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以前，人类对家庭的了解都停留在神学创世的阶段。从巴霍芬开始，人类学家对家庭的研究逐渐挣脱了神学的束缚，对人类的家庭婚姻制度有了一个简单的描述，认为原始初民最早是群婚杂居，即没有任何性禁忌和性伦理道德，后来才进行了最低的限制，出现了血缘家庭，然后是普那鲁亚家庭，再后来是对偶家庭，最后进入私有制社会，有了一夫一妻制。在人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猴子，而并非什么神所创造时，人类精神的神圣性也被取消了，人们再也不相信什么灵魂后世之说，只相信自己的大脑，相信自己的感官，于是，性——这一被文明社会一直压抑着的狮子渐渐地苏醒了。它也成了人们最信任的器官。
与此相伴随的是西方社会的性研究。到了20世纪50年代，有一位叫金西的生物学教授对美国17000人进行了性调查，结果发现，90％的人有自慰现象，而三分之一的男子居然有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同性性行为。它震惊了世界。人们想，既然大多数人都这么做，它肯定是对的了。调查报告还显示，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恋行为也相当普遍。在没有了上帝和圣人的评判准则后，人们只有看大多数人的看法了，而大多数人的态度就在调查报告里，一座黑暗的城堡被打开了，那头黑暗喂养的狮子终于冲了出来，要复仇了。民意如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于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们对旧有的一切文化制度不满了，而这不满，首先表现在性行为中。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群婚杂居，就是要过上原始人的洞穴生活；他们随意同居，就是要打破性禁忌；他们交换妻子，就是要以对偶婚的方式来弥补一夫一妻制的弊端；他们裸露，也是要与原始人的生活相一致。有什么不对吗？人类学家不是说这就是原始人的生活吗？欧洲的文艺复兴不就是一次复古吗？既然上帝精神不存在了，人类就要寻找自身的原动力，就像弗洛姆说的那样，要寻找原始冲动，这原始冲动不就是性吗？不就要回到原始社会去寻找吗？既然人类学家说，人与动物没什么区别，只不过高级一些而已，但说来说去仍然是一个动物，过着动物的生活不是更本质一些吗？
似乎是在与文化叫板，似乎是故意如此，似乎又是很认真地在寻找人类的精神，似乎是在痛苦并快乐地选择。一切都混为一团。
让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当时的文化吧。“性革命”是由那群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发动的。这群人与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一样，面临了同样的童年的幸福与青年的痛苦。从今天看来，“垮掉”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那群青年，而是人类过往的古典精神，即神示的精神，而那群青年所要承担的，恰恰是要用他们乱七八糟的生活和内心来寻找和塑造新的精神，即人的精神。他们创造了后现代主义文化。这是他们反对传统所堆积的一些东西。他们把人类的无理性因素发挥到了极点。只要是正统的就是他们要反对的，只要是传统的就是他们要否定的。不相信过去是对的，但也不知道自己的现在和将来是不是对的，对与不对似乎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存在本身，是发言，是行动，是自己，因为将来是怎么回事谁知道呢？金斯伯格成了大师，他《嚎叫》着乱写一气，居然成了经典。现在中国的青年不是很崇拜金斯伯格吗？不是有很多人正在标榜身体写作吗？不是有下半身诗歌团体吗？不是还有美女作家，甚至还有妓女作家吗？
也许人人都听到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宣告：“人死了。”但听到又能怎么样呢？还是我行我素。
我不是批评他们，我只是想说明，中国现在的文化与欧美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非常类似。我是说，中国的“性革命”在文化上早已开始。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垮掉的一代”有没有制约和调适作用。
只要经常上网的人，就会看到，在网上，人们对性内容的点击率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内容。在网络文学和各种聊天室里，性被真正地解放了。无论人们在别人面前是多么地“文明”，但在网络中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野蛮”了。意淫——这一人类原始群居时代的遗传基因在网络中发挥了。当然，它不会仅仅限于网络这块虚拟的空间，它会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诗人或初写诗者，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知音。我上过很多网站，比如著名的北大新青年网，那里的“性革命”者比比皆是，“下半身”诗歌团体的很多作品也是在网上流传并被青年模仿的。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谁越反叛，谁就有道理；谁越反传统，谁就是大师或英雄。
在网络中，你看不到中国中庸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地位。在网络中，性似乎就是国王。
实际上，我们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就是“垮掉的一代”根本就是反传统的，怎么可能会被传统左右呢？更何况他们根本就对传统知之甚少。
