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句老话，文人相轻。要在如此之多的听众面前，让我谈谈对同行一本长篇小说的评价，还下令似的要我直说，这有些强人所难。因为我们中国文坛还没有国外文坛那种直率的评论风气，更没有人家那样的心胸，这当然包括我在内。贾平凹何许人也？文坛上赫赫有名！要是我夸他的作品优秀，你们会怀疑我这是对名家拍马溜须；我要是贬低他的作品，你们可能又会怀疑我在妒忌。另外，提问的朋友最后那句“请直说”三个字，实际上就是一种立场的暗示，一篇无懈可击的，光彩夺目的小说是用不着强调直说的，只有提意见和说不恭维的话，才需要胆量。为此，我想用含糊的两句话来回答：《废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会像某些作品那样容易光彩，但《废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也不会像某些作品那样容易消失。（掌声）问：贾平凹写庄之蝶的风流事，是不是写他自己？至少有他的影子吧？
答：不客气地说，这只能是一年级小学生才会提出来的问题。《复活》里的主人公涅赫留道夫公爵难道就是托尔斯泰吗？阿Q难道就是鲁迅吗？当然，小说中的人物有作者的心理体验和直觉，有他对人牛的感悟，但成功的人物形象可能是我，可能是他，也可能是提问的你。（笑声）就庄之蝶的风流事而言，我个人感觉与平凹兄相去甚远。我眼中的平凹兄，总是体弱多病，似乎走路都困难，恐怕不会有多大的爱劲儿。我斗胆说一句，无论平凹兄情感多么丰富，庄之蝶的故事，更多的成分大概还是他的构想。当然，还有另一些道貌岸然，正经八百的书，其作者可能比庄之蝶还风流十倍。
问：坦率地说，我不怎么愿看贾平凹描写知识分子的浪漫，我感到他哪怕是写博士与教授做爱，也有股高粱地的味道。
答：也许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刚刚从高粱地里爬出来的，这种土里土气的浪漫可能就是他们的实际状况。平凹老兄正是把握了这种准确。另外，不是你愿看什么，而是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掌声）问：我认为，同国外作家相比，中国作家是小儿科，特别是在描写爱情方面，你不这样认为吗？
答：你如此猖狂地贬低我们，还要我同意你的观点．那我不但是小儿科，简直就是婴儿科！（笑声）其实外国人有外国人的爱法，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当众拥抱接吻；而我们的同胞在光天化日之下，绝对地正经正派，但在背后，他们却能勇猛得像一只恶狼。（笑声）另外，外国人写爱情悲剧让你彻底的悲哀，让你痛不欲生，让你无可奈何。而我们中国的爱情悲剧就不同了，最后总是要让男女变成合欢树或足蝴蝶双双飞舞，给你一些安慰。这不光是作家的写法，更重要的是读者的承受能力。
实际上还是那句说烂了的话，就是文化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要是真的腾飞上来，肯定比外国人爱得厉害。如今，已有些现代青年敢在公共场所相偎相抱，爱得像胶水一样粘粘糊糊的。中国作家很快就会变成人儿科了。（笑声）问：有一些作家很愿意写性，不管情节需不需要，他们的作品总是充满了那样的色彩，我认为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也充满那样的色彩，你说呢？
答：恰恰相反，正是生活中没有那样色彩的作家，却拼命地臆想，并充满激情地在作品中大写特写那样的色彩。而整天生活在那173样色彩中的作家，早就腻透了，压根就不耐烦写什么色彩！（笑声）问：照你这么说，那些写爱情写做爱也写得干干巴巴或干干净净的作家。情感生活中一定不是干巴巴了？
答：应该说是基本如此。当然，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从创作理论上讲，情感生活不干巴巴的人，写文章应该更不会干巴巴。但奇怪的是，我们很多生活中情感丰富的人，写文章却不敢丰富，即使是情节上需要也不敢写，甚至想到正常做爱都面红耳赤，觉得是犯罪。所以你就弄不清把爱情写得于巴巴的作家是不敢写，还是不会写，还是他在生活中被爱情累坏了，没情绪细写。不过，我还是坚持一条，那就是放肆并毫无节制地写性者，大多数都是没什么性生活的人。（笑声）问：邓老师，在我看过的你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发现性描写。请问，你是不愿意写还是不屑于写，再不客气地问一句，还是不会性描写？
答：我说过，我是从一个不准有爱情的时代走过来的，不用说写性，就是写情我都笨手笨脚。这个笨手笨脚有两个原因，一是不会写，二是不敢写。后来我发现，当今的小说，只要是写上几万字的，不能说都有性描写，但至少是有丰富的爱情描写。连国外的侦探武打影视片，不管打得多么凶残和血腥，都要穿插个英雄爱美人的故事。而本人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通篇不但没有爱情，而且连一个女人都没有，真是惭愧。不过，一个几万字的只有两个男人的中篇小说，竟然会有读者，还为我带来光彩，说起来也挺不简单的。（掌声）不过，我今后也会勇敢地写丰富的情感乃至写性，因为在生活当中，性还是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我们对这么重要的问题压抑了这么多年，现在是应该认真地拿到桌面上的时候了。我想，要是我写起性来，保证会生动逼真，让你心灵震颤，但又绝对写得恰到好处，不信你等着看。（笑声、掌声）问：邓先生，作家们在一起也经常说下流话吗？
