记》通过一个村庄若干人物的命运轨迹，表现了一段历史，陈浩志笔下的这幅乡村画卷因此有了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需要一个理念支撑，也就是陈浩志写这么一个乡村故事意在何处？用陈浩志自己的话表述：“这一小说写的是人的命运，触角却深入到中华文化的深层，更多思考的是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人性的扭曲撕裂和人性的真善美。”陈浩志在小说里贯彻了自己的思考，这非常需要，为当今读者了解他的乡村历史画卷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小说作者与读者，我对小说有自己的偏好，《葫芦村笔记》与我的习惯路数多有不同，但是重要的是它能打动我，以其画面、抒情、历史感与价值观。于是又回到了“风吹柴门吱呀开”，我的许多感受似乎都浓缩在陈浩志笔下这一乡村歌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