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季同志谢世已经多年了。作为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我，至今却未能写出纪念他的文字，这当然并不是没有可忆念的，相反，正是由于他给予我的影响和帮助太多、印象太深，乃至于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的时间里，他那富于朝气的举止行动，富于感染力的音容笑貌，时时还闪现在我眼前，萦绕在我心间。我不能相信他真的是离开我们了！——也许这正是我迟迟不能执笔写出纪念文字的缘故吧。
然而残酷的事实年复一年地告诉我：他，将永远不会归来了。这对于我，失去他，一位亲切、严格的良师益友，是终生的痛惜，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他，人虽去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正直的、坦率的、兢兢业业的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革命精神。而这，将是长久的，也是永不会泯灭的。
今夜，在京郊回园新居里，我和家人正在忙乱地整理藏书，不料，一本美丽的绿色封面精装本的《李季诗选》引起我绵绵的思绪。我清楚地记得这个精美的封面设计，还是两年前，有天我去李季同志家里时，他十分高兴地拿给我看，并要我发表意见，喜欢不喜欢这个设计？我是赞赏这个封面的。谁料，正当这本他花了心血认真编选的诗集，正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印刷的当儿，他却不幸因心脏病突发溘然去世！这是非常意外的事！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怀着悼念诗人之深情，临时加进去了作者几帧生平照片，大大地增色了。这本书，也就遗憾地在他逝世后出版发行。
此刻，窗外，田野里一片新绿。春雨潇潇，微风习习，一股沁人的凉气透过窗棂袭来。雨，漾漾细雨，更加深了我无尽的思绪……哦，我想起两年前，也正是这样一个初春漾漾的细雨天，诗人李季不幸离开人间！
那天，正是“三八节”。一个春雨霏霏的雨天。下午，编辑部的女同胞们放假看电影去了，办公室只有我们少数男同志。大约一点多钟，正是午休时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们。原来是我们的主编李季的爱人李小为同志打来的电话，说有急事。我一接猛然一愣，怎么，发生什么事啦？平日待人和蔼、说话慢声细语的小为，此时声音竟如此急促，甚至有些沙哑了。她告诉我说，李季同志中午陪一位远道而来的老战友吃饭时喝了点酒，结果饭后呕吐不止，还吐出了血块嘞，情况不好，需要赶快上医院。问我能不能立即去医院帮挂急诊，我自然应允马上去办。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上午李季同志还在作协开会，研究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中间，他还打来电话告诉编辑部，下午两点他去友谊医院看望丁玲同志，然后将顺道到前门招待所去看看外地来京改稿的几位作者，并准备同他们谈谈作品的修改意见。怎么会突然病倒？我们知道，他虽是久病缠身的人，可从来不肯轻易躺倒，甚至有时病情发作，即使医生强行命令他休息，他也不是那么“唯命是听”，总是背着医生坚持工作。他可是一个鲜活活、硬朗朗铁打的汉子呐！
此刻，天空仍是阴云密布，雨，依旧渐渐沥沥地下着。我冒雨骑车赶到东直门中医研究院门诊部挂了急诊号。再同小为通电话时，她说：李季已昏迷，恐怕不便动弹了，只有请医生来家给他诊治。我向医院转述了这个紧急情况，医生们非常好，当即做了出诊的准备。车一到，他们一行三人便赶到李季同志家，立即打针、输氧、做心电图，而后又做人工呼吸……特地赶来看望李季的作协办公室的干部周增勋和邹起两位同志也一直陪伴在身边紧张地协助医生做事。直到下午五时左右，我见医生面容始终不悦，便随意问了一句：
“情况有好转吗？”
“情况不好，人，怕缓不过来了。”医生失望地悄声说：“心电图始终没有反应。喏，你瞧。”
另一位医生也沉重地说：“一般抢救这么久的时间，是可以缓过气儿来的，可这位病人——恐怕不行了……”
像晴天霹雳，当头一击。我们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这种精神准备，谁也万万不曾料想到！难道一个正在兴旺时期朝气勃勃的诗人李季今天竟会同我们永诀？这，谁也不能相信！于是我们又赶忙同长期为李季同志医病的阜外医院进行联系。听此情况，阜外医院答应马上派急救车来接病人。大约傍晚六点钟左右我们乘急救车护送李季同志到达阜外医院急诊室。然经多方抢救无效，溘然长逝！
当晚，陈荒煤、刘白羽、贺敬之、林默涵、袁鹰、柯岩、丁宁等同志闻讯立即赶到了医院，大家都觉得太突然了，难以置信，更不能承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同志们说：党的事业正需要他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做啊！他怎么能这么过早地离开我们呢？！当时，贺敬之同志刚一进医院，就急切地问：“还有救吗？！”我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加快脚步走进急诊室，面对已经覆盖着白布的遗体，仍然痛切地说：“能不能再想办法，救活他的命哇？！”……说着，他和柯岩同志忍不住失声痛哭。对于李季如此突然地被病魔夺去生命，大家感到十分悲痛、十分惋惜！
