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不爱吃无关紧要，但却是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同学们都吃的时候你也要像模像样地吃几口，不吃拿着显摆显摆也行。就像别人个个都娶了老婆，而唯独你一个不娶就会被另眼相看了。因此无论是口袋还是书包里，总是要放上一两个的。如果放上几个就很气派了，说明他们家买得起许多的月饼。如果装了一书包来，那就是卖月饼的小贩子了。我们班的戴艳辉在中秋节前一个礼拜就拿着月饼出现了，饼是上海产的五仁馅的，很惹眼。小时候不知道如何鉴别产品的质量，但对上海生产的东西有种先天的心理上的信任。因为故乡的人们家里大都会有上海的电视上海的手表上海的缝纫机上海的收音机上海的自行车，一堆的“上海制造”，反正是上海的东西绝对是好的，我们说一样东西好的话往往会说“够上海”。一个时代对一种物质品牌的绝对发烧，意味着物质的贫乏。物质贫乏有一个好处——人们的欲望不容易变得朝三暮四。
戴美女手中的“够上海月饼”一个星期都没舍得吃，差不多就连上厕所都要拿在手里。小学的秋天，戴艳辉手里的月饼出现时，我们知道，一个节日近了。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我悄悄把她的月饼藏进了她的书包，她找不到她心爱的饼时，气得要哭。那以后，她很长一段时间没理睬过我。我有些不屑，小家子气！
我不想说月亮，月亮早被古代的诗人说尽了。但是月华还是起来了，铺地银亮。大人们在院子里喝茶吃盐果子，孩子们边剥花生，边玩一种游戏：
“乒乓球比赛，妈妈叫我买菜，买了一把烂菜，妈妈告诉爸爸，爸爸告诉同学，奶奶告诉同学，同学告诉老师，老师告诉校长，校长说是秘密，谁也不许动。”
然后，我们互相对视，呆若木鸡，谁先动作，就算谁输。买了一把烂菜直接汇报到了校长那儿，我觉得不得了。校长不就成了工商所长、税务所长，或者消费者协会理事长？这样的校长是不是有点管不过来了啊。我知道周敦颐就在萍乡当过税务机关的领导，不知道他是否接到过买到一把烂菜的投诉？
校长管不管烂菜我不知道，但成绩好坏老师是肯定要管的。有一年中秋前夕的期中考试，我的数学只有六十九分，拿到试卷时，大有兵败如山倒之势，感觉真是大不如前。以前每次考试结束报分时，我的表情丝毫不亚于十几年前去过十几个国家旅游回来的人。
回家的路上，在巷口遇见一只招摇过市的彩羽大公鸡，鸡冠红得像我从老师手里领试卷时的脸。当时我慌慌张张把卷子折起来，垂头丧气地回到座位上，藏在课桌抽屉里一个人翻开来看。同桌凑过头来瞟，我白了他一眼：“关你什么事啊。”我的脸更红了，恨不得把这张试卷烧出几个洞洞来。几个洞洞还是不解愁肠，干脆全烧掉。烧掉倒是一了百了了，可老师说要拿回去给家长签字，你说要不要命？
大公鸡得意洋洋地走在我的面前，它刚刚获得了一只母鸡的爱情，走起路来像跳芭蕾舞的男演员。我踢了它一脚，它扑腾着翅膀飞出去很远，惊慌失措得有些莫名其妙。
因为过节，母亲做了一桌子好菜，父亲还喝了几杯陈年老酒。他大约忘了儿子一次正常的考试。席间的我表面镇静，若无其事，其实心怀忐忑。那时候，正在看高尔基的书，老记得一句“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我心里想，高尔基呀高尔基，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暴风雨就要来临了”确实言中了少年焦虑不安的心情，愈发的难过和不安。有些后悔借这本书看了，为借这本，我还写了一张保证书给姚丽琴同学。他们家据说和民国时期萍乡的一位史学家有亲戚关系，这位史学家在世时曾建有藏书楼，网罗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姚丽琴家是不是继承了先人的一些藏品不得而知，每次问她，她都缄默不语，反倒是神秘了。我写的保证书其实是一张纸条，每次借书，都要郑重其事地写上：叶华借姚丽琴的书，保证不折页，不在书上乱写乱画，包括打勾画线条（不管是直线还是波浪线），不能弄脏书页。如说话不算话，永不能再借。归还时，她会从头至尾认真检查一遍书有无污损，才肯把纸条还给我。后来我觉得写起来麻烦，就一直留着这张，到借书时就涂掉原先的日期，重新再写一个日子。借的次数多了后，日期都写到纸条的背面了。
丰盛的饭菜变得索然无味，我老在想着以什么方式把卷子拿给父亲签字。可是六十九分离他们的目标实在相差太远。我设想着种种场景，好让他在不怎么吃惊和生气的情况下签字。想象，像一个缺乏想象力的蹩脚导演。比如他喝醉了，拿出他的英雄钢笔，一挥而就，看也没看卷面，但父亲饮酒有度，甚少醉酒；比如他在高兴头上，趁机拿出，他或许也会签字，但这个风险系数比较大，因为周围还有母亲哥哥姐姐们，他们甚至比我还关心我的成绩，这样肯定要惹出一场激烈的批斗大会来；比如父亲在看书时，房间里只剩我和他，我态度诚恳，主动承认贪玩误学，或许会得到原谅和签字。这些想法在我脑子里排着队，鱼贯而出，又鱼贯而入，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把卷子拿出来。这个糟糕的成绩，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饭后，一个人躲在台灯下看书，脑子里全是吃败仗的挫折。我和那个乌江边上自刎的英雄有点相惜了。几次偷偷把卷子拿出来，又叠起，悄悄藏在书下。
