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宣传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科学工作者前进的步伐，《人民文学》决定继续邀请徐迟采写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著名青年数学家陈景润。于是，通过长途电话我再次邀请徐迟同志来京商议。北京——武汉的线路接通后，当我说明编辑部的意图后，徐迟答应说：试试吧。为什么说试试呢？因为徐迟感到陈景润这个人在数学上的贡献是了不起的，但传说他是个科学怪人，这使得他不得不产生了犹豫，决定看看情况再讲。到达北京后，有些老朋友知道他是来写陈景润的，也好心地劝告他不要写这个题目，说：你写了李四光，很好，很得人心。这是一个有定评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但是陈景润呢，情况不同了，这是个是非之人，弄不好会挨骂的……是呀，究竟什么是白专道路？能不能写这个人？徐迟经过一番认真地考虑后，又去请教了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即他姐夫伍修权将军，很支持，果断地说：“写，陈氏定理了不起呵！”这坚定了徐迟的决心和信心，毅然踏进了科学院数学所的大门，到数学所的第一天，陈景润工作所在的五科室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简略地向我们讲述了小陈（这是老李对陈景润的亲昵称呼）的大体情况后就又出去了。不大工夫，突然李尚杰同志和一个个子不高，身着一套极为普通的旧蓝棉布制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这个年轻人一进门就热情地和我们握手言欢，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同志。”啊，这就是外国报刊为之使劲儿宣传的“陈教授”、“陈博士”？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了面，而且，竟是这么一个个子矮小，十分朴素的人！
老李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特意向他介绍了徐迟同志，并说明我们约请徐迟来撰写关于他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他听了赶忙说：“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了，我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徐迟同志笑了，回答他说：“我不是来写你的，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他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随便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在搞什么？他说“猜想”的问题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叶剑英副主席《攻关》诗的发表对他鼓舞很大。说着，他满怀激情地朗读起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读毕，他充满热情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然后，又告诉我们说，最近，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信，并指名请他作45分钟学术报告。参加这个会议的将有全世界各国的学者3000多人，但作学术报告的只有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个便是他。他说他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刻把这封信交给了党支部。支部呈报科学院党委，中国科学院领导方毅同志看到信后接见了他和李尚杰同志。方毅同志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来考虑，去还是不去？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
他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很快写出了回信。信的内容大致有这么三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数学会主席先生对我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我国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参加。
回答得多好呵！难道一个“白专”道路的人能够作出如此回答吗？回答得又是何等明白呵！难道一个“科学怪人”会有如此清醒的政治头脑吗？！
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不！是控诉——“四人帮”所谓“批邓”，栽赃、诬陷和企图利用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那阵儿，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吓他写文章“批邓”，他都拒绝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些人忽而又变了一副腔调，甜言蜜语地对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吗？好啦，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证明你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看，多么卑劣的手法！他依然拒绝了。
这就是我和陈景润第一次见面的谈话。说真的，我们深深被感动了。徐迟同志立刻激动地然而也是悄悄地微笑着对我说：“多么可爱，我爱上他了！”
当晚，徐迟就住进了科学招待所，信心百倍地开始了他的采访活动。去招待所的途中，他还不断地说：“这个人（指陈景润）我们好像见过面。我爱上他了，一定要写他！”的确，这是多么可爱的年青科学家啊。
也许，事物总是曲折的。包括对一个人的看法和评价，常常不那么完全一致。有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有个女同志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是《人民文学》的。那位女同志一听便说：“那你一定是来写文章的，写谁呢？”他说：“写陈景润。”她立即劝告他：“不要写他。写杨乐、张广厚多好！”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采访，徐迟愈来愈坚定了。为什么呢？
“你看，他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啊！”徐迟说：“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事业。他是好样的。不是吗？瞧他每天钻研12小时之久，除了研究数论，还自修了两门外语（原来就已掌握两门外语）。他的经历够悲惨了，身体够坏了，但他却始终坚持工作，刻苦钻研。他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钻研科学哪！这样的人多点该多好！国家需要，四个现代化需要呀！”徐迟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真的动感情了。
是的，做出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上述某些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了这点。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我只能在这儿简单告诉读者，也许你们不会认为是多余的吧！
1977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微风吹来，略有几分寒意。我陪同徐迟和陈景润作了一次长谈。在座的还有支部书记老李。这一夜，陈景润详尽地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身世、经历；倾吐了他对党和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无限深厚的感情。谈话的气氛是热烈、亲切的。他的感情、态度也是真挚、诚恳的。谈着，谈着，他忽然激动起来，把一件久久埋藏在心底的事倾吐了出来……那是1974年，陈景润住院治疗肺结核。有一天，忽然有个解放军战士也住进同一病房。他只住了一个星期，出院时，他对小陈说：“陈景润同志，这几天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你挺好，没有一点架子，还主动为病友服务。”陈景润也热情地问他是哪儿来的。战士说：“我是从江青那儿来的。首长派我了解下你的情况。”