当时，他年仅58岁。正是在工作上、创作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日臻成熟而可以大有作为、大显身手的时候。熟悉他的人都自然清楚李季，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诗人、作家，而且由于他长期做实际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还是一位善于做领导工作的行家里手——这后一点在有些文人作家来说，并不都具备此专长。作家孙犁同志所写悼念李季的文章中就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作家中，既在创作上有成就，而又擅长做行政领导工作者就推举诗人郭小川和李季。当然并不是说再没有其他优秀者，我想这只是就所熟知的人比较而言。但这无疑是对两位诗人公正的评价，也是不无惋惜的话。
的确，他走得匆忙了。
一个乐观、开朗、精力充沛的人，一颗始终火热、活跃着的心，怎么可能突然停止跳动？！
啊，无尽的思念，引来往事历历在目…….一
我知道李季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初。那时，我在西安西北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写作课的老师在介绍解放区优秀作品时，其中重点之一是向我们讲解《王贵与李香香》。由此我记住了诗人的名字。后来，不断从报刊上读到他的新作，印象更加深刻，更加喜欢他的作品了。不曾料到，若干年后，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后，诗人李季于1962年担任了《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成为我的直接上级。这真是幸运的事！当时，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连连召集多次编辑部全体会——他叫“神仙会”，要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把刊物办好。他很善于走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好。作为领导者，他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集思广益，综合起来，制订改革方案，采取了必要措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
当时正是荒时暴月，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他出自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感，要求编辑部同志：一要面对现实正视现实；二要组织和发表鼓劲儿的作品。他说：气可鼓不可泄。要看出我们的党是有力量领导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我们的文学艺术要帮助党做工作。
李季同志是一位实干家。他工作起来雷厉风行，有见识，有魄力，有经验，政治上很敏锐，这些，对于一个刊物的负责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首先赢得编辑部同志的欢迎和信任。他的作风平易近人，不多久便和大家打成一片。他讲起话来蛮有鼓动性呢！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多次对我们说：一个革命者，应当像一颗石子丢在湖水里那样，丢到哪里就能掀起波澜，引起反响，不能是死水一潭，死气沉沉。就是说作为一个革命者，走到哪里首先是要干，要有“反响”，而且要敢于闯，敢于创造。他最反感那种前怕狼后怕虎，谨小慎微、无所作为的人。编辑部的同志认为在这样的同志领导下既感觉心情舒畅，又能充分发挥力量，大家工作的劲头可大啦。
他知人善用，平日，他很注意观察人研究人和了解人。所以每每当他在安排工作、提出任务时，对每个人都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同他接触多了深了，就会感到他待人和蔼可亲，如同春天般的温暖，但是他又是严格的。常常发生这种现象：在编辑部，某位编辑没有抓到一篇应该抓到的好作品：某位编辑错退了一篇好的稿子；某位编辑外出组稿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甚或某位编辑在校对上粗心大意，出了不该出的纰漏……他都会面带厉色，狠狠地批评你。他认为这是作为一个编辑的严重失职，而失职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不允许的。有好多次，他派我们外出组稿，临行前，总是亲自交代任务，提出要求。有时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次出去，可一定要抓回稿子，要高质量的，最好能当头条，否则，提头来见。记得1964年，春节刚过，他就跑到编辑部来，点着我们几位的名，“轰”我们立刻动身，兵分几路，出去组稿，而且限定时间限定任务。他常说，要编好一本刊物，主编自然起重要作用，但决定性的是，要看这个编辑部的成员精神状态如何，这支队伍能不能打硬仗。他很注意编辑部队伍的状况，也很注意对编辑的培养和锻炼。要求编辑最好是能编能写，能文能武，且具备一定社会活动能力。他工作很放手，对于青年编辑，硬是分派重头任务，让你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至今，他的一句名言，我们印象很深。他要求编辑部的同志：人人心目中都要有一本《人民文学》，人人当主编。这样就不是分管小说的只关心小说的版面分管诗和散文的只过问诗和散文稿版面……而是强调大家树立“一盘棋”的思想，要关心整本刊物。这无形中加强了每个编辑的责任感和全局观念。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和关心每个编辑政治上的提高，思想上的进步。应该说，正是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的实干家的作风，放手使用和培养干部，无论是解放初期他主编《长江文艺》时，还是20世纪50年代主编《红旗手》（《甘肃文艺》的前身），以及后来较长时间主编《人民文学》和《诗刊》期间，都是呕尽心血为党的文学事业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编辑队伍。当然，通过刊物工作，他发现、培养、团结了大批青年作者和作家，这方面的贡献更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有人赞誉说：李季可是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呀。这话不无道理。只要看看他突然去世后，几天之内，竟有数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作家、作者、编辑的唁电、唁函，沉痛的哀悼，足见其影响之广深！
