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有幸在近年，连续几个春节，贴上了著名画家胡絜青书赠的大红“福”字。这本身就是我的福气。怎么来由？是由于年年的春节，我和现代文学馆的朋友总要去给胡先生拜年。每次，老人家均赐我们她的方形“福”字墨宝一幅。今年的除夕，我和吴福辉副馆长照例走进胡先生的家门，给老人拜年。要知道，如今，胡絜青已是96岁高龄的老人了，我不敢奢望再有她的赐“福”。然而不料，当我们规规矩矩地向老人家作揖、叩首之后，她咯咯地开怀大笑，高兴地说：“也祝福你们，祝福你们！”说着，让在场的舒乙去书房取出两幅已写好的大红“福”字，慨然赠送我们。我和吴福辉被这意外的获赠而激动不已，直说谢谢胡先生了。仔细端详，上面她已签名盖章。好一个“福”字，写得多么苍劲有力却又秀美！哪里像出自一位近百岁的老人之手？可这时她却伸出自己的胳膊和手，自豪地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胳膊，能伸能屈，硬朗朗的。写字儿，我手一点也不抖。”我和吴福辉顺势用手抚摸，真是这样，难怪她的字还写得如此得劲流畅呢！
我忽然想起，几年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九十岁高龄的胡絜青被光荣评为健康老人。听说，她每天总要活动，坚持锻炼。不是到楼下街心花园里散散步，便是在家里练练胳膊压压腿。她相信生命在于运动，其中也包括脑力劳动。我们知道胡絜青自从中年拜师齐白石门下，在国画大师的熏陶、指点下，勤奋努力，刻苦习画，终成大器。漫漫几十年岁月里，她不断在思考，在琢磨书画艺术。她认为艺无止境，必须倾其一生的心血而探索追求，登攀艺术的高峰。
晚年的胡絜青曾承受着老舍先生过早不幸辞世的巨大创痛，历经坎坷，而能够坚强地生活，健康长寿，并在书画艺术事业上，取得非凡的成就，这是值得庆贺的事。近年来，胡絜青在北京、深圳和海外多次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和联展，出版了画集，还编写了有关老舍的许多书籍。有时还外出去看画展、看演出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精神状态极好。用女儿舒济的话说：母亲是个非常想得开的人。想得开，就是豁达、开朗、宽容、达观的精神。
记得1997年的夏天，我去看望胡絜青先生时，正好她的精美画册《胡絜青百菊图》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先生赠我一本，并亲切地题写“周明吾友存念”，使我诚惶诚恐。她在前言中说：“我爱花。爱看花爱画花，也爱养花。在花之中，我对菊花有特别的偏爱。”又说，“我是北京人，是满族人的后代。北京旗人有养菊的传统……菊的品种多，有悠久的培植历史，有无穷的变化潜力，能养出千奇百艳来，像一座挖不尽的宝藏……菊伴我长大。”可见老人对菊的熟悉，对菊的热爱，对菊的研究之深！因而在这本“百菊图”的画集里，千姿百态、各色各样的菊，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菊，令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令你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画集中还附有画家本人的两首“吟菊”诗。
其中一首写道：“墨池为友拜菊师，卅载韶华描影迟，百态千姿摩不尽，留取观赏好赋诗。”如今，这本精品画集我已珍藏家中。有时翻翻，依旧爱不释手。
此时我又回想起1999年的冬季，胡絜青先生95岁华诞时，亲朋好友在北京首都宾馆为其所举办的那次隆重而热烈的生日茶话会。旧识新交、男女老幼及儿女晚辈们200余人欢聚一堂。人群中有不少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胡絜青身着喜庆的紫红衣衫，在鲜花丛中，被人们热情地簇拥着。大厅里笑语盈盈，热闹异常。人们不断上前向老寿星作揖、问安，祝福絜青老人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今年的春节，已是进入新世纪的头一个春节。当我再次见到文化界堪称人瑞的胡絜青先生时，惊奇地发现，老人依然不老，而且依旧充满活力，身健笔健，谈笑自如。真令后生晚辈的我等敬佩与敬爱。
祝愿胡絜青生命之树长青！
2001年3月4日.杨沫的境界
一个作家愿在她的身后将自己一生辛勤耕耘的劳动所获以及伴随她度过漫长岁月的心爱的图书全部捐献给“公家”，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她还竟然将自己的著作版权也交付了“公家”。此举乃开中国作家捐献著作版权之先河。
这就是杨沫，作家杨沫在她生前的1994年6月28日亲笔留下的遗嘱。一年半之后的1995年12月11日她因病久治不愈不幸逝世。又过了一个季度之后的1996年3月8日，为实现杨沫将她的图书、版权、稿费一同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遗嘱，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文采阁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及缅怀追思座谈会。杨沫的亲属郑重地将杨沫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手稿，杨沫珍贵的藏书、字画及她生前用过的怀表以及病中写稿时当作书桌用的一块木板等等，还有杨沫所积蓄的16万元稿费，一并予以捐赠。
会上，杨沫当年的战友、朋友和亲属，她的丈夫李蕴昌、儿子马青柯、马波都含泪讲述了杨沫许多感人的事迹。人们说，杨沫自投身革命以来，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公家”的人，她一切都想着公、为着公，直到生命止息那一刻，还要将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下的稿费以及图书、著作版权交给“公家”。遗嘱中所指的公家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她对中国现代文学馆怀有深厚的感情，深刻的认识。她觉得自己人走了，作品留在现代文学馆，便可以继续为读者服务。
