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花
案间，青灯一盏，灯花耿耿，如若有若无的归期。在暮色的人家。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灯花如诗人远去，唯剩下诗篇，我们永远无法与他重逢，诗人是物质，诗篇是精神，物质从精神中脱身而去时，美如薄薄的蝉翼。
少年时读“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山枕隐浓装，绿檀金凤凰。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远。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声。”觉得黛浅是想象中最柔情的境，读旧诗往往会出神睡去，夜半偶尔醒来，又睡在蒙眬的光景中，读温飞卿的《菩萨蛮》均感觉在这样的恍惚间。窗外，牡丹一夜经微雨，云帐之畔，竹风轻起，一灯如豆，古意盎然。
一灯如豆当然是想象，在一个浮躁的年代，能生出几许古意是有福气的，至少我如此认为。漂泊久了，总会要怀念故去久远的生活，这是旧病复发。怀念如风雨，“风雨送春归”，关键是我们还回得去吗？
古人对灯是情有独钟的。随手翻来，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搂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这首是我喜欢的，让人会有在尘世赶路的羁泊感，言中我的品质，因为我是漂泊的游子。周作人说，在悲苦中挣扎原本就是人世的自然，其实羁泊早已埋伏在我的命里。温飞卿《更漏子》：“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尹鹗《临江仙》：“红烛半条残焰短，依稀暗背银屏”；司空曙：“孤灯寒雨照”；何逊《临行与故游夜别》：“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周邦彦《早梅芳近》“隔窗夜雨，向壁孤灯弄余照”，《忆旧游》“凤钗半脱云鬓，窗影烛光摇”；最出名的大约是稼轩《青玉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抄书可以抄到手腕生痛。古人的灯火均有花下离伤的感觉，即使没有也是影影绰绰地浮着紫气且吹落霜花满袖。
灯花：不过是一盏给匆匆过客搭建的布景，你，我，世间的每一个均是过客。唯灯在，灯尚在，人世却是空的。
而想象中的灯，却有别于诗人们。我的想象是故乡的柚子花初开，是清水方砖上晕开的雨渍，是暮冬湖水的青蓝，是嵌在黛瓦间明瓦上的露华，是绣花针跌落在乌青水泥铺底上的响，均是流动的美，神清气朗，姿态悠远。我这样想，想必诗人们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我们毕竟是有别的：他们写，我读。
我的少年时代称油灯为“灯盏”，这是好听的，故乡大多会用煤油灯。但在我的记忆中它们用的时间不长，毕竟好景总是不长的。那时，停电是经常的，无数未知的晚间，家家户户的窗间总要透出淡淡灯花，昏黄的灯火在窗纸上摇摇欲坠，我且把它们当成青灯点点，我莫名地喜欢着这样的人间——散淡而微红的暖意。
记得家中的案几之上曾经有过一盏煤油灯。遇见停电，母亲就会说：“把灯盏点燃吧。”灯盏的火苗像一根翘起的兰花手指，若明若暗，很文弱的样子，如一个面色惨白的书生。我常常把手伸到它的面前，做出各种形状，影子就会在墙壁上生动起来。如看幻灯：有一只兔子，我的手一晃，它就在跑；一只笨头笨脑的狗，因为我扮得实在笨拙所以只好委屈它；一只飞翔的大雁或更像一只候鸟，它的飞翔是轻盈的，缘于它形体的简单；一只孔雀的头，等等。一盏灯火和墙壁的影子，遥相呼应，其乐融融。故去的日子总是如此，物质苍白，生活中却是佳趣不少。
