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几十年的编辑工作中所付出的心血，并不少于他当一位作家。因此他所编辑过的几十种刊物在读者中产生过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哺育了几代人。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谈到编辑工作的神圣职责、严肃意义以及编辑应该具备的博学、好学的素养等等。他认为编辑工作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淘金”工作。因此它要求编辑对待来稿要耐心细致地看，要善于发现人才，扶植新人。
回顾历史，圣陶老人正是这样做的。
从20年代初期起，他就担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属所的国文部编辑，后又转入开明书店任编辑，兼编刊物。丁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便是1927年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时从来稿中发现的。他选中这篇小说后，为了推出新人，以头条地位给予发表。接下来，在他的热心扶植下，丁玲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三篇小说《暑假中》，第四篇小说《阿毛姑娘》，也都登载在刊物的显著地位——头条。随后他又帮助丁玲将这几篇小说结集在开明书店出版了第一个短篇集《在黑暗中》。一颗新星升上文坛。难怪丁玲说没有叶圣陶就不会有作家丁玲。1979年夏天，当丁玲历经20年的苦难回到北京后，便立即先去拜望叶老。依然是情深意绵，不由得叙说起当年那段难忘的“文学姻缘”。
巴金的成名也和叶圣陶的发现、扶持不无关系。1928年秋天，当时在巴黎的巴金，在几本硬皮的练习本上写下了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灭亡》，寄给了他一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叶圣陶首肯了这部作品，认为作者很有才华，很有发展前途，立即决定在次年（1929）春季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并亲自为它写了内容预告：《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
于是，24岁的巴金登上文坛。
半个世纪以来，巴金对叶圣陶先生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每次到北京来，他总要看望叶老，向叶老问候。
难忘啊，两位文学巨匠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一段佳话。
这样的佳话，岂止丁玲、巴金？
我想起茅盾先生生前和我的一次谈话。那是由于我问起他第一部小说是怎么写起来的？茅盾先生怀着深情说，《幻灭》的“催生婆”是叶圣陶。就连他的茅盾这个笔名也是叶圣陶的“杰作”。在写作小说《幻灭》之前，沈雁冰是以批评家的面貌盛名于文坛。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隐居上海，无事可做。然而1927年风云变幻的生活却萦绕于怀，不能平静。于是沈雁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因为小说中反映了时代的各种矛盾，以及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他便署名“矛盾”。又是叶圣陶的慧眼决定在《小说月报》发表《幻灭》。他认为写得好，反映了现实。关于署名，他说一看便知是假名，万一当局查问，就很难办，不如“矛”上加个草头，署名“茅盾”，就像个真名了。沈雁冰欣然同意，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小说家茅盾。
还有施蛰存、戴望舒、臧克家、李辉英、徐盈、子冈、秦牧、胡绳、吴全衡等等，或他们的处女作为叶老所发现、发表，或他们的代表作系叶老所推荐、推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知名作家或著名新闻记者。
新中国解放后，尽管叶圣陶先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教育岗位，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但他依然满怀热情地关注着文学事业，特别是注意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部队作家徐怀中、李英儒、王愿坚，他们的新作：《我们播种爱情》、《野火春风斗古城》、《普通劳动者》发表后，都先后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赞誉与鼓励。他为这几部作品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可以想见，这对于当时只有30岁上下的几位在军营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是多么大的鼓舞与鞭策！他们后来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成就，不能说与此不无关系。
难怪叶圣陶先生自己说过，如果有人问起他的职业，他将会回答说：我的职业，第一是编辑。
这是何等自豪的感情。
许是由于这种缘由吧，我作为一个晚辈，一名编辑，在多年和叶老的交往中，感到格外亲切，受益匪浅。他的为文仿佛他的为人，他的为人宛若他的为文，朴实无华、质朴无华。他们一家，虽是四世同堂，却也是一样的风范。
先生是那样崇高，简直令人高山仰止。但他却平等待人，敦厚待人。像我这样的晚辈，每次去，只要有求于他，求教于他，赶上他老人家精神好时，他都会见的。而且总是细心倾听对方的谈话和你发表的意见，然后同你娓娓交谈。那情景回想起来如同昨日，历历在目，令人感动而感念不忘。此种伟人的虚怀若谷、作风认真、平等待人，是为我们后学的法式。就连两年前，我和来自上海的《文汇月刊》副主编关鸿去北京医院探望他时，正好那几天他老人家发烧，卧床不（能）起。我们站在床头向他致意，问安，临别时，他却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喃喃自语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我的心为之激动，竟不由泣下沾襟。关鸿也如是。要知道，讲这话的人可是我们的大师叶圣陶哪！我们能不为之动情么？！
至今，那一天、那一时刻，那圣陶老人的音容面貌却深深地、深深地永留在我的心间……还有那至今悬挂在我家客厅的圣陶老人的一幅墨宝，一笔挺劲朴厚的楷书字，以及老人的亲笔信画。睹物思人。虽然他，人去了，但是他留下的作品、精神和道德，我们怎能忘记呢？！
哦，他是一位多么温厚慈祥的老人，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师表。
叶圣陶！
1988年3月7日晨曦中，匆成.
