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而且文章还向读者指明说：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能物理学的高深科学领域的文章？其实，他已经研读好几年“夸克”了。他说：“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过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
作为一个作家，这种对科学的深厚感情和钻研精神是何等感人至深！徐迟，他始终在关注着科学的现代化和祖国的发展。他是一位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还有许多科学领域的题目要写哪！然而他不幸离我们而去了。这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悲恸与惋惜。或许，在那另外一个世界，他一定会找到先他而去的陈景润，两人仍在继续热烈地讨论“哥德巴赫猜想”呢！
1997年正月十五夜，京郊.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一九七八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的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三十年过去了，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徐迟和主人公陈景润皆已去世，他们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奋斗，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奋斗，两位先生将长垂史册。
那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20世纪七十年代末，虽然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竟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花了很大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方向，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同时也就想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借此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有成功的把握，否则会遭到失败。这当然就很费踌躇。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陈景润慑于“文革”中对他所谓走“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要自杀，但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日他将自己封闭在一间仅六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印证，刻苦钻研，悄悄地攻关，不事张扬。可是，他领先突破了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又传出他的许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的行为，据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
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学》上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创业事迹，在当时反响颇好。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如果请他来写数学家陈景润，估计能写得很好。
于是，我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了的诗人。时值一九七七年深秋，这年，诗人已六十三岁。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他，一个热情的歌者，焕发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声为祖国歌唱！……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多么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几天后，他风尘仆仆地从扬子江边带着滚滚的涛声赶来了。
为什么说“试试看”呢？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怪人”好采访吗？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定。只能说进入采访后再决定吧。
果然他抵达北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说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说，他也向一位老同志谈了，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转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更是百倍信赖，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述说，这是很难得的。
在办公室，老李动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儿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和徐迟同志没有想到这么快见到陈景润，一个十分朴素的数学家。
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写一篇报告文学，准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
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毕，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我们又问他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最近没有顾上别的，只是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领导让他自己考虑去不去的问题。
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四十五分钟的学术报告。
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两名，一个是日本的一位学者，一个便是中国的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及时交给了数学所和院领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