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成，它将是一座珍藏历史、珍藏文坛记忆，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辉煌成果的文学殿堂。其馆藏非常丰富，珍品异常之多，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聚宝楼”。馆内现收藏有作家手稿、作家签名书、照片、书信、字画、录音录像及相关的图书、报纸、期刊资料等，截至目前已超过30万件。单是作家手稿，比如闻一多先生遇难前一个多月所写的歌舞剧本《九歌》；老舍先生那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四世同堂》；冰心先生用娟秀的钢笔字书写的名篇《春水》；巴金先生那本作了重要修改、留下珍贵墨迹的开明书店第四版的《家》；夏衍的散文《甲子谈鼠》；臧克家的《有的人》；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电影剧本《红日》；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刘白羽的《风风雨雨的太平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谌容的《人到中年》等等，一些载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册的名家名著的手稿，弥足珍贵。这些著作版本，既是文学作品，也是文坛稀世瑰宝。
馆内还有许多以作家个人命名的作家文库。所谓文库，实际上是有关一些重要作家的小型个人博物馆。现在已有将近50多个文库如巴金文库、冰心文库、俞平伯文库、唐弢文库、夏衍文库、萧乾文库、萧三文库、周扬文库、张天翼文库、丁玲文库、陈白尘文库、张光年文库、周而复文库、胡风文库、萧军文库、端木蕻良文库、姚雪垠文库、叶君健文库、杨沫文库、邓友梅文库等。其中港澳和台湾及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库有李辉英文库、林海音文库、卜少夫文库等。还将根据作家本人捐赠书籍、资料情况陆续设立更多作家文库。现在，许多作家或遗属闻讯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纷纷捐赠个人的手稿、藏书或文物、资料。对于这些作家和家属，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新馆还有几大景观，格外引起观众的兴趣。一是正门大厅内放置有两个数千位海内外作家签名的巨型艺术花瓶。这对高达3米、重约1吨的巨型艺术花瓶是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青岛华夏文化艺术传播中心共同策划、组织创作的，历时两年。由于其工艺的独创性、复杂性和不可复制性，被瓷艺界专家称为孤品，它将作为永久的人文景观放置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大厅，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见证与历史永存。花瓶系由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新加坡籍著名华人作家、艺术家陈瑞献先生担任美术设计和绘画。作家杨志鹏总体策划和出资。由我国瓷都景德镇烧制成功。二是在大堂和展厅之间的过厅，有两幅巨型油画，各长18米，高2米8，分别画着几十个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受难者和反抗者的形象。作者系著名画家叶武林与阎振铎。画作通过艺术形象，再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使得百年文学史伴随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交相辉映。同时也真实地表现出中国的文学家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的苦难历程及向往民主、自由，为民族的解放无私奉献的精神。
如今，新馆大厅内这“巨瓶”，这“巨画”，恰似春兰秋菊，相得益彰，大放异彩。.谁来剪彩？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冰心及萧乾几位老人企盼早日建成，曾相约建成后共同剪彩。巴金说他有一次做梦文学馆已建成，他站在大门口迎接八方来客呢！他多次表示：新馆盖好后，我争取到北京去剪彩。
就在萧乾逝世前的九十岁生日时，巴金在致萧乾的贺信中还说：“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多么盼望，新馆开馆的那一天，你能陪我一道剪彩。新的世纪就在眼前，让我们共同迎接它。”而冰心也在给萧乾的贺信中说：“……现在我们两人都在医院里，不知你有没有信心和我拉着手一起进入新世纪。”然而令我们悲伤和惋惜的是，萧乾、冰心两位巴金的老友均在此前不幸先后辞世。而只有巴金老人亲眼看到了新馆的建成，圆了这个“甜蜜的梦”。但是巴金也因病住院，未能亲往北京剪彩，这自然是件十分遗憾的事。但新馆的建成终归是对巴金老人极大的安慰。对冰心、萧乾在天之灵也是极大的安慰。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首都北郊的原野上。高高悬挂在大门上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的大幅铜牌熠熠闪光。文学大师叶圣陶、冰心、巴金也题写了馆名，分别镌刻在主楼的三个方位，大大增强了新馆的文化氛围和纪念意义。
亲爱的朋友，当你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时，如同步入文学之林，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感受文学的濡染，领略文学的魅力，一睹文学大家的风采……2005年6月.巴金“一生最后一件工作”