煤油灯的结构比较复杂，分为铁制的底座和灯身，还有提手，灯身上有一个玻璃罩子，这个罩子大腹便便，像生产过后来不及恢复身材的女人。灯一罩下去，就不用担心火苗会被风吹灭了，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国营单位工作后一样高枕无忧。煤油灯的气味很浓，人在灯下久了，会流眼泪鼻涕的。有一回，我在灯下练书法，写得泪花闪闪，煤油的气味实在太呛眼睛了。父亲过来看，说了一句：“一板翻原。”意思是和从前的没什么区别，一点进步也没有。我很难过，眼泪偷偷地流得更厉害，滴得毛边纸上到处都是，竟然无从下笔了。
煤油灯的烟雾很大，灯罩过几天就被熏得黑黢黢的看不见灯花，这个时候的灯光是最微弱的，像一个残年老人的呼吸。母亲会说：“去把灯罩擦了。”我很积极，开始不得要领死命用抹布擦，结果越擦越黑，像越描越黑的历史一样。母亲就会笑：“懵股，要用毛边纸擦的。”“懵股”是傻孩子的称谓。毛边纸果然是好，灯罩被我擦得锃亮，亮过领导的额头和花花公子的皮鞋。这时往往会要被表扬的，我洋洋得意。洋洋得意是容易出问题的，灯罩常常被我失手打碎。一个夏天，连续打碎了十几个，巷口南货店里的灯罩都被我买光了。店里的服务员看我的眼神很异样，像现在我说文学的时候许多人看我的眼光。
也许是因为煤油灯不利于环保，渐渐退出了历史，各家各户都改用蜡烛，加上停电的日子愈来愈少，煤油灯就渐渐稀缺了。稀缺了就有了神秘感，就能轻易勾起兴趣。其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的文化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工厂学校居委会橱窗间的宣传图画，常会出现一名工人举着一盏煤油灯，发出万丈光芒的气势，下边再写上一行激动人心的“伟大的工人阶级万岁”之类的印刷体。印象最深的就是《红灯记》的海报，李铁梅粗壮的手臂擎起一盏光芒四射的煤油灯，煤油灯成了某种精神的象征。小时候不懂得象征的深刻含义，常常会无端生出纳闷，一盏煤油灯怎么可能光芒万丈了？我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老师很生气，半天都没有和我说话。
有一次我在学校无意间说起我家还有一盏煤油灯后，家里几乎就成了人民公园了，隔三岔五家里会来同学要看。我很得意，得意洋洋。日子久了也会觉得厌烦，推说找不见了。副班长王晓说要去看一次，态度很诚恳，差不多和入少先队时一样诚恳了。我有些犹豫，仔细回忆着看过了的人，确定他真的没来过后，我同意了，说晚上来吧。附加了一个条件：把那套《水浒》连环画借给我。我曾经借过好几回他都不同意，也算是雪憾了，不能说是“报仇雪恨”，毕竟我们之间无“仇”可报。
整个协谈的过程中，我表情严肃，这样才更能凸显出灯的神秘和珍贵性。其实我也没有装，因为八十年代中期的萍乡城里，煤油灯确实珍贵了。所以我的“装”不算得装。现代的许多人都比我装得好，有的装君子，有的装圣人，有的装学者，有的装教授，有的装专家，有的装诗人，有的装纯情，有的装淑女，装得跟真的似的。还有的更厉害——装孙子装得比真孙子还孙子，真是眼花缭乱应有尽有。不过有一种人大概没人会装：小人。这么多人的“装”都是无趣的，只有一样好玩，就是“装蒜”。
估计哪天学术横行了，哪家院校开设一下“装”专业，或许能生源火爆，门槛都要踏破的。这种场景只有当年皇帝在国子监辟雍处讲学时才能有此盛况，文武官员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那时没有话筒音响，全靠几名传话官，皇帝讲一句他们传一句，估计第一句传到最末的那位时，皇帝老师已经授课完毕起驾回宫了。这时候往往只有一个人会着急，古话早说过了嘛，“皇上不急太监急”。那些听讲的官员面色虔诚，可以揭下来做数副面具了。他们的虔诚是装的，他们都是读圣贤书出身的，说圣贤的书，皇帝还能说得过孔子孟子吗？群臣心里比皇帝还明镜高悬，趋之若鹜的虔诚是装给皇帝老爷看的。的确，装是一门手艺，装得不好就容易遗臭万年，南郭先生的命就很惨。装得好是可以横行天下的，为什么横行天下？装八只脚的螃蟹啊，八只脚的常常不仅可以横行，还可以霸道。