呜呼！时代如此，能奈何耶？
我在采访刘达临教授时，他说：“赶紧要补上性教育这堂课，要防止性享乐主义的泛滥。”他给我介绍了中国目前可怜的性教育现状和国外的性教育状况。欧美的性教育开始得最早，美国于1912年7月开始培养中学性教育师资力量，对青少年开始了性教育，但是，美国的性教育并不成功。瑞典是性教育比较成功的国家。从1942年起，瑞典就开始对义务制学校学生进行性教育，到1970年“性革命”中途，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学校。他们认为，开展性教育既能使人们从传统的性保守、性禁锢中走出来，又能有效地阻止现代的性的纵欲偏向；通过性教育，人们会充分认识到性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树立对性行为的责任感。瑞典是性自由的国家，但是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种年轻姑娘与谁都可以发生性关系。早在五十年代，瑞典政府相继采取了色情解禁、口服避孕药解禁、同居等新的性解放措施，一度在全世界掀起汹涌的波涛。但是，重要的是，瑞典推行的不仅是性革命，同时也进行了性教育，而且是彻底的，成为世界性教育的典范。这场性教育表明了他们对性的看法和态度。瑞典还有一点是非常成功的，就是对性伦理的教育。
《新闻周刊》在去年报道我的《非常日记》时，采访了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当记者问她大学生的性教育该如何进行时，她说只需要办几场讲座就可以了。半年多来，我发现几场讲座也许根本无济于事。事实之一，中国的青少年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性教育，对性可以说一无所知，需要系统地进行性教育；事实之二，性教育是一种文化、伦理、历史教育，绝非单纯的性的教育，而性的历史便是人类的历史，是另一种历史，而这正是大学生所要接受的最高的性教育内容。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以为性就是性，与文化、精神似乎无多大关系。在写《非常对话》之前，我也持这种态度。但是，在我认真地学习研究了人类性文化之后，我发现性才是人类最本体的文化因素，是人类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的一个出发点。从人类学家给我们描述的简单的家庭婚姻史来看，人类最早在群居杂交，那时没有婚姻与家庭观念，更没有伦理道德。在那个时期，亲情、友情、爱情往往混在一起。如宙斯既可以跟自己的母亲生孩子，又可以和自己的姐妹生孩子，亲情和爱情还没有分离。根据有关资料还可以看出，那时，同性恋行为也相当严重，也就是说，兄弟之间或父子之间也可能有同性恋行为，亲情和友情也没有分离。这就是今人认为的性的乱伦时期。后来，原始人有了一些规定，不同辈之间不得发生性关系，才使亲情和爱情、友情分离开来，再后来就有了更为明确的化分，有了一夫一妻制，使亲情、爱情、友情真正地分离了。对同性恋的限制，使友情与爱情也彻底地分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家庭中处处都是性的关系。试想想，如果没有今天我们所谓的文明的道德，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从这一个基点出发，我们再来看道德、伦理以及各种文化，就一目了然了。有了这种基本的性历史文化的教育，我们也就能判断自己的性行为了。比起那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似乎更为人性化一些，也更清楚一些。
神话中的创世说被实证的历史学消解了。中国文化也一样。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天地间只有阴、阳二性，并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有“二重男性”、“二重女性”、“男女兼性”三性。对同性恋的认同，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阴阳哲学观。而与国外文化的对比和吸纳，又从另一个角度将隐藏着的传统文化改造并消解。传统本来就所剩无几了。
这是我们的悲哀！
好在人们都知道，“性革命”在欧美也只是盛行了二十年就沉寂了，那位以《嚎叫》出名的金斯伯格也皈依了佛教。好在这几年人们又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了，再说，传统也必须要改。我的心里也安稳多了。
明天，应兰州大学中文系五泉文学社的邀请，我又要去讲文学和“性革命”了。不知道这一次能否按时进行。这篇文章也算是我思想上一次较为真实的斗争和鼓舞吧。
第19讲：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婚姻的认识
“离婚”是与一夫一妻制互为因果的一个现象。在中国过去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社会，离婚是不存在的。那时，只有休妻。它的文化背景在于绝对的男权。离婚实际上是对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一种扭正，它的背景是不断上升的女性自觉意识。
一夫一妻制本是基督教神圣的婚姻制度，但实际上也是以男权思想为中心的婚姻。《旧约·创世纪》上说：“耶和华神就将从亚当身上所取的这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面前来。”她就是夏娃。夏娃实际上就是亚当的骨肉。这种圣言从一开始就道出了两种不幸，一是夏娃始终要依附于亚当，二是这种婚姻本就是骨肉相奸——它实际上道明人类是从最早的血亲家庭中走向文化的。同时，这一圣言也道出另一种分离，即婚姻是非常神圣的，但凡离异的婚姻不仅仅是一次对上帝的背叛，而且是对自我的一次背叛和分离。
