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写作深挖国民劣根性，老舍到美国走了一遭还是归于“京味”，即便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非主流作家，一个心远边城，一个神浸沉香，还是与传统的中国情怀与中国之心一脉相承。及至当前被众多作家尊行的“弘扬主旋律”、“为老百姓写作”、“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底层叙事”、“打工文学”）、“三贴近”等原则、观点，也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论”的进一步发展。仅以历届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历年的获奖作品为例，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历史的天空》，从《赵一曼女士》到《一个人张灯结彩》，即不难看出，我们的作家不但没有远离传统，而且很传统，很中国。以其中极负盛名的《白鹿原》来说，虽然作者陈忠实也自陈从《百年孤独》得到过启示，但是除了那个“引以为豪壮”的开头，又能找到多少马尔克斯的影子？它所呈现的只能是所谓的“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再如未曾获奖的《檀香刑》，不也是以“传统”见长？莫言不仅在结构形式和语言风格上刻意本土化，而且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书写传统文化的大制作。还有张炜的《古船》，尽管其中的隋抱朴常年研究《共产党宣言》，但是小说所体现的传统精神、社会意义、历史价值，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气派。
面对听众的提问，尝有论者感喟：像莫言那样具备“中国之心”、“中国情怀”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果然太少吗？在我看来，鲁迅、老舍写出的“国民性”、京味小说，或正是“中国之心”；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笔下的边城、呼兰河、上海往事，或也有“中国情怀”；即如韩少功、史铁生乃至残雪的作品，竟或也含藏“中国之心”、“中国情怀”。为什么诸多评论家都叫嚷中国文学缺少民族性呢？为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认为中国作家的总体趋势是向西方投降呢？为什么他们看不到那或多或少或美或丑的“中国情怀”、“中国之心”呢？举凡当代中国作家，绝然不只莫言能够胸涌“中国情怀”回到乡野，回到民间，表达出对世界浑朴、自然、直接的感受，绝然不只他能触摸到“中国之心”。这样的作品闭上眼便能摸出一大堆，只是有的尚可一觑，有的不忍卒读而已。像贾平凹的新作《高兴》（也可包括以前的旧作），难道还不够“传统”吗？简直太传统了，写农民进城，塑造“新农民形象”，对所谓小人物、底层给以温情的关注，老贾义不容辞充当了“宏道”之人，不正可充当评论家们所呼唤的中国文学之“大家”吗？
那么，为什么众多评论家都要宣称所谓“灵魂意义上的文学”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呢？若是引用几句《圣经》，叫几声上帝，安几个灵魂，就算作西式的“灵魂”建构，未免太抬举了那样的作品。检点一下曾经过眼的小说及作家言论，除了有人在小说里引过几句《圣经》，有人说过几次关于耶稣、天国、窄门、宽门的话，似乎只有北村的《和上帝有个约》以“源自希伯来传统的神学框架”为依托，找到了“用来发问的立足点”，并以此获得了评论家的肯定。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真正像模像样地操持希伯来语法的作家，实在少得可怜，像北村这样克服了语境的困难，写得像那么一回事的，更是极度稀缺。要我说，这年头，还有几个人顾得上“和上帝有个约”？充斥耳目的多只是广告文学、欲望文学、微笑文学、变态文学……少见的偏偏是与“灵魂”有约的文学。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部分作家，他们也在急三忙四地翻《圣经》，也在挖空心思地画灵魂、写救赎，他们目的无非是蒙高度、装深沉，也蒙那帮举着探照灯找“灵魂”的评论家。