屋外，月华饱盛长空，桂花的香气破开帘影，父亲和家人在院子里赏月言谈，在他们轻松的话语声中我愈加落寞。橘黄的台灯下，巨大的影子在墙壁上出神，像一只忧伤的雕塑。少年索性放弃了思想斗争，想象一只大雁飞过长空，可是它的翅膀之上依然绑着一纸试卷。
月光如雪，积雪在院间的黛瓦、粉墙、香樟的阴影间，如此良辰却非美景。渐渐有些困意，少年俯身在樟木书桌之上。半梦半醒之间，遇见一个青衫伦巾的古人。他面容如一卷古画，持书，看得入迷。我好奇得很，凑了头过去，锦书墨文：“萍乡历代考中进士一百零八人，举人二百六十七人，贡生四百四十七人。”我有些奇怪，是水浒故事吗？青衫古人长须飘飘，似曾相识。我问，是溪濂先生吗？他笑而不答，忽然问我：“你考第几名？”我惊出一身冷汗，就醒了。晚饭时，父亲和我说起过周敦颐在萍乡传播理学的故事，他的溪濂书院在故乡很出名，父亲恨不能穿过时代，把我送至其门下。我有些高兴，这门数学实在让我头疼，溪濂先生那儿肯定不开此课，哪怕让我学栽荷种莲，也比六十九分更有热情。
夜深了，微寒入帘，月华凝霜了。大人们已经休息，我不安地脱衣上床，一夜忐忑。
第二天早读时候，老师收卷子，同学们一个个上交。老师说还有五个同学的呢？我被点到了名字，犹疑地站起，支支吾吾。我的声音很小，比蚊子的呼吸还小。老师犹豫了一下，说，明天再拖，就叫家长来吧。话语很轻，却很有力量，我丝毫不怀疑她落实起来的效果。“啪”，断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手中的铅笔尖断了，差点扎穿了作业本。手心里全是汗。
下课的铃声，怅然若失。我如坐针毡。
吴军走了过来，悄悄扯扯我的衣角，示意我跟他走。吴军是我的副班长，个子是同学当中最高的，我们都觉得他哪天一定会长过穆铁柱的。他坐在最后一桌，我常常见他上着上着课忽然不见了身影，一会儿他又出现了，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老师从来都没发现过课堂上的细微动作。他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上了次厕所又回来了，我们觉得他简直是来无影去无踪。他神秘地把我叫到走廊一角，伏在我耳边说了几句话。我听了后很冲动，冲动超过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犹疑不决地把卷子拿给他，他干脆利落地在卷首签下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阅”字，然后添上我父亲的名字和日期，确实有些龙飞凤舞的样子。我有些后怕，怎么只写一个字呢？吴军有些鄙视我了：“你懂什么呀，家长签字都这样的，好几个同学都是我签的！”他很骄傲，仿佛拯救了一群水深火热的难民。
卷子交上去时，我的头埋得很低很低，比张爱玲第一次见胡兰成还低。老师推了推她鼻梁间的眼镜，端详了一会儿。我胸脯起伏，呼吸急促，汗水从后背冒了出来。心想这次完蛋了，肯定露馅了。老师看我的那几秒钟似乎比二十世纪还长，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像一个亢奋的诗人。老师突然问：“你爸爸说什么了？”脑子顿时一片空白。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我老觉得老师会问是你父亲签的吗，我一定会说：“向赖老师保证，是我爸爸签的！”这样说大概会和“向毛主席保证”一样让人信服。大汗淋漓，脱口而出：“爸爸说让我向周敦颐学习。”因为我刚刚瞟到教室里贴着“向雷锋叔叔学习”的图画。老师看我的眼睛温柔了起来，她相信了，因为周敦颐在故乡实在是读书人学习的榜样。
负重在片刻之间，如一尾羽毛，轻轻卸下。我激动地把自己的两个月饼全送给了吴军。我们那时的感情肯定超过了李白和汪伦，我对他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吴军送我情。”
《萍乡志》有记摘：“宋登科录，萍著且甚。郡邑志轶其名。”“宋熙宁二年，郡发解进士四人，萍乡居其三。”我梦中所见的一组数据“萍乡历代考中进士一百零八人，举人二百六十七人，贡生四百四十七人”，确实史出有据，父亲对此倒背如流，常常用来勉励他的儿子。宋朝是萍乡文化教育的鼎盛时期，如果是在九百多年前，一个考六十九分的孩子该如何孤芳自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