陈景润立刻警觉地问：“了解我什么情况？”
“哎呀，一封信的事儿！”战士显得着急地说：“江青一直让我们找一封信，就是你的信。她说，‘有个叫陈景润的，一定给我写信了！找出来我要批示，我要提他当副所长！’可我们找苦了，也没发现。她说怕我们漏了，还让找。你到底写了没有？”
“信？”陈景润愣了，说：“我没有写过呀。”
“那你现在给首长写一封吧！”战士恳求说：“我马上就带回去。”
“不！不！”陈景润急了，推辞说：“我不写啦。首长工作那么忙，怎么能有时间看我的信呢？”就这样，他坚持没有写这种可耻的“效忠信”。由此可见，陈景润不是一个糊涂人，他的是非观念明确得很哪！
当然，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陈景润的身上，在他前进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也同样存在着缺点和缺陷。但二十多年努力研究科学，对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是他的主流。
作家徐迟深入生活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更加热爱陈景润了。他下决心写他，而且给自己制定了标准：只能写好，不能写坏。要砸碎“四人帮”为文艺创作制定的各种荒谬绝伦的条条框框，饱蘸浓墨，用热烈的感情去谱写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他动笔了，但是一落笔就感到困难重重，因为毕竟所写对象是位数学家。而徐迟的数学水平呢？他自己说蹩脚得很，只对加减乘除有点把握，一到数论就要干瞪眼了。怎么办？他想科学是不太懂，也不易懂，但是科学家是可以懂的，可以建立感情的。有了感情就可以写了。当然必要的科学常识还是要学的。
因此，他首先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这是讲微积分的。开始不懂，硬是读下去，结果读出兴味了。他觉得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同其他的数学手稿不一样，马克思写了许多文字说明，而且大多是运用了社会科学语言，非常生动有趣，有助于理解问题。他还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教授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书，当然这些都是专门著作，不大容易懂。不懂他就向专家虚心请教。
他为了全面了解陈景润的情况，还特意访问了数学家吴文俊、王元、杨乐、张广厚以及《数学学报》的负责人等。他把他们的学术论文也都找来读了，并当面向他们求教。数学家为徐迟的虚心好学精神所感动，他们也耐心地向他讲授，向他介绍情况。
他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边思考，一边翻阅一些有关资料，有时写出一段，不满意，就扔掉，重新来。他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对自己作品质量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此刻，他激动地写呀写呀，满怀感情地抒发着对陈景润的爱的感情。渐渐地，一个由“畸零人”成为正常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而后突然站立起来的陈景润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是文章中断了，“卡壳”了。问题出在如何描写——也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这个问题曾使徐迟很费思索。究竟怎样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呢？老实说，他在写《地质之光》时回避了这个问题，后来有个读者写信批评他道：“难道‘文化大革命’是个禁区么？”看来这一次是不能回避了。这当儿，他反复学习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这本书中评价的是十九世纪欧洲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被一批流氓篡夺了领导权。马克思的分析是精确无误的，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很有启发，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看待“文化大革命”。于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第六节中大胆地、尖锐地，然而是真实地描写了“文化大革命”。
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当时中央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尚未做出呢。说写得好！虽尖锐泼辣，然而实事求是。有的则反对。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创作者一定要投身于斗争生活中去，同他所写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作者歌颂什么，抨击什么，要有鲜明的立场和思想观点。这一点，徐迟深有体会，他认为作家深入生活，就是参与生活。深入就是介入。介入错误的一方，就是错误的；介入正确的一方，就是正确的。因此他说：“我写了陈景润。就是与他共命运。我是充满信心，非常乐观的，我们的远景使我神往，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大好形势使我受到鼓舞！就像《国际歌》里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我要写，不停顿地写下去！我要歌唱，歌唱我们祖国的春天！这一切都靠什么呢？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力量的源泉。”
的确，诗人徐迟同广大作家一样，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好形势鼓舞下，真的像歌子里所唱的那样，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在他刚刚完成《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就飞到祖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去了。在那儿，他采访了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飞回北京后，又采写了关于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报告文学《在湍流的漩涡中》。随后，1978年3月，他又被邀请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在科学大会期间，采访了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何择慧、张文裕、女植物学家吴素查等人。4月，他又飞往云南，登上3000多米的高山宇宙线基地，进行了参观访问。7月，他又和作家曹禺飞到了祖国西陲新疆，访问了天山南北的好地方，写出了优美的游记和诗。最近，他又随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学习慰问团访问了大庆、鞍钢。看，仅就这么一个并不完全的行程表，以及他连续不断发表的作品目录，就足以看出诗人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沸腾的生活，倾注了多么深的感情呵！他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一个勤奋的歌手！他马不停蹄地东奔西颠，走南闯北，漫游在科学王国里，为那些为了实现四化努力奋斗、奋发有为的科学家谱写美好的赞歌！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放声歌唱！……1978年冬天，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