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灵地的缅想·自序》好像觉得是胡君有意弃世的绝命之辞。他用近一万五千字的篇幅追忆了自己的“一生”，难道没有自奠的味道吗？最初“崇拜科学”的胡河清以为科学的未来也许会用实证的方式提供诸如宇宙有没有边际、人死后灵魂的去向等形而上问题的答案。可他最后却被“叶子发黄”的古书和大运河畔的古老房子熏染得“作出了生平最困难的决定”：与文学相伴终生。
这意味着胡河清悲剧命运的开始吗？他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触发了一种“隐士的暮气”；他上大学后从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庄子》，想在老庄哲学的净水中洗涤自己的心灵；他迷醉中国古典诗词，欣赏“日暮江岸送行舟”的惆怅意境；他被《黄帝内经》打开了“天眼”，沉浸到充满灵魂传说的遐想之中；他研读佛典，由失眠而安眠，洞见了佛法的伟大；他还修习了《易经》，强调《易经》代表着一种宏大的审美境界。
戴震曾有言曰：“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转引自：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6页。）胡河清“游心”于古人的智慧与气韵之中，可说“淹博”、“识断”、“精审”皆有其法旨，故一与当代文学相契合，便生机勃发，光彩照人。原来“心如古井，矢志于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研治”的胡河清，其实更热诚地瞩望着中国文学的未来。他预言着“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诞生，发现自己“古典式的恬淡心境也许不能保持很久了”。
由此，胡河清走向的是“梦幻、缅想”——这样能否弥补“游历上的不足”？
在二十页的《自序》中，胡河清一再提及他的“曲折经历”：我满月时就离开了那块大西北的“血地”。
我从小就居住在上海一所历史悠久的公寓里。童年时代时常被剥落的粉墙上爬行的光斑所惊起，似乎四周潜伏着难以计数的幽魂。
我在大约十五六岁的时候，又回到了生养我的地方。我当时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褴褛狼狈的，这可以充分表现出家境是如何的凄凉。我幼小的年纪，挑起了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生计。
少年时代的艰辛……
突如其来的身世变故使我失去了涉足高峻深远的灵地探险、游历、朝圣的机缘。
忆及自己的前半生，风和日丽的良辰美景甚少。
我无缘探究胡河清的家世，单从这些文字即可看出他的经历之“苦”及内心之“苦”。“凄凉”、“艰辛”、“变故”之类的字眼表明他对生命之苦实在不堪重负。据胡河清的朋友王海渭回忆，他在1986年已发生过一次精神危机，并留下了“我自杀之志是因为要还我清净正身”的遗书。黄河之子胡河清对“死”可以说早已置之度外，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他说出“心苦”、“厌世”、“乏生趣”的时候或已注定了三十四岁的生命已不可挽留。
我一再翻检他留下来的两本书，试图发现一些什么，我知道胡河清绝不是畏惧生活，他只是因为太热爱这个世界才决然而去的。两千多年前屈子投江是出于“怀乎故都”，而活得洋洋得意如郑袖之徒恰恰是故都的出卖者！真的是好人难活吗？世俗社会是一个人的前定，谁也无法逃避。有苟活者，有抗争者；有平庸之徒，亦有不凡之辈。死者已矣，人间世还是要一代代地活，问题是：如何活下去？
胡河清曾就此比较过王国维与钱钟书：王国维有西方理想主义者正面惨淡人生的严峻性格，却无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抗争勇气；又有东方佛学视尘世为悲苦心狱的阴冷，而无其既知善恶如形影之相随则诸是非于一体的圆滑。诚所谓聪明过头，自寻烦恼。此王国维之所以终于弃世者故也。
较之于王国维，钱钟书的“痴气”似乎要稍少一点。……钱钟书在对人情的激忿与对宇宙之“悲志”上均不减于王氏，但幸而他有一种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形象的特殊本领。（胡河清：《钱钟书论》，《灵地的缅想》，第94～95页。）
李劼在《胡河清文存》序言里称胡河清为“当代文化的共工篇”，并将其与王国维的自沉相提并论，这除了肯定胡河清之死的文化意义外，恐怕还有嗟叹他重蹈王国维死路的深意。胡河清指出了王国维弃世的文化渊源，同时也为自己结束生命埋下了伏笔。胡河清是这片土地上孤独的婴儿，他有赤子之心而无护心之镜，他一再谈起“审美”，最终却没有拥抱审美的人生。
三
胡河清内蕴深厚、感情挚烈，这一点无论是读他自己的文章还是友人的回忆都能看到。他作为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忘不了的是一个“情”字。朋友们忆及往事，莫不谈起胡河清重感情，他把仅有的两个杯子分一个与友人，他赠友人以远游时拍的风景照，他画一竹一梅与友人共享，或与友人长谈而不知倦……他的人情味每每显于言行，给人带来欢乐和遐想。而另一方面胡河清又爽直尖锐，不惜给人白眼，当面斥人为“海派”，或在文中明言不喜欢某人某文，真是快人快语不留情面。胡河清不是不洞悉“世事”，可他还是依然故我，悠哉论文，自在做人。