巴金先生走了。他走得平静、走得无憾，虽然是101岁高寿，但他的离去，依旧使文学界、使热爱他的读者和我们现代文学馆的同事们感到悲伤，感到无限悲恸。
文坛巨星陨落，一座大山倒了。
然而，他的《家》、《春》、《秋》，他的《雾》、《雨》、《电》，他的《憩园》、《寒夜》，他的《团圆》（电影《英雄儿女》），他的《随想录》……他一千三百多万字的杰出著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留人间，永驻读者心中。斯人虽去，著作永存。
在他的始终闪烁着绚烂晚霞的最后岁月里，他又为我们留下了两座丰碑——影响深远的五卷皇皇大著《随想录》和文学宝库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巴老为我们留下的两笔巨大财富。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者、创始人和奠基人。
为什么巴老倡议建立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呢？他说“其实在1979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主要是基于对“文革”大“革”文化的命，十年浩劫中血泪教训的反思和痛定思痛中他坚定地认为“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尤其“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它是谁也垄断不了的，是谁也毁灭不了的。”
1979年的春天，巴老三次出国访问，他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参观了一些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了他们的过去，他更加形成了在中国应该建立一座文学馆的信念和决心，他说：外国作家能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巴老在他的文章和历次谈话中述说：通过文学馆展示中国作家的辉煌成果和中国人的美好心灵。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让世界认识我们的国家，了解中国人民的过去和现在，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因而他在此后的几年里提出并不断呼吁建立文学馆。在中央领导同志和冰心、萧乾等老朋友、老作家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呼应和支持下，中国现代文学馆于1985年正式成立。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北京西郊万寿寺。那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一座行宫。院内有亭台楼阁，花木葱茏，环境十分优美。然而几年过来之后，文学的藏书量和各类资料俱增，工作上出现了困难。
当巴老得悉这些情况后，注意到老馆是古建筑，面积又有限，已不能满足文学馆的需求时，他在1993年上书中央领导同志，提议建立新馆。他在信中说道：“倘若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他称这件事是他“一生最后一件工作”，并且用行动支持建馆工作。当时他作了如下三项决定：
第一、他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15万元作为文学馆的开办基金。
第二、他所有旧作再版的稿费，都转赠给现代文学馆。
第三、将他的藏书中属于中国现代文学部分的，都捐赠给现代文学馆。
这几项事落实之后，巴老依旧陆续不断地捐赠了许多他的珍贵手稿、著作等。
这给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以强有力的支持！
当新馆1996年在北京新址举行奠基仪式时，巴老作为中国作协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名誉馆长，发来一封感人的贺信。他在信中说：“我因病不能远行，但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希望：方方面面，齐心协力，快一点建好新馆，拜托了！”
“拜托了！”这句话，是企盼也是鞭策。
在新馆筹划和建设的过程中，巴老始终予以亲切关注。开始阶段的设计方案和模型都送请巴老审查，听取他的意见和想法。在建馆过程中，中国作协的领导同志和文学馆做具体工作的我和舒乙、吴福辉同志，几乎每年都要去上海或杭州看望巴老，向他汇报新馆建设进展情况，老人家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和询问，非常关心。每次我们依依不舍地握着他那温暖的手向他告别时，他也总是说：拜托了！希望新馆早日建成。他说，他做梦文学馆已经建成，他站在大门口迎接八方来客呢！他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他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他一再表示：新馆盖好后，他要争取到北京剪彩，并且相约老友冰心和萧乾一道。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萧乾、冰心两位老人均已先后逝世。而新馆开馆时，巴老自己也因住院而不能远行了。
如今，虽然巴老离开我们了，但是巴老将永远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现代文学馆展览大厅的墙壁上有巴老题写的馆名；文学馆建筑物的大门上有巴老的手模，可以让每个进入这座文学殿堂的人和他亲切握手；文学馆的展览大厅里“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有巴老的专展；文学馆的庭院里有巴老逼真的铜像，仿佛他老人家在院里休闲散步，继续他的“随想”；文学馆的彩色玻璃镶嵌壁画上有巴老成都老家大门的画面；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外的彩色巨石上镶刻着巴老的两段名言，他说：“中国丰富的文学宝库支持我们，教育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另一段说：“我们的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