夜间，王晓兴高采烈地来。我把堂屋的门关了，然后关掉电灯，整个屋子顿时黑漆沉沉的，这是我想要的效果，在他来之前，我已经试验过好几回了。我听见了王晓同学兴奋的呼吸。我划燃火柴，点着了乌黑细细的灯芯，火焰由微渐亮，发出滋滋的爆裂的声音，那是灯芯有些微潮了。王晓把脸凑得很近，起码围着灯盏转了好几圈，圆乎乎的头在灯火前摇来晃去。我让他离远一点，他不肯听，看完下来，他的眼泪模糊，脸像刚从炭棚里出来。
那晚，我送王晓到巷口，他很感动地拍着胸脯：“看过了，看过了！”黑黑花花的脸上是很满足的表情。估计当年汪伦送李白的时候，李白也是这样地感动着。
和灯盏有关的还有一个夏日的黄昏。
余晖脉脉，熏红的暮色在院子里温柔地流动，不浓不淡的暮色。
院子里飞满了蜻蜓，蜻蜓的飞翔很纤弱——隐藏在微风的抖动中。它们有时会停伫在木桩或青石头上，它们很机敏，人刚走过去，它就飞走了。但是到了傍晚，蜻蜓们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了。我悄悄躲在它们身后，伸手一捏，就抓住了它的尾巴，仿佛轻易抓住了一个梦境。因为它们实在是太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梦境也是没有重量的。然后松开手，它又振翅飞走了。我选中了一只红色的，或许再也没有比它更纯红的蜻蜓了。抓了几次，又放了它几次，乐此不疲。我对它说，蜻蜓啊蜻蜓，你不能怪我啊，要怪就怪那个传说——它是灶王爷的马。神仙的马竟然是一只蜻蜓，难怪神仙们总是神龙不见首尾。其实，灶王爷让我觉得亲切，老想着他一定会有着小山一样凸起的啤酒肚，官服油光可鉴，还围着一条花花绿绿的围裙。灶王爷大概是神仙里唯一和常人走得很近的吧，柴米油盐酱醋茶，他全管了，民以食为天，天天要见面的。
神仙的坐骑被我玩弄了一通，灶王爷肯定要不高兴了，在他老人家的管辖范围里给了我小小的惩罚——晚饭时，吃出了异样，借着昏暗的灯花，一看，是只飞蛾，连忙吐口水，呸呸呸呸。我确实有些懊恼，说：
“炒的什么菜啊！”
父亲一个耳光打了过来：
“混账。”
青石旧巷
碧瓦朱桥，旧塔微斜，青石巷口，天空蔚蓝。
故乡的青石巷比比皆是，少年说不出它们的名字，却是如此的熟悉，像一首好诗，根本无需记住它的题目。故乡的人的童年都是从巷间走过，朝花夕拾，日出晚归，从风中归来，从雨间归来，从月下归来，斑斑驳驳的青石径早已为他们准备了经年的未来。
一径的幽兰，一径的童年，一径的众生。
晨雾起来时，巷间的人与物都是影影绰绰的，人们在浓雾间穿行，要碰到对方的鼻子了才发现。相见不如偶遇，哈哈一笑，看见对方发梢和眉间的雾珠。微白的阳光从巷口进来，阳光毕竟太年轻了，穿不透这浓浓的雾，骑着自行车的人逆光穿雾而去，头发和被风吹起的衬衣都镀上了一层银光。他擦着卖豆花的人挑在肩上的木桶飞过。卖豆花的人慌忙站住了：“哎……哎……哎，差滴几撞到了！”“差滴几”是差点点的意思，却比“差点点”要有韵味得多。他的抱怨是无用的，骑车人早已甩下一阵笑声消失，去向一个白茫茫的未来。
卖豆花的人是最早撕开这清晨的静的，他的“要水豆腐吗”的吆喝常常把少年从梦境中唤醒，故乡把豆花称作“水豆腐”，这样的称谓是豆花有了身份上的诗意，水做的豆腐是怎样的温柔啊。如是夏日，少年会推开门，把白瓷碗递给卖豆花的师傅：“来两毛钱的。”他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揭开木桶盖，褪下豆花上的薄浆纱布，漏出人间的春色。他动作麻利却轻盈，一瓢一瓢地舀进碗间，像舀起了一泓清泉。少年望见他额间细密的微汗，这会儿卖豆花的人是旁若无人的。豆花冒着白汽，嫩白盈盈，一汪月光下的积雪，少年真想摸一摸它，水盈盈的肌肤，粉嫩的怀抱。
有白发的老太太提着菜篮走了过来，她低头看了一眼木桶中的豆花，点了点头，说：“真格鲜。”卖豆花的朗声说：“婆婆几，舀点吗？”她摇摇头走了：“昨天刚喝过哦。”
