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阵，李季被戴上了好几顶当时最为流行的时髦的帽子：什么“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什么“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什么“黑线回潮的代理人”……好吓人呀！可惜，他们并不了解李季，以为如此这般便可不费力气地整垮他，那是妄想！
李季久经风雨，毫无畏惧。阵阵狂风中，他却镇定自若，依然故我。他每天照样上班，照样抓工作，照样审阅稿件，同作者讨论修改作品意见，等等。总之该干的他照干不误。还加了一项，就是每天中午必约人民出版社的那个“黑线回潮的代理人”、副总编范用同志一道乐哈哈地去游泳。范用也是一个“开顶风船”的角色，也是无所畏惧的人。他俩可谓“气味相投”，风雨同舟。去游泳，这是他们最为惬意的时刻。只是后来，由于事态的发展实在令人气愤不过，他在石油战线的一些老战友眼见李季又要受到迫害，便愤愤然打抱不平，接他回到石油部门。他这才离开文艺界，他是拂袖而去！
石油部很快安排他为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然而他并不是为了回去当“官”，为了坐机关的，他很快下到油田去了。他回到了自己多年曾为之热情讴歌的石油工人中间，心情是多么兴奋激动哪！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光里，他兴致勃勃地从松辽平原到渤海湾，从华北平原到陕北高原，而后又仆仆风尘，奔向南疆油田。他同工人促膝谈心，同老战友回叙往事——那艰苦创业的艰难岁月，给了他多么巨大的鼓舞力量啊！他回到北京后，尽管在南疆油田刚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极度疲劳，但此时他情绪昂扬，精神振奋，立即通知我们去他家玩。一见面就说：哎呀，石油工人可亲啦，我和他们在一起觉得真开心，心情可舒畅啦！
是年秋，用他的玩笑话说：好景不长。他又被调回到文艺界，担任了复刊后的《诗刊》主编。工作不久，由于过度劳累，他心脏病复发。因为病情严重，被迫住院。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可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病号。他常常背过医生打电话约人去谈工作。每次他住院时去探视的人总是很多，这中间老幼男女皆有。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熟悉而陌生的探视者——说熟悉，确是由于他和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已有多年交往。说陌生，那是因为此公现在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仰鼻于“四人帮”。他先是寒暄了几句，问候李季的病情，然后进入正题。他说：现在中央批准恢复《人民文学》了，你“文革”前就在那主持工作，这两年又做过筹备工作，这次，想请你出马担任主编，如何？
李季一听就有气！但是他又冷静一想这里面恐有大文章。他想探个究竟，便委婉而不客气地问道：
“你今天来，咱们作为个人之交，我欢迎，我感谢。但是你跟我谈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想知道你是作为个人还是代表谁？如是组织，哪个组织？”
对方一时瞠目结舌。半晌，才拐弯抹角地说：“噢，噢，是这么回事——部长和上面还不知道你离开文艺界了，他问候你好！”
李季自然明白了。这来龙去脉，原来如此！提起那个跳梁小丑部长，他便没有好气地说：
“嗯！谢谢他还记得我！”
对方有点感到愕然，不得其解。
李季这才告诉他：中央本来早就指示要恢复《人民文学》，可是我们的报告，被无理扣压：既不上报，也不吭一声气，害得我和一伙同志等了几年！去年，访问日本时，我和他一个团，廖承志是团长，他是副团长。我在一路上就给他讲这个事，他答应一定早办。可回来后我又写了一次报告，直接送他本人，几个月过去了，他连个屁也没放！现在他不知又押了什么宝，窥测了什么风向。你告诉他，我李季不是任人摆布的东西。我不会再干这个主编。何况我现在身体很不好。
对方狼狈不堪，百般替这个得志猖狂的“于部长”辩解了一番之后，扫兴而归。
然而不久后，即在1976年的3月，“四人帮”所操纵的舆论工具——两报一刊先后两天发表“初澜”的文章，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叫骂“他们横了心，要‘整顿’一番”。同时，指责文艺界有的“老知识分子‘上书’‘言事’，攻击党的文艺政策，诋毁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等等。其中所说这个“老知识分子”指的就是李季。