这些都是令人感动、感念而难以忘怀的！
巴老没有走，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巴老的精神永在，巴老的著作永存，巴老的事业永生。
2005年10月26日.一座大山倒了
龙年除夕，在京华，一位德高望重、温厚慈祥的老人，一代师表叶圣陶先生离我们而去了！
呜呼，文坛失去了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编辑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座大山倒了！”冰心含泪说。
是的，对于文坛，叶圣陶老人的去世，确是如同一座大山倒了。
此时，对于我，一个后生晚辈、一个曾经同叶老有过交往的编辑，一些往事蓦然涌上心头……知道叶圣陶这个名字，自然是在中学和大学里。中学的语文老师向我们讲述过《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童话故事。大学的教授向我们评析过被茅盾举为“扛鼎之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叶圣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然而真正有机会接触叶圣陶先生，却为时很晚，虽然这之前在文艺界的大小会上见到过他，也听他讲过话。那是1975年秋天，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中央批准恢复《人民文学》，我们开始搬进东四八条52号办公时，正好这座办公楼的对门东四八条71号是叶圣陶先生家。叶老是文学界的前辈又是成绩卓著的出版家、编辑家。我们当时恢复办刊物，常遇到许多疑难事，也就免不了向叶老去请教。每次，叶老总是耐心听取我们述说情况，而后给以指点，给以启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短篇小说逐渐活跃起来。学写短篇小说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一定会有大批人才涌现出现。但在创作中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探讨。为此，于1979年10月中旬，我们就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向叶老请教。
当时是我和肖德生、傅活同志去的，就在叶老那整洁、幽静的四合院家里。我们采取的是对谈方式，有问有答，亲切随便，针对性强。
开始，我们先向叶老说明了《人民文学》拟在近期集中刊登一组比较短的短篇小说，字数都不超过5000。这样做好不好？
叶老连连点头赞许说：好，好。他指出：短篇小说要写得“简练和紧凑些”“作者在动笔之前不妨多想想，我这篇作品的主要意思是什么。为了把主要意思传达给读者，哪些是必须着力写的，哪些只要交代一下就行了。哪些简直可以不写，预先都得有个数。”
说着，他略为停顿，呷了口茶，又继续讲下去：“写作之前为读者着想，写作之中为读者着想，写完之后还是为读者着想。心里老记着读者，作者才能凭借写在纸上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跟读者交心。”
我想起，同样的意思，叶老在他《动笔之前和定篇之后》文章中，也强调提出过：“文章既然准备给人家看，就得在动笔之前问问自己，想想人家。”
他接着又说：“写的时候不妨随时问自己：对人物和环境这样描写是为了什么？要这几句话是为了什么？写这个细节是为了什么？……经过这样反复思考，一定能够写得比较简练，比较紧凑，这就是常说的剪裁问题。”
我们还就文艺与生活、人物的典型化、艺术的构思、情节的提炼、写作的技巧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讨教于叶老。没想到，叶老都一一耐心作答，发表了自己精辟的看法。后来，根据这次谈话记录，整理、发表的叶圣陶《跟“人民文学”编辑谈短篇小说》一文，受到读者的欢迎。
当时，叶圣陶先生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但他思路清晰，谈锋甚健，且声若洪钟。这次，他不仅回答了我们关于短篇小说创作问题，还谈到了编辑工作。这在后来的我多次拜望叶老时，几乎每次他都关心地询问起编辑部近来收到什么好稿子没有？发现了什么新作者？他的作品有何特色？等等。
叶老如此关心编辑工作，这般爱护编辑，我想这自然同他有着几十年的编辑经历大概不无关系。
熟悉文学史的人自然都知晓，叶圣陶，在作为著名作家的同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编辑家。几十年来，他曾经着手编辑、主编过《小说月报》、《中学生》、《新少年》、《国文月刊》等几十种刊物，还编过不少报纸副刊和丛书。几乎从选题、组稿、编撰、审读、校对、印刷，甚至出版发行，他都亲自去做、身体力行。他作风严谨，工作认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曾和叶圣陶先生在开明书店共过事的宋云彬称赞说：圣陶是个文学家，也是个很好的编辑工作者。他的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开明同仁做出了好的榜样。作家秦牧抗战期间曾给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写过一篇稿子，由于他的字迹比较潦草，后来听书店的朋友说，发稿时，叶圣陶先生竟亲自替代誊抄了一遍。秦牧对此事一直铭感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