综观胡河清为文，多为阐释自我，他恣肆汪洋的论述往往超越了持论之文而另创天地。他不是采用学究式的方法进行挖掘，他的评论活脱就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胡河清如一探险者，不觉中已孤身一人走进一片幽远和神秘，走入了“缅想的灵地”。这时的胡河清是赫文斯定一般的英雄，我们单看他“在中国西北部天寒地冻的山间长途骑自行车旅行，在零下十多度的冬天打开窗户睡觉”（胡河清：《〈灵地的缅想〉自序》，第6页。）这样的举动，即表明了胡河清的冒险精神和顽强性格。表现在文风上，胡河清更如金庸笔下的独行侠，他持笔如剑，既舞出狂草般的美，又在要害处显身手。胡河清是颇有修为的“匣中剑”。他每每在文字间自鸣心曲，不忘有所寄托，毕竟他是托了文学之梦在梦游啊！正如《易·系辞》所言：“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观胡河清之文风气脉，确乎如此。这时他乐观积极，不露一点颓象。
胡河清不止一次地表露他的美好心愿，证明他骨子里实在是一个诗人。无论是谈到东方文化圣手钱钟书，还是论及武侠小说高手金庸，他都是以发现美、展示美的角度出发，给人以美的兴味。钱钟书谈艺的风度，金庸小说的诗性氛围，成了胡河清研究的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受益，这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文辞风格上。
胡河清极推重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认为它们是“叩开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宝山之门的钥匙”（胡河清：《中国文化的诗性氛围》，《胡河清文存》，第199页。）。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苟六艺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曷丧，清河可矣。”可见《谈艺录》实在是钱钟书自视甚高之作。他之所谓“麓藏阁置”正如胡河清所持观点相同：“许多古典文学的大师都是靠‘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而传世的。”（胡河清：《面对诺贝尔奖》，《胡河清文存》，第97页。）胡河清之于钱钟书，或正为其书之传人，他的博士论文《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人文世界探幽》正是对钱钟书所期“时日曷丧，清河可矣”的回报。为此，钱老还以抱病之躯致函河清：“‘刁无锡’称，大有追寇入其穴之致；整篇亦诙诡多风趣，不同学院式论文。然不才为博士论文题目，得无小题大作，割鸡用牛刀乎！惺惺不胜，草此报谢。”（钱钟书：《致胡河清信》，转引自《胡河清文存》第178页。）
胡河清指明了钱钟书谈艺风度的“逸兴”与“沉哀”，实在是看出了钱氏的魅力之所在。若非“逸兴”，不见其情致；若非“沉哀”，不见其深厚。唯二者融贯，方见真功夫也。
然胡河清虽知其为文而不知其可为人，他自顾追求“逸兴”而忘了用“逸兴”拂去“沉哀”。胡河清在好多处提到了《周易》睽第三十八，指出了此卦所含的对立统一的诗意特征。就此，钱钟书亦有论述：“睽有三类：一者体乖而用不合，火在水上是也；二者体不乖而用不合，二女同居是也——此两者皆睽而不咸，格尔不贯，貌合实离，无相成之道；三者乖而能合，反而相成，天地事同，男女志通，其体睽也，而其用则咸也。”（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6页。）
那么胡河清属于哪一类？他也明白“知其雄，守其雌”的微言大义，却没有守护好自己的薄弱之处，一任生命走向终极走向灵地。胡河清阴阳二气乖而不合，窃以为他骨子里藏着太多的幽怨和悲观，只是在文章中极少显露而已。或许这与鲁迅先生当年的处境相同，他一方面呐喊，一方面彷徨，他也失望也颓丧，却于文字间立铮铮铁骨，以责任和良心对待世人。胡河清不会没有这种倾向，他文字里的坚强实乃对古楼里的苦闷所做的救援和慰藉。他寄兴文章，是为逃避心灵的重压。可这种重压来自哪里？是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吗？你不能排除大气候的影响，而最不容忽视的还是胡河清本人。
我曾在1996年写过这样一句话：人在最孤独时自觉地返回内心，观照自身，他在自己心里流浪，他在最绝望之际终会找到生存之根。胡河清是生存的智者，他不可能过多地寄希望于外部世界，请求外部力量去救护他，他只能向自己求援。虽然他有那么多至诚至爱的朋友，也不能拯救他的心灵。胡河清太看重了生命，太看重了生命中的苦难。苦难使他骄傲，又成其拖累。他想超越痛苦，却使痛苦成了去也去不掉的“疖”。（胡河清：《马原论》，《灵地的缅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51页。），死作为终点消解了个体痛苦延伸的可能。
所以胡河清选择了死？