年轻时的杨沫，于30年代中叶便积极投身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地区，同人民一道参加抗战。1934年她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接着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小说和散文。建国后她主编《北京妇女》杂志，业余时间便从事起《青春之歌》的写作。她要将她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理想、进步的艰难历程记载下来。她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赋予她的任务，她必须努力完成。
其实，这是一项艰苦的事业。此时，虽然杨沫已经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写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谈何容易。这期间她又陆续生了几个孩子，加之长年艰苦战争生活的磨难，导致体弱多病，可她硬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写下去。这当儿，不仅要克服身体上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还要突破许多写作上的难关，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然而杨沫成功了！从1950年—1952年历经近三年的时间，她终于写出了《青春之歌》的初稿。但是书的正式出版却是1958年。这是因为书稿曾从这家出版社转到那家出版社，转悠了五六年，几经周折和进一步加工修改后才得以见天日。其间的辛酸苦辣恐怕只有杨沫本人体味最深！
1958年，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一经印行，很快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出版社连续再版，发行量竟高达500万册！想想看，500万册的书自然会有几倍于它的读者。究竟会有多少读者，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当时，《青春之歌》的确轰动了！
后来，由杨沫自己改编为剧本的同名电影，也成为建国以来优秀影片之一。
杨沫，已成为神州大地家喻户晓的人民爱戴的作家。
正是这位人民作家高风亮节，遗言在她死后将她《青春之歌》及其所有著作版权赠予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中国现代文学馆，其情感人至深。
1996年3月，京郊芍药居.
“三家村”里尽痴迷
羊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同志不幸逝世。虽然享年84岁，但他还有满腹文章要写，终归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令人悲痛。在我家里，挂有他珍贵的墨宝，睹物思人，不由想起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的情景。
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文革”初期最早出现的“三家村”大冤案。只是因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位著名学者、作家曾联名写文章，便被“四人帮”打成“三家村”。其中，吴晗、邓拓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唯一幸存者便是廖沫沙同志。但在“四人帮”手下，也已受尽百般折磨和打击，身心交瘁至极。要不是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支撑，恐怕也到不了今天。所以我是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去拜望他的，没想到这样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前辈，待人非常和蔼、平易，家里的摆设和生活也很俭朴。我戏称他是幸存的“三家村长”，他说正因为是幸存者，任务就更艰巨，有责任把这桩大冤案推倒并恢复其本来面貌。后来，我从他自己发表的和其他人撰写的一些文章中，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北京出版社及时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廖沫沙文集》。想想看，这样一位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桂林、香港、重庆等地的新闻和文学战线的老战士，一生经历了多少风雨，有多少文章可写呐！他那种“千磨万砺还坚劲”的崇高品德，也是有口皆碑的。如今他人虽去了，但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那天临走时，我请他给我写幅字，老人慨然应允，立即泼墨挥毫书写了他作于1979年1月的一首诗：“燕山偶语招奇祸，海瑞登台启杀机。有鬼为灾偏做梦，三家村里尽痴迷。”后来我有时就去看看他，聊聊天，或约他为刊物写稿。他曾应约将几首悼亡友的诗给了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1989年秋天一日，我去看他时，老人家兴致极好，和夫人陈海云给我谈了很多抗战时他们在桂林及廖老在《桂林日报》办报的往事。廖老兴之所至，又为我写了一幅字，系录他1967年的旧作：“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这是对黑暗的“文革”尖锐的写照、愤怒的控诉！
1991年5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