泪洒山川难慰心
诗人臧克家离我们而去了。他走得从容，走得平静，走得无怨无悔。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有能够亲眼看到宝岛台湾回归祖国。足见诗人的拳拳爱国之心。
回想起来，我作为后生晚辈，作为刊物的一名编辑，同前辈诗人臧克家已有30多年的忘年之交了。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吸取不少知识，感受不少鼓舞力量。他是我辈令人难以忘怀的良师！
就在此刻，当我提笔来写纪念他的文章时，思绪仍是乱成一团。太多的回忆，太多的难忘，无尽的思念，无限的悲恸，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他那站在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门前热情的招手，亲切的笑容，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难忘啊，可敬可爱、可钦可佩的克家老人！
记得1998年冬天，我陕西家乡仙游寺文物管理所的几位朋友来京办事，我和所长王殿斌、副所长彭志团惦念着臧克家老人的病情，准备去看望老人。于是我打了电话给臧老夫人郑曼同志，说明来意，下午便到了克家老人晚年迁居的红霞公寓。待在客厅坐定后，只见老人身披一件棉大衣，手拄拐杖从卧室走进客厅，一见面便像往日一样热情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们来我很高兴！”不知是人老了容易怀旧，还是其他缘由，忽然克家老人动情地说：“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古人有句一话叫做‘衣不如新，友不如旧’。意思是说衣服是新的好，朋友越老越好！我们是老朋友了……”说着，他热情地握住我们的手，眼眶湿润了。
这是克家老人发自内心的话，也是感人肺腑的话。我心为之感动。我们关切地问候他的病情，他坚定地说：“我情况不错。前一段病了，刚好。”记得前年，10月8日，他97岁生日时，我和舒乙同志去给他拜寿。那时他的病情复发，躺在卧室的床上，却依然激情满怀地说：“我要活到120岁！我们自然由衷地祝福老人。临走他突然主动提出，要我和舒乙站在床头和他合个影！”他郑重其事地脱下御寒的小帽，换上一身制服，合影时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我们两人的手！对于病，他总是持乐观态度。即使病了那么多年，每次我们去看望他时，从未见到他呻吟，有过病态，有过愁容。总是热情洋溢地同你谈天说地，谈诗，谈文学，甚至谈论国家大事，就是不提自己的病情。乃至给我和朋友们以错觉：认为他是因为上了年纪，有些老了，而并非病人，其实他已是报过几次病危的重病患者，岂止是一般病人呢。然而他始终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在鉴定着。他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红灯”，奇迹般地活到了神仙的岁数——九十九高寿！
此刻，他又握住我的手说，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认定“友不如旧”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无数事实可以说明。据我的感受，克家老人可谓朋友遍天下。他始终怀抱一颗炽热的爱心：爱国家，爱人民，爱朋友，热爱生活。虽说他是一位诗坛泰斗，一位大师，可你同他接近，从不感到拘束，不感到会有距离。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在他所结识的朋友中，有领袖，有学者，有年轻的编辑、记者、演员、运动员，也有普通的老百姓。诗人作家中，更是朋友多多，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还有少年的，几乎凡是同他有过一次两次交道，情投意合者，就会成为朋友。即使在“文革”中那样自己受到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他还总是惦念着远在各地的老朋友们处境如何？“文革”结束后。他首先忙着和各地的朋友取得联系，劫后重逢，兴奋激动之余，他写了不少致友人的诗作。对于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朋友如老舍，他含泪而写了长篇怀念文章。对于他所惦念的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所结识的一批朋友如姚雪垠、于黑丁、碧野、田涛、吴伯箫、何其芳、白寿彝、季羡林、曹幸之、徐迟、苏金伞、袁鹰、李瑛、刘征、程光锐、等人，“文革”后往来更密切，友情更深厚。除了频繁的书信来往，更有诗文互赠，他的确很重视感情，尤其是友情。臧克家身体并不好，每日需要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可是只要是朋友来访，任何时候去，他都要起身走出卧室，在客厅里会见和交谈。有时谈得很兴奋，时间也不短。然而送走客人，他便又卧倒在床。累呀！所以家人在这种时候常常提醒他，谈话“差不多了”。去休息吧！他却时常摆摆手，说：“没谈完呢！”这种对待朋友所表现的热情、真诚和情谊，令人心存感动。
凡是和诗人臧克家接触的人，无不感受到他那种随时迸发出的“一团火”的精神。他待人亲切、和蔼、真诚、坦率。任何时候你同他接触，他总是热情洋溢，激情满怀。我最初和他的交往是工作关系。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做编辑，常常向他约稿。只要他有感受，定会写出文章。支持刊物的工作。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尤其通过“五七”干校同甘共苦、历经磨难，我辈对于臧克家前辈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因此，除了工作上的事，有时个人的某些事，也免不了打扰老人家。
