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真是中地东非经理部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年。在新的调整战略指导下，首先在布隆迪取得大突破。2009年10月，中地中标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供水工程项目，合同额×××万美元，这是中地集团公司首次挺进布隆迪市场。此后，于2011年又连中两元，其中与新时代国际工程公司合作的布隆迪电站项目合同额高达××××万美元。布隆迪市场可能将成为中地东非经理部主要市场之一，主要经济增长点之一。接着，2009年11月，中地签下了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供水工程项目合同，合同额××××万美元，这又是中地集团公司进入刚果（金）的开篇之作。一年之内，中地东非经理部市场范围已达到坦桑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刚果（金）五个国家，在危急时刻越战越强。
田进说：“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有实力、有信用，同时对人真心实意。”
2009年秋，刚果（金）首都供水项目谈判到了关键时刻，田进飞赴金沙萨参加标前谈判会议。在布隆迪首都机场转机时，他的老毛病肾结石突然发作，剧痛难忍。他几乎疼得上不了机了，却仍强压着痛处飞往金沙萨，到达后直接急往医院输液治疗。上午输液，下午照样谈判，疼得满脸是汗，就连吞止痛片。刚果（金）业主代表都感动了，说田先生生了病，还这么远飞来谈判，这种真诚态度体现中国人对非洲人民的感情。签订合同时田进已经疼得没法坚持了，是由田进授权副总经理方小平签署的。那年也怪，田进的肾结石反复发作，他曾带病坚持到坦桑尼亚105项目解决施工难题，带病处理经理部市场开拓的一系列关键事务，直到被迫回国手术治疗才除了根。
田进的为人真诚是众人皆知、有口皆碑的。经理部每个项目班子成员和施工骨干，他都曾与之长谈，了解困难，给予鼓励。300多名中方员工，他尽量做到让每个人能发挥特长，每个人有用武之地，每个人都有成就感。职工樊成急病住院抢救，第一个献血者是总经理田进；借聘的中方员工买房急用钱，借钱给他的是总经理田进；施工中出现困难，赶到现场的是总经理田进……到2011年底，中地东非经理部在海外工作10年以上的中方员工已经高达14人，这与多年来经理部几任领导的人格魅力是有关的。否则，一位中国工程师在海外施工、生活长达10年，过惯了国内生活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至2011年冬，田进在海外工作已经超过14年。他对我说：“这是我学习锻炼的14年，是我走向成熟的14年。中地企业环境好，企业文化有感染力，我将继续在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奋斗下去。作为男人，苦和累算不了什么，事业上有点成就感才是最要紧的。我历来的人生态度，就是努力把自己的事做好。现在，我们东非经理部新开拓的布隆迪、刚果（金）市场，都有巨大潜力，我相信我们将大有作为！”
执著与真诚，就是这样鲜明刻印在田进的人生轨迹上。
伟人毛泽东同志讲过：“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个阶级的功利主义。”43岁的共产党员田进，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种人，属于“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所以，在充满艰辛的人生奋斗途中，他永不满足，永不止歇。
我在几内亚十三年……很幸福
——中地集团公司资深机长刘旱雨纪事
必须说在前头：关于幸福指数
真正幸福的，并不是所谓有钱或有权的人，而是生活充实、充满欢乐的人。
当今时代，中国人普遍过上小康日子，尽管时不时也有“仇富”事件发生，但总体上我们的社会是安康和睦的。于是，有些学者或有闲人便开始研究所谓幸福指数，以此确定中国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据说此项研究学问挺深，涉及人文及哲学，还有什么世界标准。我等凡人俗子实在弄不懂此中奥妙，相信绝大多数国人也不靠“指数”来评定幸福。其实，问题很简单，幸福就是一种对现实的感觉罢了。
刘旱雨，一位只读过高中的钻探工人，其人生经历简单得只有个“一”了。他少年时读书、生活都在一个城市，工作之后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机台，出国后13年只呆在一个国家，而海外经历基本是一项内容：钻探打井。按说，这样极平凡的经历应当没啥“指数”了，可是当2011年深秋我采访他时，刘旱雨对我说：“我在国内国外打过几百多眼井，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井型，活得真是有滋有味。我没觉得烦，也不感到艰苦，乐在其中，生活得特别充实，而且年纪越大越感到幸福。”闻听此言，真希望研究“指数”的学者们不要大跌眼镜。咱工人师傅的语言就是这么朴实，咱老百姓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拥有并享受事业的快感，是人生的至高幸福，是人生的一种力量，应当是每个人追求的生活历程。李白诗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苦短，幸福难觅。在我们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怎样活得精彩？怎样活得有滋有味？怎样活得有价值？或许，不少人到了“悲白发”时节才稍许明白一二。而我通过采访，读懂了刘旱雨52年的人生，更读懂了一个中国钻探工人的幸福观。