这里说的什么事呢？那么气势汹汹！过来的人，大概都还会记得，1975年那个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对电影《创业》发出的批示，多么振奋人心！主席批评：没有小说，没有诗歌……革命者吐闷气的时候到了！正是这种形势下，李季曾和几位老同志共谋上书中央，控诉“四人帮”在文艺上大搞法西斯专政及其造成的恶果。事未成，形势又迅速逆转，“四人帮”的矛头又指向一批老干部。李季一气之下，又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由于受到《创业》批评的压力，不得不变换手法，强作姿态，采取应急措施，制造文艺繁荣的假象，其中包括赶忙拉人恢复刊物。不料他们的阴谋被识破，被李季顶了回去。当时李季就曾多次郑重向我们指出：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千万不能上当！他们迫于形势，企图对中央制造某些假象，蒙混过关。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为他们装潢门面了。他旗帜鲜明地气愤地说：“哼！我才不参加他们的大合唱呢！”——李季不上他们那个圈套！“四人帮”恼羞成怒，这才抓住这一“事件”，利用手中的工具，进行反扑。
李季愤愤地说：“报纸点名，这是我的荣幸！……只要我不死，我要瞪大眼睛，看到这些坏蛋们的可耻下场！”
啊，一个多么有气节、有骨气，意志坚强、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三
1976年10月终于云开雾散。中国人民奋起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获得第二次解放，李季的愿望实现了！
尽管这时候他的身体几经折磨，健康状况已经很差，加之严重心力衰竭，心脏比平常几乎扩大了一倍半，常常发病，常常要被迫住院。但是他觉得祖国得救，大地回春，文学家艺术家应该辛勤耕耘的黄金季节到来了！
从此，李季全身心地扑到了文学事业上。
看到文坛上满目疮痍，他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工作，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要让荒芜了的田园布满新绿。
1977年，教育界首先发表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李季读了后，兴高采烈地说：文艺界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机也该到了！他说，不把这个枷锁彻底砸掉，就谈不上真正解放。但这时却有人放风说，文艺界即使推倒“黑线专政论”，也仍然存在一条黑线。这分明是“凡是派”的一派胡言！李季听了激动不安。不久，他在几家刊物的编委会上，同几位老同志一起，公开表明态度，严厉批驳了这种论调。许多同志为他的胆略和勇气鼓了掌。一动感情，心脏病就又发作。我们大家劝他休息，不要参加会了，他硬是不肯，说：这是一场斗争，我不能临阵脱逃。他坚持开完了会，而身上随时带着急救药。
这年金秋送爽的10月，他在远东饭店代表《人民文学》主持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虽然人数并不多，其意义却十分重大，影响颇为深远。会议结束时，我们还特地邀请老前辈茅盾同志到会讲了话。到了年底，12月下旬他又主持召开了《人民文学》举办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就更大了。出席的人员及所讨论的问题涉及面也宽广多了。当时全国文联和作协尚未恢复，这个会实际起到了一种团结作家的作用，促进协会恢复活动的作用。此后，1978年5月，他又参加了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及其他一些会议。这些会议都为恢复和重建文艺队伍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直到1979年11月的全国文代会，李季作为作协筹备组的负责人参与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期间，他几乎很少休息，忙得不可开交。他每天都要靠服大量药品支撑体力。他的爱人李小为同志多次打电话，关心他的身体，叮嘱他注意吃药、注意休息。有时找不着他本人，就要我们转告。有次，我向他转达时，他乐滋滋地说：你给小为回电话说，我没事儿！唔，你要报喜不报忧哇！其实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多了，他还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和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冯牧几位同志商讨第二天会议的议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