当然说是私事，其实也是公事。我的家乡陕西周至县一处山青水秀、风光宜人的名胜古迹仙游寺，是千古流传的《长恨歌》的诞生地。当年唐代诗人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感怀于渭水之滨的马崽坡及唐明皇与杨贵妃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里写下了情文并茂的《长恨歌》，以记其事。成为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千古绝唱。一个偶然的机会国家文物局专家罗哲文先生来仙游寺考察时，说起他曾从田家英（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处看到过毛主席书写的《长恨歌》的手迹复印件好像没有写完。文管所有心人王殿斌记住了这件事，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又请在中央办公厅某局工作的乡友王添生同志帮助寻访。结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果然有这件事，原件珍藏在中央档案馆。后经交涉，我们终于拿到了原件的复印件。
当时在中央档案馆，我和王添生、王殿斌有幸看到了手书原件。毛泽东手书《长恨歌》共十张。草书、竖式，每页四行，每行多者七字，少则四字，疏密有致，结构奇绝。系书写在一种特制净白宣纸笺上。遗憾的是主席没有写完。白居易《长恨歌》原稿120行，通篇840字。而毛主席只写了32行，224字，即从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始，写到“惊破霓裳羽衣曲”止。大概是主席在繁忙的工作空隙所写。没有写完，更没有标题和署款。王殿斌向我提出能否请一位诗人来写一个题跋？我们思来想去认为臧克家先生最合适。因为他曾和主席在中南海谈诗论艺，对主席的诗词深有研究，好，就请他！于是我们俩带上毛主席手书复印件向臧老登门求教，不想臧克家一见，异常高兴，欣然接受我们的请求。他连说写得好！并说：没有写完也是一种残缺的美！他说只见到毛主席手书的白居易的《琵琶行》，不曾听说、更没见到过主席书写《长恨歌》。对此，他一遍一遍地观赏，爱不释手。答应我们几天后写出题跋。
果真，四天后，我们如愿取回了臧克家书写的题跋，文字内容和书法均可弥补毛书的缺憾。可谓春兰秋菊，相得益彰。臧克家先生跋语的全文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革命家，卓越的诗人。才高多能。致力书法，风格独具，为世所称。六十年代，曾书写白居易名篇《长恨歌》，行云流水，疏朗有致。显系忙里偷闲，游目怡情之佳作，惜世人罕见。今勒石流芳，以供欣赏。原诗太长，未能终篇，缺陷之美，弥足珍重。谨缀数语于后，以表景仰之忱。
臧克家
辛未十一月于首都北京.
现在，毛泽东手书《长恨歌》的墨宝，连同诗人臧克家的题跋，已在仙游寺刻石为纪。这不仅增强了人们对仙游寺历史文化的认识，也为后世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所以我和我家乡人都非常感念臧克家老人！
无尽的思念，使我回忆起臧克家先生住在赵堂子胡同15号那座花木葱茏的四合院时，凡是拜访他的大大小小客人，临出门，他总是要送客到大门口外，即使冬季也要戴上绒帽、穿上外衣坚持相送。每次，他都是站在大红门前把手举得高高的，亲切地微笑着送客。赵堂子胡同在东城不算有多大，一条大约有几百米长的小胡同，臧克家先生有散步的习惯，一年四季不管天热天寒，刮风下雨他都坚持每天在胡同散步。他家隔壁有家幼儿园，那里聚集了一大群孩子。克家老人很喜欢孩子，每天他出门散步时，总要身上带着一把糖果，走到幼儿园门前时，只要孩子看见他，都会甜甜地喊：“爷爷好！”他便拿出糖果送给孩子。他的确是一个重感情而有爱心的人。在这条胡同里也交了不少普通老百姓朋友。胡同的大人小孩差不多都认识他，都知道这是一位善良、慈祥可亲的老人！原先胡同里的邻里街坊并不知道他是谁，可有时他家常来一些坐着高级小轿车的客人，比如朱德委员长，谷牧副总理……还有那些部长都来过他家里。那时小轿车并不普遍，到了一定干部级别才会有车。邻居们后来才发现这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臧克家哪！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呀，还那么亲近咱老百姓，亲近陌生的孩子！他在那个胡同人缘真好！
至于臧克家和运动员郎平，和小诗人田晓菲的忘年交，更是文坛佳话。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把自己置身于普通百姓之中，置身于普通作家群之中，一个重感情重友谊的诗人、老人。这个拥有海内外众多忠实读者的诗人，一个拥有海内外众多朋友的老人，正如他那首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的脍炙人口的铭刻在了几代人的心上，净化了多少人的灵魂，也道出了人间多少真理的诗篇《有的人》中所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的，诗人臧克家还活着，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2004阳春3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