巷间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人影晃动，浓雾渐散，仿佛即将谢幕的剧。巷间的脚步声，自行车的铃声，卖早点的叫卖声，水井旁女人吊水的声音，从阁楼上往路面倒水的声，兮兮刷刷，叮当叮当，咕咚咕咚，稀里哗啦，虽然杂乱无章，气息上却是安静的。有时还会有只白狗，它走走停停，鼻子东嗅嗅西嗅嗅，往前走了一阵，又倒了回来，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走投无路常常是自己选择的——若干年前，他张国焘也是从这条巷间背着青伞出去。一个热血的青年早知江湖的深远，他追随李大钊、陈独秀，意气风发，击舟南湖红船，年轻的他已是革命的先驱了。然而手握重兵时，他却执意与革命决裂，命运如玄黄落下：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惊涛骇浪，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莫以成败论英雄。
他的落下与白狗无关。白狗在电线杆下徘徊了一会儿，撩起后腿，电杆上露出一团湿白。少年见了，大怒，捡起一块青石扔了过去。它仓皇而逃，像云间的一条白练。电杆的粉墙隔壁是溪濂学堂，周敦颐先生曾经讲学的地方。大师门前撒尿，比太岁头上动土更无礼，你说可不可恶？
巷间，常常还会有鸭群穿过，不知是哪家的，呱呱呱呱，大摇大摆，它们是喜欢凑热闹的。少年背着书包上学时，常常会遇见它们，少年从它们的身后冲了过去，猛地一阵跺脚。鸭群惊惶失措，扑腾着笨拙的翅膀，东张西望地叫得更厉害。
双手插着裤袋走在雾间，雾水仿佛在少年的额头、鼻翼、耳畔呼吸，湿湿的，潮潮的，像一滴净水在素宣上洇化。自然的洇化，自由的呼吸，他感觉无比的舒服，比长大后心爱的女人的湿吻还要舒服。少年痴迷于这样的雾水晨光，后来读许多古人的诗，常常会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晨间的青石巷是忘形的，忘形而美，忘形之美是最干净的。
巷口的人家种有一架葡萄，在初夏的阳光里绿得丰满而自由，一串一串青青涩涩的果实垂在架下，茸茸沛沛的裹着一层淡白，这白是俗人是不能相亲的。少年总会遇见它，它安安静静地坐在巷口，如一位故人在若干年后的承诺间等他。
巷间还有一位老人，巷子里的人都不知道她的年岁。一出阳光，她就搬张竹皮椅子靠在门口的阶沿上晒太阳。她显得很神秘，神秘的原因是，她居然是日本人。那场战争后她就留了下来，留下离樱花开放的地方很远，远到没有期限，因为到死她也不曾回去。有一年，有记者拿着报纸兴奋地去找她，上边登着一则新闻，大约是关于某国政府同意给予慰安妇赔偿之类。她没有看，好像与她毫无干系，要和故去毫无关联，其实无需决裂，只需忘情。老人继续安详地晒着太阳，记者无功而返。少年对她的好奇则在于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不同到底在哪儿？后来，他看到一本书，说人之间的不同，大约在魂魄间。他又看书，书上说，用相机可以照出。少年喜出望外。
那天黄昏，风真大，巷间的香樟几乎都想往巷口的另一端跑，墨绿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少年暗喜，这样的天气在枝头，有些魂不守舍。他带着傻瓜相机出发，仿佛要去发掘一个历史的秘密。老人还在坐着，她的眼光凝滞，布满斑点的脸上没有表情，连瘪下去的嘴角都布满了沧桑的皱纹。少年有些心虚，远远地对着她“咔嚓咔嚓”，昏暗间的忽然闪光，让旧巷的一角显得有几分诡异，这是让少年无比兴奋的。他满怀期待地跑到照相馆，结果晒出的照片全都模糊不清。一个人的魂魄难道就是模糊不清的？少年大失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