答：全世界所有的人，无论是高贵的和低贱的，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都在不断地说下流话，当面不说的背后说，嘴上不说的心里说，或至少也曾经说过下流话。这就像人们不仅在脸上涂脂抹粉，也得蹲在马桶上大小便一样。作家也是人，怎么会不说下流话呢？只不过是作家的下流话比一般人说得更下流，下流得你都听不出是下流话，甚至你听完以后还会觉得是上流话。（笑声）第八章文学幽默（三）
文学青年
问：你写过诗歌吗？
答：我认为诗人是爱情的产物。我说过，我是从没有爱情的时代走过来的，所以，很难成为诗人。如果我能为争取爱情而抗争，也许能成为更了不得的诗人，然而，我不敢，所以我还是成不了诗人。但我惊讶的是和我同时代的人却很多是诗人，更惊讶的是他们压根就没写过爱情，与他们谈话，发现他们竟然还不谈爱情——也许是不懂爱情，更有的所谓诗人对当代年轻人大胆一些的爱，竟有封建式的反感。不写爱情和不懂爱情竟然会成为诗人，我不能理解。我为此有些后悔，早知道诗人这样好当，我何不也写诗！（笑声）问：你时中国的读者满意吗？
答：商业上有一句话，说顾客是我们的上帝。依此类推，我们应该说读者是我们的上帝。既然是上帝了，哪敢有满意和不满意呢！不过，说心里话，我有时对我们的读者上帝不但不满意，简直就是愤恨！他们往往像牛屁股上的苍蝇，一窝蜂似地跟着臭味跑。无论多么其臭无比的书，只要是报刊上炒，他们就傻瓜一样地相信，花钱买来大看特看，然后又傻瓜一样的骂街，说是受骗上当。但是却没有记性，下一次报刊上炒什么，他们继续犯傻。不过，换…个角度说，这又是全世界最应该满意的读者，因为你就不用呕心沥血地去创作了，只要轻轻松松地想个办法炒一下，财源就会滚滚而来。
问：你对读者来信都怎样处理？是不是看也不看地扔进废纸篓子里？
答：随着经济的发展，读者来信越来越少。我现在除了在青年刊物上开专栏，会有大量的读者来信外，几乎就很少有什么对小说感兴趣的读者来信丁。
我曾在《辽宁青年》开专栏，写一些随笔之类的小稿子，没想到读者来信多得让你目瞪口呆。但再多，也会看完的。不过绝大多数的信是错字或错句连篇，而且这些错手连篇的信又是在写他们要当作家的雄心壮志，让你哭笑不得。更多的来信是要你救救他，有一个小家伙来信说他的女朋友和他完蛋了，要我给他的女朋友写封信，说只要是我写封信，他的女朋友就会和他重归旧好。我至少接到十封这样的来信，这使我莫明其妙，实际上我的女朋友要是同我完蛋了，我也只能是更完蛋了。很多年轻的读者似乎觉得作家都是了不得的人，只要说句话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看完后大多数信确实就扔进纸篓子里，不扔那里还能扔到哪里去呢7但有一个原则，凡是本市的读者来信我绝对地给他们回信。我怕有一天在大街上撞见他们，不好交待。（笑声）问：你愿读男读者的来信，还是愿读女读者的来信？
答：我愿意读女读者的来信，因为女读者的来信不但错字少，而且字也写得工整和秀气。更使我愉悦的是，女读者的信不仅有条有理，还充满情感，让我有种返老还童的青春感觉；（笑声、掌声）男读者的来信一般字迹潦草，有时竟能把我的姓名写错，邓字往往写成郏字，更多的是连事情都说不明白，你看了半天，不知他要干什么。另外，女读者的来信非常讲究，信封漂亮光洁，邮票贴得整齐标准，信纸也有美丽的色彩。男读者的来信有时皱皱巴巴地像干尿布，信纸常常和信封粘到一起，拆开时很麻烦。从来信中不难看出，男人越来越不耐心读书学习，但女人在学习方向却个个优秀。有时我感到悲哀甚至恐慌，我觉得21世纪的作家可能都是女人。
问：你在还是文学爱好者时，是否也给作家写过信？他们给你回过信吗？
答：我在爱好文学时，对作家崇拜得五体投地，把他们想象得犹如神仙，总觉得作家都住在很远很高的艺术殿堂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艺术造型，每一句话都是智慧和真理。我那丑陋的字迹他们肯定连看也不会看一眼，所以我就从不给作家们写信。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经发表了一些所谓有力度的，有思想的，有意义的小说后，突然看到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他那风俗画一样优美的文字，使我大吃一惊。我才恍然大悟地觉得小说原来还可以写得有意思，甚至有意思是更重要的。于是我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你老先生的小说把我过去的小说观念全部轰毁，但我认为是很及时也很愉快地轰毁，否则我还不知道会愚蠢到哪一天才能清醒过来。我觉得我的信不但写得真诚，而且还有水平。可气的是汪曾祺先生没有给我回信，这使我自尊心大大受挫。再后来我当然就看到汪曾祺先生本人了，并说了这件委屈，他大受感动，给我寄了本他的小说集，又给我写一个条幅：无欲则刚。现在汪老先生已经作古了，愿他的灵魂在天堂里快乐潇洒。（掌声）问：作为一个作家，你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吗？你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
