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来之不易的飞机票刚刚拿到手，起飞的头天晚上，伙伴们都在忙碌地整理行装。我怕黄宗英又落了什么东西（这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多年前就给她送了个“迷糊大姐”的称号），便走进她的房间，想去照料一下她。
唔，她真沉得住气儿。都啥时候啦，她竟还端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沉思默想，手里还拿着织毛衣针和正在织毛裤的毛线呢。那大小旅行袋，乱七八糟的衣物，有的还在她的脚下，有的还原封未动，好像是正在整理又未见整理。难道她灵感来了？正在构思文章？可为何又在赶织毛裤？
我感到奇怪。问她：
“宗英卓玛，你怎么还不着急？要我帮忙吗？”
她猛然抬起头对着我说：
“我要退掉飞机票！”
我不相信。因为她也十分清楚这些天为买飞机票的烦人周折和这几张票的来之不易。我说：
“为什么？”
她说：“我要留下来，跟一位女科学家到原始森林去！”
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哪儿又冒出个“女科学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平静下来后。她这才解释说，今天下午，她在招待所院里散步时，意外地碰到了四年前的秋天，她在成都旁听一个学术会议时所认识的一位女科学家——林学院的生态学者徐凤翔。这位女学者在发言中建议在全世界建立几个森林生态定位考察站，因陋就简盖一座“小木屋”进行工作。她说：“我愿长期参加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的大森林！”徐凤翔的发言深深吸引了黄宗英。那时，她已向往这个为开拓祖国边疆宝藏的前哨——西藏大森林里的小木屋了。如今，她又碰巧遇到了进藏来的徐凤翔，她自己现在又身在西藏，怎么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呢？所以她固执地坚持着。
天哪！这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难怪不甚了解不太熟悉她的人，觉得她有点：“神经质”。我自然不这样认为。可眼前发生的事又该作何解释呢？
就在两天前，我们几个和她应邀到上海进藏工作的几位年轻人的家里去做客，那几位小伙子还无意中谈到，原始森林里是如何恐怖，如何危险。密密森林里，由于能见度有限，说不定啥时候走着走着，撞上了大狗熊，被抓被扒被吃掉！其中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曾被狗熊撕破了脸，他还用手指给我们看了看那残留的伤疤。不过当时我们只是听听而己，并不介意，心想反正这趟我们也去不了原始森林。可现在这些话回味起来又引起我的疑虑，引起我要说服黄宗英：不能留下，不能进原始森林，应该跟我们走！跟我们一道安全“返航”！
我们争执着，谁也说服不了谁。她好像铁了心。我有点急了，便跑到另一个房间去，求助“援兵”，告知访问团的王燕生和王家斌同志，请他们一道来做说服黄宗英的工作。特别王家斌，年轻时当过勘探队员，对荒山野林是深有体味的。他用自己的“现身说法”讲得声色俱厉，依然没能动摇黄宗英。王燕生更是苦口婆心相劝，也不见效。
时间这般紧迫，自治区有关部门也已安排了明天送行事宜。出了这么个岔子，这该怎么办？
这时，王家斌又想出一个招儿，以情动人呗！他说：老大姐，咱们还是先一起坐飞机回成都。几天前你在山南不是刚病倒，还输了液嘛。现在你很有必要到成都喘口气，我也加点冬装，然后恢复过来后，我陪你再次进藏！家斌的态度是诚恳的，也确有这么做的打算。但也不灵光。她只是迟疑地笑笑。
我们三个还暗地商量，如果最后真的还是说服不了，那我们就要设法把她骗上飞机。要是允许绑架，我们也宁肯把她背上飞机。
我们双方都认真地争执甚至近乎“争吵”一通之后，依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便“停战”了。她索性从沙发上捡起一团毛线，又织起毛活来。她说要赶织到林区去穿用的毛裤呢。看来她真的下定决心了，就像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犯起脾气，即使八抬大轿，十六头牦牛也抬不起、拖不走了。
