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冬末，经中央批准，由张光年任主编的《人民文学》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当时文艺界的所有协会都还没有恢复，而《人民文学》是本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最先复刊的，所以这次文艺界的会议由它出面召集。这个会几乎把“文革”十年挨整的在京大部分作家、艺术家都找到并邀请到会了。为什么说“找到”？因为十年动乱，作家、艺术家们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谁住在哪里互相都不知道，这不要“找”吗？
当时，我好不容易在东郊工体东路的普通楼房里寻找到靖华，曹靖华。我是后生晚辈，是他“文革”前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文章的责任编辑，劫后重逢，不胜惊喜！曹老感慨地说：“要不是‘四人帮’倒台，我恐怕已被送进八宝山了。”在座谈会上，他愤然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丑行。
如今，曹老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10年了。我再翻阅他20多年前签名题字赠我的《春城飞花》散文集，睹物思人，仿佛老人还活在我们中间。正如邓颖超同志在1987年5月为祝贺曹靖华90寿辰学术座谈会的召开致函中所说：“您为我国的教育工作和文学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人民会永远铭记的。”
曹靖华，一个光辉的名字，一个令人不能忘记的名字！
1997年8月炎夏.
雨中忆
正是烈日炎炎的夏天里，一天，噩耗传来，老作家吴伯箫同志去世了。当时，乍一听，我的心头为之一震。虽说这是意料中之事——因为几月前医院诊断他已患食道癌，且是晚期了。然而没有想到这么快地会失去他，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他的去世，无疑对党的文学事业、教育事业都是一大损失！我还想到，他的过早去世，也使得我们的散文创作队伍又失去了一位前辈：一位勤奋写作、辛勤耕耘的老前辈：一位兢兢业业、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好前辈！
我认识吴伯箫同志大约是在50年代后期。那时，由于工作关系——他担任着我所在刊物《文艺学习》的编委，同时他又是一位散文家，所以我常常去向他组稿和请教工作。我那时才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而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作家、教育家，又是从延安进城的老干部，可是他却一点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你去了，他总是十分谦和地随意地向你娓娓而谈。同他接触不会使你失望，总会有所获：要么，请他写文章的事得到了慨然应允，要么，工作上要请教他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答。他还会亲切地同你谈生活、谈写作，甚或充满感情地向你讲述延安时期那段艰苦岁月的生活情景。这种时候，他往往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深挚的感情。是的，对他来说，那是多么难以忘怀的岁月呵！所以到了后来，当60年代初期，我国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代里，为了不忘却过去，也为了鼓舞人民的士气，吴伯箫同志以一个共产党人强烈的责任感，毅然连续写作并发表了宣扬延安时期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优良传统的散文佳作：《延安》、《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当人们欣喜地读到这一组动人心弦的散文时，感到多么亲切，多么欢欣鼓舞！它对于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人，会引起多少回忆和思念，使这些同志备觉亲切、备受鼓舞！而对于在新中国摇篮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使他们感觉新鲜，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当时，这几篇散文，人们争相传阅，有的还被收进中学课本，可谓脍炙人口。作者的写作意图显而易见。正如他在《歌声》的开头所说：“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我以无限眷恋的心情，想起延安的歌声来了。……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他在《记一辆纺车》的结尾写道：“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他说，他常常想起延安时那辆纺车。想起它像想起老朋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使他不断回想起延安的艰苦岁月。然而“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这话说得何等好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充满了革命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就是今天，我们再重读这些篇章，依然感到鼓舞人心。这就是伯箫同志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一晃就是十来年！十年动乱期间，我就再也不曾见到过他。那时，我们被集体驱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听说，他也未能幸免，也下放干校被“改造”了若干年。直到1976年夏天的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里，我们才重又见面。说来，那是感人的一幕。当时，《人民文学》刚刚复刊不久。由于“四人帮”阴谋制造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枷锁，许多老作家压根儿不能抛头露面，发表文章，否则就会大祸临头！
可是吴伯箫同志并不认为真理就在他们手里。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为人民写作。
他自己闯到了编辑部。他顶着淋漓的大雨，从狂风暴雨中走来。
我们见到了他，自然格外亲切，格外高兴！同时也很受感动。
他说，这么多年了，文艺界的老人都被打散了，有的还已经去世了。他熟悉的一些编辑也不知分到哪儿了。昨天，他在街上书亭偶尔看到了复刊后的一本《人民文学》，高兴极了！这才按照刊物上面印的地址找上门来。他想知道一些老编辑还在不在？他想来看看大家，实在是太想念了！说着，一个个数着我们的名字。接待他的正巧是一位新同志，这才赶忙把我们都找了来。我们高兴地一块儿回忆了许多往事。他又关心地问到许多作家的情况。他不无感慨地说：唉，我们总算熬过来了。可是白白浪费了多少年时光啊！此时，我随意问了他一句：您今年高寿？——他微笑了，回答说：整七十喽。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更为他今天的举动肃然起敬。
我们问到他写作的事。他说，有许多生活感受，总会写出来的，他是要写出来的。从他身上，你可以感到一种坚强的信念。
不久，毛泽东同志逝世。他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努力奋斗》。是记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他亲笔题词的情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同许多老作家一样，吴伯箫同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虽然已是年逾古稀，他依旧深入生活，勤奋写作，像头老黄牛似的默默地耕耘在散文园地里。近年来，他除了整理出版了旧作，还发表了许多新作。他文章的笔力更见功夫，饱含浓郁、深挚的感情，激越感人。
记得，我最后一面见到他，是1981年，在新侨饭店六楼会议室，《文艺报》召集的散文创作座谈会上。那已经是入冬季节。他依旧身着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那件绿色军大衣，风尘仆仆地走进会场。见到我，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会上，他的发言，热情洋溢，言辞恳切。他认为当前要大力提倡散文创作。他说，一个新时期到来，诗是号角，接着是散文。他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报刊上大量刊登的、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有好多是很好的散文，抒发了时代之情，对增强读者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情操是小说所不可比拟的。
在那天会上，他情绪甚好，看得出他是高兴而来，还认真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向与会的老作家夏衍、沈从文、季羡林、臧克家、李健吾、严文井、周而复、吴组缃、萧乾、林林、郭风等同志热情问候，握手言欢，诚挚地交换意见。
去年，他还到英国进行了访问。回来后，我同他通过电话。我们希望他写点访问记。他愉快地答应了。不想，过了不几月，听说他突然病倒了，而且发现是不治之症！真令人痛心。他还有很多文章要写呀！
他一生尽力劳作，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丰厚的著作。还有他那热爱生活、热爱事业，诚恳朴实、表里如一的崇高思想品格和革命精神。
听说，在他弥留之际，他遗言：“身后不要给人民添任何麻烦，不通知亲友，不举行任何仪式”，希望把骨灰撒向家乡的泰山。
我听了，深为感动。啊，吴伯箫同志，他是一个多么诚挚、憨厚、质朴的人！
1982年冬雨天，北京.
生命之树长青
跨进新千年后的第一个春节，神州大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普降罕见的一场大雪！瑞雪兆丰年。可以想见，这场持续了多日的纷飞大雪给华夏儿女带来了多么大的喜悦和欢欣！也给新世纪的春节增添了无比的喜庆气氛。
人们都说这是个好兆头。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大年，是一年中最为喜庆的一个节日。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挂对联，贴福字，喜气洋洋！
说起贴“福”，这是传统的习俗。人们“贴福迎春”，是为了祝福和企盼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福气到来。可见这一个“福”字，包含了千言万语，万语千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