答：所有的中国作家大概都会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因为你不懂历史就不会懂令天。麻烦的是历史都是用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字又是各种各样的人写的，这就使你感到有这样的历史和那样的历史。不过，这个麻烦却又会使你对历史既产生怀疑，但也产生了兴趣。你渐渐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律，几乎所有的中国皇帝都愿篡改历史，都愿意说他之前是最坏的，而他才是最好的。
元朝皇帝上台之后，简直就是篡改大师，不但把国家图书馆里所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文字精细地修改一遍，还把供奉武神的岳王庙改为关帝庙，岳飞反外族侵略的一生对元朝皇帝实在是不利，遥远的三国时代关云长倒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是这种恶劣的篡改竟然相当成功，至今关帝庙已风行全国，而可怜的岳飞只能缩在他家乡一带吃点香火。
坦率地说，有时我不太愿看历史，因为这会让你明白人生的轨道像驴推磨似的转圈。尽管有些学者乐观的说这种旋转是螺旋形，不是原地重复。但我还是悲哀地意识到，从生存的本质意义来说，所谓的未来不会有什么新鲜玩艺儿。
问：请问邓老师，不写日记的人能当作家吗？
答：我个人认为写不写日记与能否写作是两回事。很多优秀的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却从来不写日记，同样也有很多作家写日记也照样写出优秀的作品。我认识的许多经常写日记的作家，但没一个说他在写作中翻日记，也没有一个说日记对他的写作有什么直接的帮助。我断断续续地也写日记，但我创作时从来不看日记。
问：作家一般都很幽默，幽默是不是就没有痛苦了？
答：幽默其实是从痛苦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不是滑稽，不是乐观，而是一种对痛苦更深层次理解的智慧。记得“文革”时我挤公共汽车，车上一个胖子把一个瘦子挤得太厉害，两人暴吵起来。那个瘦子大概挤痛了，尖声尖气地叫唤。胖子说：听你的声音就不是贫下中农！瘦子立即反唇相讥：看你的胖样就知道是地主出身！全车的乘客顿时哈哈大笑。我深信在场的所有的人都会牢记那个幽默场面，同时也会更深刻地理解那个荒唐的年月。
不过，我们中国人还是缺少幽默。也许是过去多年搞各种运动吓的，一个个总是板着面孔在警惕着什么。领导讲话干巴巴的叫人听了瞌睡；报刊上大部分文章严厉生硬，读起来毫无兴趣；公共场所的用语更是让你心惊胆战，到处是坚决打击严厉制止违者必究后果自负及禁止和处罚等可怕的恫吓字眼儿，似乎大家都是屡教不改的罪犯。
我到俄罗斯去，发现他们说话眉眼总是俏皮地耸动，即使是发牢骚，也很生动深刻。例如，一个俄罗斯工人看到商店里的服装价格太高，一件皮大衣竟卖数百万卢布，他便幽默地问售货员——我可以买一只袖子吗？一些俄罗斯人讲幽默故事讽刺计划经济，说是莫斯科街头有两个工人干活，一个工人挥锹挖坑，另一个工人却在后面把刚挖好的坑掩埋。行人见到这种无效劳动很惊异，上前问其故。两工人理直气壮地回答：上级是派三个工人来干活的．A挖坑，B栽树，C埋土，但栽树的B今天有病没来上班，我们还能停下来不工作吗！（笑声）问：邓老师，据说作家经常有孤独感，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答：孤独可是相当高档的毛病，不是一般人随便就能孤独的。孤独是高雅，是清高，是深刻，是独特，是顾影自怜，是鹤立鸡群，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真正有思想的作家是孤独的，因为他没有人对话，没有人沟通，没有人理解他的思想。如果一个人住在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整天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深感孤独得要命，这个人就很了不得。即使这人是个神经质的病态患者，我也绝不敢小看他。不过，我也许太肤浅，所以我虽然写小说，却不怎么孤独。有时我想深刻，也就是想孤独一下，于是故意表情庄重，故意神态忧郁，故意在心里升腾悲哀。但折腾了半天，我还是不孤独。突然，我觉得我大概是真正的孤独，因为只有真正的孤独才感觉不到孤独。（掌声）问：你是靠个人努力，还是靠运气当上作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