见我们这般执拗劝阻，她也有点激动了。她说，为了寻找这位女科学家，她曾费了多少心机！这次到西藏来，内心里就有这个愿望，希望能得到她的消息，顶好找到她，和她一起进林区。所以她说：这次，我为什么比你们带的东西多？羽绒大衣、睡袋、毛袜、棉鞋、毛衣……我就是暗自打了这个算盘。今天，这么巧的果然碰到了她，我多么高兴啊！我的心愿无非就是要去原始森林帮这位女林学家乞求一座小木屋。我的文章的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求》，求人们理解，求求人们支持；同情我们的女科学家。这位可敬的女科学家，也已年过半百了，可她致力于为祖国生态学搜集宝贵的资料，家都不顾了，而有人还议论她“出风头”！“求名利”！真是咄咄怪事。听她一席谈，我们也为之动情。是啊，这么一位不畏艰苦，不惧怕困难，富有强烈事业心和开拓精神的女科学家，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也很矛盾。她留下，会好好写出这个科学家，鼓舞更多的人们。但是万一进了原始森林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所以我们仍再次恳求她先一起回成都，待休整后，同北京也做个商量，哪怕派人陪她再进藏。她还是不肯改变主意。我真急了，她也真发“火”了。
“周明”，她激动地说：“你我是老朋友了！你应当理解我呀，应该支持我呀！我这份年龄，还能有几次进西藏的机会呀！……”
我受到了震动，心灵上的深深触动。这也是我和她相识近20年来头一次遇到的“不愉快情况”。我懂了，她是为了事业呀！一项重大的事业！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们只好“妥协”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连连拱手说：“够朋友！”“好朋友！”
夜，已深。拉萨城四周白雪为顶的巍峨的群山，已被夜幕深深笼罩。布达拉宫长年不熄的灯火也已朦胧无光，只是天穹中的繁星仍在熠熠闪耀。此刻，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我们只好“不欢而散”，各自休息了。
第二天黎明。我们乘车去机场。我们极不好意思地向主人说明黄宗英同志因要去林区采访，临时决定不走了，请主人继续关照。主人也感到意外，当然表示欢迎她留下。
当拉萨城还沉浸在梦中，布达拉宫上空闪耀着冷峻的晨星时，我们乘坐去机场的车子启动了。就在车子开动的前一分钟，黄宗英交给了我一叠需要邮寄的信要我带到成都发出。但她特意抽出其中一封，悄声告诉我：这个，给你，保留下。现在不必发，也不许在路上偷看。到北京后如果有万一的情况再邮出。
原来她写了一夜信。
这些信中，有给老朋友的，有给她儿女的，有给她哥哥弟弟的，也有给她所在单位同志的。
为了《小木屋》，我们就这样暂时分别了。
到达成都后，我遵嘱将她托付的那一厚叠信件——塞进邮筒。我忽然想起她要我保留的那封信来。一看，是她写给她所在单位同志的。信封上用红笔意写明：周明保留。留底。这引起我的伙伴们的纷纷猜测。都说咱们打开看看。我有些犹豫。因为她交代，这封信保留着，遇有万一情况再发出。现在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索性“保留”着吧。伙伴们却坚持说：哎哟，已经到成都了。不要紧的，打开吧！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儿。
天哪！这是一封类似“遗书”的信。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由于当时没有发生“万一”的情况，这封信我按照她本人嘱咐，一直由我“保留”着，不曾也不必发出。恕我今天把它抄录出来，我们也可从中看出黄宗英当时为了采访女科学家，为了《小木屋》，她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又是多么诚挚由衷！.此刻，10月3日晚上十点钟，中国作家协会赴藏参观访问团，已完成任务，整装待发——乘明晨往成都的机返程。而我一个人准备留在这里继续深入生活。
1979年，我碰到援藏女教师——南京林学院的副教授徐凤翔同志，她在援藏期满调回后，曾到科委、林业部去请求建立西藏森林考察队，她愿继续在西藏工作。后经科委与林业部商讨，成立考察队，人员编制、经费等都有困难。但对她的态度表示支持，批准她个人继续入藏考察的计划和经费。几年来，她每年都来西藏一趟，三四个月吧，带一个助手，钻深山密林。我曾与她相约，候机会随行。现在我们在拉萨碰面了，三四天后，将雇车前往林芝、波密、昌都，历时一个半月。进林区后，宿帐篷，进行考察，然后乘车由雀儿山往成都。徐已经五十二岁，患关节炎。我想科学家能去的地方，我这个文学家也是去得的。你们了解我，也一定支持我的。谨此汇报，并致敬礼！
黄宗英
1982年10月3日于拉萨.