可他那么热爱生命，热爱文学：我……愿意……做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守灵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等到那血色黄昏的时刻，兴许我也不得不离开这一片寂寥的方寸灵地。如果真有这一日，我的心情该会多么惆怅呀。（胡河清：《〈灵地的缅想〉自序》第14页。）
可他还是离开了。
由此我愈加怀念海子。海子在《王子·太阳神之子》里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看成趣味，这是令我难以忍受的。”（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集》（西川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7页。）胡河清的“趣味”正在于他创设的艺术情境。他在艺术中永生，也在艺术中寂灭。可以这样说吗：海子死于对“趣味”的逃避，而胡河清正死于对“趣味”的沉迷。
胡河清曾在《史铁生论》中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艺术将不再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之道，而是一种寻找生命意义的方法。”胡河清视之为灵地的文学是他寻找生命意义的一种方法吗？在他文风如剑的外壳下，隐藏着他的志趣，也暴露出他的弱点。胡河清虽自明是鲁迅所称“青年不可读古书”的反面例子，并未从古典经籍中脱身走出，他浸淫于“《易》，无思也，无为也”，“梵音海潮音”及术数相法中，像复活在龟甲竹简中的末世精灵。他为中国文学守灵，无形中已被一双魔爪俘获。胡河清太钟情太迷恋古典与神秘，他自命以传统文化为切入角度的当代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他试图复活儒术道玄的张本。且看他赞赏孙犁的“谦退”（“儒”的优容性格），马原的佛学义谛，阿城的道家哲学，其实质是努力拉着这些作家进入他的言说范围，试图宣扬他在古文化中所汲取的“千瓢水”。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善良的意图，胡河清的确还想发挥他文字的教化作用，他还是以“介入”的姿态写作的。
然而你能说胡河清对古典文化的认识不客观吗？非也。单从他批评相术、气功的文字就可看出胡河清实在是看透了某些故弄玄虚的东西实在是骗人的把戏。再如：首先，像《易》、《老子》、《内经》等虽然包涵着相当高深的智慧，但它们毕竟是建筑在猜测和直观经验基础上的，因此较之现代科学还存在着极大的距离。其二，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僵化思想模式的束缚，中国远古时代所有的伟大精神文化已经停滞不前且受到严重歪曲……
因此我认为，文学家对道家应持的态度，同对待中国古代的其他学说一样，必须划清它具有高超智慧的部分与封建性糟粕部分的界限……（胡河清：《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思想的沿革》，《灵地的缅想》，第155页。）
我不认为胡河清已自觉把握了古典要义，相反，他在有清醒认识的前提下进入了对古典文化的沉迷。他沉迷在《周易》所建构的庞大先验论神秘体系之中而无法自拔，开口必言“易”，似乎一切都可纳入阴阳八卦的玄机之中。他论贾平凹时，说“西北乃乾位所在，为八门中两个吉门之一的天门。而‘贾’字就姓得巧。拆开来看，无非就是西部的宝贝”。“‘平凹’两字的寓意大概更复杂了，据我的看法，这中间也含有‘阴阳’的意思。”（胡河清：《贾平凹论》，《灵地的缅想》，开头不也联系到了戴震和海子吗？此想作一闪念则可，若深陷其中，失矣。
胡河清不仅以此为文，且以此关己。他一再申明自己的大限为三十，从名字上得出“河清”无望，生命难再的结论（黄河怎么能清？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他批判术数相法实骗人之道，却在《灵地的缅想·自序》开首就说：在三十岁的时候，我有幸碰到一位密宗高人，她见了我就大嚷：你怎么倒是活下来了？你这人要是一直呆在“血地”是很难存活的呀。这倒似乎说得有点入谱了。因为我满月时就离开了那块大西北的“血地”。如果继续呆在那儿，便正好凑上三年自然灾害席卷黄土高原的时代，一切就很难说啦。
——紧接着胡河清又作看似轻松的转折：“当然从小斗雪傲霜，身子骨比现在锻炼得更结实也未可知。”虽然如此，仍然难以掩饰他内心的归属意识，他是在默领，他是已卜定大限之日的花瓶，他惊诧地欣赏着花瓶的完好无损却失手把它打碎了。
实际上胡河清已陷入神秘主义的谶纬学说旋涡之中，他以此解读文章、人生，怎能不失之于臆断、痴想。胡河清试图以此超越学院教条，并师法金圣叹老先生，以小说笔法论文，这不能不说是文章做法之一途，可我又觉得这其中有标新立异的成分。胡河清像生不逢时的世外高人那样念念有词，不时发出惊人语，说它诡奇倒也诡奇，缺少的还是服人之理。胡河清苦心经营的国学大业，实乃一太虚幻境，它开了胡君的“天眼”，又蒙蔽了他的心灵。《易·系辞传》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胡河清略显矜持的外表下藏着他收缩太紧的心，他的阴柔之气太盛而处于静止封闭状态，拒绝了更生、突变的机会。特殊的个人际遇和文化背景使胡河清在劫难逃。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