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也就是1976年1月号，是1月20日正式出版的。当天，我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茅盾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兴奋地说：唔，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七八月间，他住在北京饭店筹办《人民文学》的情况。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结果主席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艺界广为运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他写，茅盾便请郭老写了。他说，为此毛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一听这意外的信息，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笑了，慈祥地说：“在，在”。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九年）.
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这封信，对于我这个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感到格外亲切。我自然也希望我的同事们也能看到这封信。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商量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茅盾说：“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呢！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编辑部的同事们争相传看，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件拿到“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茅盾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1993年11月冬雪夜，北京.1994年8月改稿..想起了三月飞雪天算起来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然而它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而且，随着岁月的消逝，时间愈久，印象愈深刻。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初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正在北京召开。突然，有一天，大概是三月初的一天吧，我们接到通知说立即去中南海，有重要活动。当时我们因为都是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的编辑人员，所以作协理事会议的这一重要活动也扩大到了我们。我们当然喜出望外！
到了中南海后，一切明白了，果然，这将是我们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
当我们在怀仁堂后边宽阔的草坪上整齐地排好队伍，等候接见时，不巧，天忽然落雪了。大家焦躁不安起来，担心会不会由于下雪而取消这次活动。
“呵，来了，来了！”人群中突然有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
啊！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彭真同志等中央领导人从怀仁堂缓步走过来了！人们顿时欢呼雀跃，鼓掌欢迎。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跟我们亲切握手，向大家问好。场上的气氛热烈而又活跃，人们无拘无束了。
雪，仍在不停地下着，间或还吹来阵阵飕飕的寒风。然而此刻人们的心却是暖融融的。会场的气氛是热烈的。
雪花，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了树上，落在了草坪上，落在了人们的身上。我们真担心接见的合影是否能如愿拍摄？
“现在请大家各自站好位置，准备照像！”负责会议工作的同志发了话。
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不用说，高兴极啦。
待人们大都安定下来后，少奇同志随意说了一句：“今天下雪了。”
主席接着他的话，笑着幽默地说：
“唔，下雪了，好哇。下雪天，正是文学家写诗的好天气呐。”
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轻松地笑了。
从此，这一天，这雪花纷飞的三月天，便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田……别有一番风味的是，现在留下来的这张珍贵的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飘落有星星点点的雪花呢。
我清楚地记得，就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后的不几天，会议闭幕前夕，三月五日，少奇同志亲自听取了周扬等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他指出：党与政府（对文艺）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如《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问题，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错了的……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同时，在这次听取汇报中他还提出，作家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雄心壮志、能够对人民作出较大贡献的大作家。不要满足于现状。要深入生活，要到基层中去……还令人十分难忘的是，就在这次谈话中少奇同志还谈到了编辑工作。对于编辑的待遇，各方面都要提高。他并且高度评价：编辑工作是一种高级创作，因为他要看作家的作品，鉴别作品，因此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创作……当时，我是一个由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刚刚跨入编辑队伍的年青人，本来对于编辑工作的意义是不甚理解的。我发现许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老编辑就更是欢欣鼓舞！大家觉得编辑这种工作，其实是蛮辛劳的，蛮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做编辑工作是要有点牺牲精神的，比方说，干这门工作的人许多是可以搞创作的，可以著书立说的，但是他们为了党的文学事业，甘愿做铺路石子，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说实在的，当他们眼见一个又一个新的作者由于他（她）们付出一定的辛勤劳动而茁壮成长起来，那才是他们感到自豪、感到最为幸福愉快的事！
难道这种工作不值得受到尊敬么？！
我又想起了三月飞雪天……
1980年7月1日..隐隐青山见故乡
说来我和于家也真是有缘分。
那是2004年的9月，听说于右任先生的侄孙女、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于媛来京住在民革中央，筹备“纪念于右任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发表40周年暨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展”，基于对于老先生的尊崇和对于老书法的热爱，我们高兴地见了面。谁知，于媛正在为展出场地发愁，原定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计划，展馆因改造装修暂无法使用，其他地方不是条件不够档次，就是展品安全和具备国家领导人参加活动条件的场所很难找。
因此，我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的设想，因为我们馆是新建的、具有东方一流水平的展馆，除了络绎不绝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青少年不断到馆参观交流，也常有中央领导到馆管理参观。
在这样的大型文化殿堂，为于右任先生举办书法真迹展，规格环境应该说是合宜的，安全也有保障。
经过我馆和民革中央、陕西省民革、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的共同商定，终于在2004年11月30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展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周铁农等中央有关各党派、各部门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从布展到结束，共计用了一周时间。此时，对于先生的每一件作品，可以说我都是零距离接触，尤其对于于老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发现，于老愈到晚年愈出神入化，外柔而内刚，笔简而神定，落落大方而心平气和，平易近人而情深意厚，在跌宕起伏中表现出动人的节奏感和醉人的神韵美。这对我来说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极好学习机会。
展出后不久，于媛主编出版了一大开本《于右任书联集锦》，这本书基本囊括展出中的书联作品。许多名家看后赞不绝口，评价很高。该书已再版重印，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关于于先生遗墨出版中比较精美的书籍。作为于氏后人，能把事情办到这个水平，于老在天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