让我们祝福吧，祝中国工人阶级都能享受时代的幸福！
1.只有平凡百姓的和睦与美满，才是真正令人留恋和回味的。
1959年10月6日，刘旱雨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市，父亲是安徽省地矿局321地质队的一名钻工，母亲是当地一家工厂的工人。生在地质队，长在地质队，刘旱雨在读书之前曾跟随父亲的钻机走江湖，所以从小就认识了钻探行业的艰苦。读初中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直到1987年全家才住进了楼房。321地质队是个历史悠久的大队，有1000多名职工，普通钻工刘师傅在队伍中很一般，然而许多人不知道刘家的往事。刘旱雨的父亲出身于大户人家，爷爷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任高职。1949年国民党军政人员大撤退时，爷爷有资格带家眷逃往台湾，可惜来不及接回正在外地读书的父亲，只得带着两个年幼的姑姑去了台湾。而父亲却意外地投身革命队伍，在解放军某部担任了文化教员，直到退伍转业到321地质队当了一名钻探工人。在刘旱雨的童年时代，父母绝口不提家族往事，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子女，希望他们为党和国家做点贡献。父亲教子严厉，但很少动手，“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刘旱雨背诵毛泽东著作“老三篇”，旱雨没背下来却挨了父亲一顿打，此事他记忆犹新。改革开放新时期，姑姑终于从台湾回大陆寻亲，刘旱雨才知道了爷爷、父亲的真实往事，也更懂得了那次挨打的真正含义和价值。他说：“我们家的生活，完全是跟着国家的形势在变，当然是越变越好。”
1977年刘旱雨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当了农民。他所在的知青点4个男知青都是地质队的子女。几个人努力干农活，拼命表现自己，目标只有一个：争取早日回城。下乡两年后，1979年地质系统实行子女“内招”政策，刘旱雨和知青点几个同学就一起进了地质队，几乎都当了钻工。刘旱雨在321地质队11号钻机上，从钻工干到副机长、机长，整整15年没离开11号钻机。11号钻机始终在铜陵市范围内施工，在“铜矿大会战”期间参加过老鸦岭、大团山、冬瓜山等几个矿区打钻，最深孔打到1000多米，这是刘旱雨十分自豪的事。90年代初，11号钻机承担“定向钻探”试验，一个主干空最多要打10个分支孔，不移机位，不搬家，那可真凭本事了。时任安徽省地矿局副局长的叶冬松（后为中地集团公司第三任总经理、现为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蹲点在11号机台，亲任试验组组长，与机长刘旱雨朝夕相处，共克难关。定向钻探工艺最大难度就在钻机操作上，在一定深度分支定向钻进，要控制进尺、要掌握好弯曲度、要征服复杂多变的地层……刘旱雨亲自操作后，凭感觉确定钻进方向，方位不能跑偏，通过风化层要谨慎，思想要高度集中。试验前后持续了将近一年，定向钻进工艺在安徽大获成功。11号机组连续数年被评为部级文明机台，11号机组多年来在进尺上领先，刘旱雨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获“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他很感幸福。
没想到后来地质队走到不景气、连工资也发不出来的境地，没想到“新长征突击手”也曾被迫停薪留职到社会上给私人老板打工，更没想到调到北京任中地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叶冬松还记得这个优秀钻工。
2.人生转折总在偶然之间，但是转折因素又总是并非偶然。
1998年初，当时的中地几内亚一马里经理部经营机制调整，需要补充由中地派遣的施工技术人员。经总经理叶冬松介绍，刘旱雨到北京应聘面试。时任公司非洲部总经理刘国平亲自考的刘旱雨，谈机械、谈工艺、谈潜孔锤、谈井深及地下事故处理，谈了一个小时全是技术问题。刘旱雨不怯，毕竟是从事15年的本行么。但他惊讶，怎么中地的官儿这么懂钻探？后来才知道，刘国平乃钻探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能与之平等对话也使刘旱雨很是欣慰。考试合格，刘旱雨3月中旬便飞赴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