她在同一封信中的另一纸又写道：.……
此行多艰难，万一发生意外，作为共产党员，是无憾的。一个党员作家，首先要有热情把自己贡献给美好的、有希望、有利于人民和祖国的事业。
作为母亲和妻子，有几件家务事，请求组织照顾，并协助安排：
……
黄宗英
匆匆含笑留言
1982103拉萨.
我想读者读过这几封信后，一切都会明白了，用不着我再啰嗦什么。
此后，她真的跟随女科学家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钻到西藏高原深山密林里去了！一去将近两个月！
四位藏人，五位汉人，在海拔3000米的深山密林里支起三顶帐篷。黄宗英还临时改行当了炊事员。面对高原缺氧的空气，面对使这位血管性头疼患者所畏惧的海拔高度，黄宗英满不在乎，毫无惧色，依旧整天乐呵呵地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工作着。
两个月后，她跋山涉水回到了成都。本来打算去江津采访谭昌华，不巧，在成都，她崴了脚。于是只好直接回上海治疗。这时已是寒冬腊月了。她真着急，多想早点写出她的《小木屋》哇！她已经是激情满怀，水到渠成了，必须落笔。她不顾尚未痊愈的脚伤，提笔伏案写作起来。
已是岁末年三十夜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鞭炮齐鸣，辞旧迎新，有的人家正欢聚一起吃团圆饭呢。而黄宗英，却在这时候——1983年的除夕夜，铺开稿纸，奋笔疾书，从夜晚一直鏖战到初一拂晓晨光熹微时，她的报告文学新作《小木屋》出世了。
当她写完《小木屋》最后一个字之后，面对窗外一株含苞待放的腊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如释重负似的愉快地微笑了。
《小木屋》刚一问世，就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读者的热爱。呵！黄宗英，你舍生忘死地去寻访《小木屋》，你奋不顾身地去讴歌《小木屋》，你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为《小木屋》呐喊呼号，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是明确的。
记得你1983年5月13日给我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及《小木屋》。你说：
“我喜欢自己这部新作，不是因为它怎样的了不起，而是因为它居然写（记）下了从22岁的小李子到80岁的侯老，这样的一批‘知识苦力’的素描般的形象（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写了我们的意志，向往，欢乐与辛酸，但它毕竟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我喜欢它，就像年轻的妈妈爱向人家述说，她的小宝贝会咂嘴了，会笑了，会挠手了……这一切，对别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不是吗？”
……
我相信她的话。当然她是自谦。实际上，直到今天，这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仍在读者的心灵中引起深深的共鸣。
令人可喜可贺的是，报告文学《小木屋》发表一年后，黄宗英又和徐凤翔结伴，还有一个精干的电视剧摄制组，他们勇敢地二进西藏，又经过了一番艰辛的磨炼和生活的体验，完成了电视《小木屋》。在电视中，徐凤翔主“演”，黄宗英也露面，既真切，又感人！一部创新的纪录性电视剧报告文学艺术片，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啊，黄宗英，她两次进藏的经历多么非凡，多么曲折，多么富于传奇色彩。自然也对人们也会很多启示。
本来，那年我门刚从西藏回来，有家刊物编辑部的同志听说黄宗英在西藏的事儿后提议我写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就叫做《宗英卓玛》。内容自然是描写她对西藏高原的深情。可我一直没动笔。一来是工作忙，二来也是由于没想好。可是如今，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写起来了。而且凑巧的是，我这篇不成器的文章也是在年三十夜动笔，一直写到初一、初二、初三。然后又是连续几个月日日夜夜加工修改。不过，不是在当年，而是在访问西藏归来两年之后了。其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些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难忘。
于是，我写了出来。
这使我又想起了在西藏高原那段难忘的生活；想起了那奔波在雪山、草原、青稞田里、密密原始森林里，匆匆留下了身影和踪迹的黄宗英，被藏族同胞亲切的称为“宗英卓玛”的黄宗英。
她对西藏高原充满了何等热爱之深情哟——宗英卓玛！
1985年春节夜，京郊北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