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而圆满！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实际上是控诉“四人帮”借所谓“批邓”，企图利用他栽赃、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他说，曾经有几个挂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胁他，要他写文章“批邓”。他巧妙地拒绝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些人又变了一副腔调，哄骗他说，人家不都说你是走“白专”道路的人嘛，好啦，现在有个机会，如果你对“批邓”表个态，写篇文章，那就可以证明你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陈景润依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还向我们述说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
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我和徐迟同志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所致。
他很有耐力和韧性。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毕竟，对于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汇报给主编张光年（光未然），他表示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必须向他及时汇报。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张光年同志家，当面向他述说了当日我们的感受。
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示意我说：“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主编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他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也有现在的同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他都认真地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有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告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过这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二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哪！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完成。《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号头条。
这期刊物出版时，我正陪同徐迟奔波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采访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就是后来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有人格外喜欢文章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直至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可怎么办哪！”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一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同样，徐迟也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都一一认真地阅读。尤其是提出宝贵意见的信，他着意收藏起来，嗣后，在他编辑集子时，多数都参照着读者的有益意见做了改动。他特别在集子的后记中说：“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是啊，由于他的苏醒，也使许多读者苏醒过来。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
不久前，我在纪念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传记片中，看到了小平同志接见陈景润的画面。邓小平同志还充满深情地说：“（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爱护、赞扬！”这是党对陈景润最高也是最恰当的评价。
此后，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的优秀报告文学。
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向着二十一世纪》等之后，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又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而且文章还向读者指明说：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能物理学的高深科学领域的文章”？
其实，徐迟已经研读了好几年夸克了，他说：“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过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
作为一个作家，这种对科学的深厚感情和钻研精神是何等感人！徐迟，他始终在关注着科学的现代化和祖国的发展，他是一位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还有许多科学领域的题目要写哪！然而他不幸离我们而去了。
这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悲痛与惋惜。或许，在那另外一个世界，他一定会找到先他而去的陈景润，两人仍在继续热烈地讨论《哥德巴赫猜想》呢！
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