人们啊，是多么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二
夜已深。风停雨霁。我推开窗户见满天星斗熠熠闪光。一股清新的空气袭来。忽然，一个铁骨铮铮的李季的影像闪现眼前。
是的，李季，他是一个满身带着豪情、又富有骨气的战士和诗人。
1972年夏天，遵照周恩来同志要多出好书，要恢复全国性文艺刊物的指示，经中央批准，他被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主持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随后，我们几个“老”《人民文学》的编辑也先后调回参加复刊工作，我们大家又团聚在刊物工作岗位上。好久了，主要是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本来对文艺已经心灰意冷，现在又重新工作，重操旧业，心情的矛盾和激奋是不言而喻的。既是革命的需要，大家也都决心积极做好工作。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是多么书生气十足哇！
本来《人民文学》的准备复刊，是在中央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提出的，而且指定李季同志负责筹备。但是关于复刊的报告，却被“四人帮”无理扣压下来，设置重重障碍，迟迟不批。他们自然主要是信不过李季，信不过李季手下的这个班子，因为这些人都是他们“革命”的对象，都是文艺黑线人物呀！因此就采取拖延的政策，以便一旦物色到他们信得过的人之后，重新组建班子，再说复刊。他们表里为奸，凭借一时的权势，对中央对总理阳奉阴违。
我们眼巴巴地等候了两年的光景，不见批复，当然就不能复刊，弄得我们哭笑不得。岂不知，我们多么书生气！怀着满腔热情一次又一次地认真讨论着复刊号的版面计划，并且积极组织了一批稿子，其中包括约请工人作家蒋子龙写小说，约请老作家谢冰心写邢燕子的报告文学，魏魏写草原新貌的散文等等。然而一次又一次地变成泡影。
李季毕竟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他不愿意让自己闲下来贪图一点安逸，他总是要投身于工作。他寻思：与其等待，还不如做点别的于人民有益的事。他想到了能不能利用这个空闲机会下到工厂去，辅导工人业余作者写作？他的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筹备组同志的一致赞成。于是从1974年的夏天起，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冒着酷暑，一会儿乘火车去南口铁路工厂，一会儿骑自行车奔西郊新华印刷厂、南郊化工厂、北郊木材厂……物色作者，召开座谈会，谈生活谈题材，谈写作技巧，讨论作者的初稿，帮助修改定稿……而后我们将几个厂的业余作者的作品（大部分是处女作）编辑成一本小说集，公开出版。这当儿，他还指派我和杨匡满到铁道部去，住在那儿近一年，编辑一本反映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诗集和报告文学集。
谁知，1975年元旦，当时窃据着中央大权的“四人帮”搞突然袭击，背着中央掀起了一个所谓“批林反孔”运动，继之又来了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妖风刮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首当其冲！上述的那些作为，本来是好事，然而一时间却变成了他的无数罪状。大字报铺天盖地，几乎贴满了楼层，点名批判李季。最为荒唐可笑的是，在一次政协礼堂的大会上，竟有一位“四人帮”的追随者，指名批判李季在筹备《人民文学》期间，组织所谓黑线人物谢冰心写文章，而且还是让谢冰心写邢燕子，他嘲笑说：这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啧！啧！究竟谁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那时节在“四人帮”的眼里，凡是老作家，自然都是黑线人物，非但不能用，而且应统统打倒。可当时，我们为什么约请冰心同志写这样一篇报告文学呢？是我们想到：一、《人民文学》复刊，应有老作家的作品；二、谢冰心和邢燕子都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她们常在一起开会，新近出国（日本）访问又是一个团，两代人相处甚洽，相互比较熟悉。那么，由这样一位老作家来写这样一个青年先进人物代表，这岂不是好上加好的事么？！事情可也真凑巧，就在这个大会不久，有天，冰心同志还打电话问我“你们说的写邢燕子的事，咱们哪天去宝坻访问呀？”我缄口结舌讲不出话。当时冰心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按理她完全可以在家养尊处优，修身养性，可她却依旧热心于事业，诚心诚意准备完成这项写作计划呢！然而她哪里晓得有人放了暗箭。这件事我一直忍气不曾也不忍心向老人流露半分，直到在李季同志逝世后，有天我才向她作了表露。她为之一惊，轻声说：还有这档事！继而对“四人帮”蔑视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