这一神圣的上帝的旨意还是被背叛了。似乎并不是人类背叛上帝，而是上帝在一开始就背叛了人类。上帝似乎没有在乎人性的存在。这是觉醒后（也是迷失后）的人类的一次分离。虽然教堂里的婚姻还在举行，但人类的心不再忠诚。他们一边在给对方戴上价值昂贵的手饰，一边在心里捉摸：这场婚姻到底能持续多久？
而婚姻对于中国人来说，远没有这样神圣。在封建时代，也就是一夫多妻制时代，女人永远只是男人的衣服，或者诚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是男人长期包养的合法的妓女（这种说法不是很全面，但切中了封建婚姻的要害）。中国人是非常在乎宗亲的，婚姻的最大目的在一段时期并不是为了人性的需要，而是为了宗亲的延续。所谓“无后”便是最大的不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婚姻不是变得神圣，而是变成了魔鬼。中国人婚姻的神圣性并非来自于某种神示，而是来自于个体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少之又少。中国人所能体验到的婚姻的神圣性其实就是那可怜的几桩爱情的诞生。
其实，中国人的这种对婚姻神圣的体验恰恰是目前人类所追求的。也就是说，当在婚姻中品尝到爱情的存在，这婚姻才走向神圣。西方人虽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晚年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但在他们年轻时一般已经不再相信婚姻的神圣。他们在走中国人的道路。
第20讲：或婚姻危机
说婚姻危机是一种调和，其实，我把近前来越演越烈的这场危机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离婚高潮。说高潮，不说危机，是因为离婚的频率和指数都相当高。高潮是一种状态，而危机是一种评价，带有危难之时想要拯救的意思，而高潮却不。
这次高潮大约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主要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的夫妻间发生。当然，30岁以下和40岁以上到50岁左右的也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婚姻的基础与前几次离婚高潮发生时婚姻的基础是大不相同的。如果说前几次离婚高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爱情的话，那么，这一次却是爱情死了。这次离婚的人大都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应该说，这种婚姻在我们先前的观念中最牢靠，最自由，最文化了，可为什么还是不堪一击？
前不久，作家池莉在她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我们是否应该结婚》，她讲了一个让人可信又可疑的现状，在她们班同学聚会时，发现“离婚者占三分之一，准备离婚者占三分之一，剩下部分，在大家的逼问之下，面露哀色，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人到中年了，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有人借酒盖脸，望天呼吁，请婚姻幸福者站起来一下，让大家看到光明与希望。人人四顾，竟无一人站起。于是，举坐皆讪然，满脸尽是过来人的无奈。”从整篇文章来看，池莉是对婚姻的本质持怀疑态度的，似乎是婚姻的敌人，至少是一个婚姻的嘲讽者。他们这代人的婚姻与我所说的第四次离婚高潮中的青年人的离婚是有些不同的。
池莉的这篇文章使人悲观，但更让人悲观的是三四十岁这代人婚姻，因为他们的婚姻正是最理想的结合：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结婚。问题出在哪儿呢？
几家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我时，我都讲了以下几点：
一、我们正面临一个“性革命”时代的文化大背景。中国人一听到“性革命”，就两股颤抖，吓得无语，其实，“性革命”是一场生活的运动，它无所谓褒贬。它有过分的一面，也有成绩。“性革命”要革的正是传统的性观念、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婚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离婚是自然的事情。
二、妇女解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正在解体，但男性大都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冲突。在家庭中，在婚姻中，在爱情中，甚至在性生活中，女性开始说“我不”，“我要”，“我也要快乐”，“我也要主动”，“我要平等”，凡此种种严重地威胁到了男性的深层意识。严重的冲突便发生了。能不离婚？
三、对爱情与婚姻的观念还相当幼稚，结婚时的心理准备并不充分。人们以为，只要有爱情就够了，却不知一个人居然能爱很多次（婚外恋），直到结婚后才发现，社会上流行的那些爱情与婚姻的“主旋律”欺骗了他们。同时，结婚不几年，便发现，爱情不见了。原认为婚姻不能没有爱情，没有爱情，还要这种婚姻干什么？不离婚才怪。
四、在有些知识分子中间，传统的道德被抛弃了，可新的道德在哪里呢？没有了道德，一切都失去标准了。婚外恋成了正当的了，一夫一制也成了罪魁祸首。只有性，才是真的。性，能是婚姻的惟一理由吗？跟动物差不多了，还谈婚姻干什么？赶快离吧！
电视台的朋友问我，怎么办呢？我说，第一，我们还得等一段时间的转折，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都是牺牲品。但不知这个时间要多久。第二，要学习爱。我们并不懂得爱。爱是需要能力的，而这能力就是要靠学习来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