“中国文化中精神的缺失导致当今的文学不能生长、发育，就像一些长着娃娃脸的小老头，永远是那么老于世故，永远能够自圆其说，具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匠人的精明，却唯独没有内省，没有对于自身的批判。（苏静：《“回归传统是一出拙劣的滑稽剧”》，《中国青年报》，2007年6月18日。）”这是残雪对传统文化提出的批评，太老、太传统，或许正是当代文学的症结所在，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她说的“全盘向西方经典学习”，但是我相信中国作家根本欠缺的，绝对不是唯用、唯道、唯命等等这些传统中老于世故的“大统”，而是对这些“大统”清醒的自觉与审查。一味地回归“传统”，执拗地张扬“大信”，好像一经“自我的体认与修养”便“人人皆可为舜尧”，这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果真这般好用，为何还有那么多没有“人格”的人和没有“人格”的文学？这种把自我供成圣人的“大信”，除了助长自私和虚妄，真能造就“大家”吗？传统中有实用，也有梦想，有形下，也有形上，有自足，也有缺欠，我倒是希望中国文学能够冲破这些“大统”，重新发现那个被挤压、被掠取、被掩盖、被尘封了的真正的“中国情怀”与“中国之心”。
重建“大统”，是不是太过自恋（反过来也是一种自卑）？为什么老有人说中国作家在整体上跑偏了，偏到所谓西方建制上去了？莫非中国作家只要断绝了不清不白的海外关系，就会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茁壮成长，结出光辉灿烂的果实？
问题绝非这样简单。
在我看来，评论家们之所以得出他们的西化主流论，要么是故意危言耸听，要么就是因为，他们故意只看到那么几个“代表作家”，借以高屋建瓴，发表他们的宏论。当评论家只关注那么几个合口的作家，作家只盯着那么几个评论家的脸色时，中国主流文学除了在作家和评论家之间暧昧地媾合，或者隔着十万八千里自说自话，还能指望它做出什么好事？
而且，如果非要说西方的思想观念有毒，那么，抢先中毒的，直接中毒的，中毒最深的，恰是某些搞理论搞批评的。是他们操着混乱的语种拿着混乱的标尺，把中国文学吓傻了搅浑了。并不是中国作家写出了夹生的“外国文学”，而是中国的文学评论家惯常借用西方的脑筋审思中国文学，惯常写作一种随时可能夹杂着简装英语的洋泾浜文论。
所以，中国的评论家谈论中国文学，最拿手的本领就是套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思想观念。他们给中国文学或挂上十字架，或披上燕尾服，再将其一股脑儿赶进他们蓄意编织的笼子中，就如同施展了障眼法，兼且言之凿凿，再经历久日深，故而乍眼看去，中国文学好像真的已经大面积、大规模地“洋化”。不仅场外的观众，连同装在笼子里的模特儿，都毫不含糊地相信：西方文学的毒素不仅已经疾在中国文学的肌肤腠理，而且渗入肠胃骨髓，庶几“无奈何也”。于是，造笼子的评论家又反过来指责中国文学不够中国，所以必须打碎笼子，把披挂在中国文学身上的洋玩意尽皆毁掉。这才是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现实，事实上正是评论家过于沉迷于来自西方的理论建构、学术标准，喜欢拿捏着洋腔洋调说话，才为我们涂抹出一幅玄虚不实的文学图景，而终至“文学死了”。
就如那位喜欢判死刑的诗性学者，他借已立论的依据却正来自西方。当他试图穿上“传统”的长袍时，还没来得及把西来的“毒药”洗掉，所以我们看到和闻到的只能是半生不熟的“古典大统”和挥之不去的贴牌香水味。在那篇呼唤重建“大统”的文章中，仅四千余字，“文本”一词先后出现了二十七次。在八百字的段落中，他就能左一个德里达，右一个福柯，仅直接引语就二百多字，用所谓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来谈中国文学的大统，用“文本”、“话语”、“三位一体”来讲中国古典文学，果是饶有趣味，确然耐人寻味。
再如被评论家目为舶来品的“希伯来灵魂”，不正是常挂在他们嘴边的一道可口菜吗？有强调“灵魂写作”，强调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的；也有提倡“灵魂叙事”，提倡灵魂救赎的……一些堪称“庞然大物”的评论家，难道不正是灵魂理论的积极“建构”者，怎么没人指责他们跑偏了呢？更为吊诡的是，有的评论家在反思抨击过西方建构之后，似乎很快就忘却了他要提倡的中国气派，反又不厌其烦地“拿来”和运作“灵魂”。他们在发表言论时，还是常常怀着极高的期待，到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捕捉“灵魂”。他们惯用的、喜用的还是希伯来的灵魂话语——不排除这些“灵魂”都有其特定语境，但是无论他的字面意义是什么，我们都有理由说，评论家的确在为非国产的灵魂“构建”添砖加瓦，他们才是鼓吹中国文学追赶灵魂的领喊者。当评论家的兴趣仅限于制造种种“说法”、制造种种新术语、新名词，不仅不尊重文本，而且不尊重自己制造的“成果”，今天这么说，明天又那么说，刚提倡过精神叙事，又去批判灵魂叙事，刚提倡过“中国之心”，转过来又批评人家不够“灵魂”，这种只有立论没有立场的评论能有多少力度和信度？评论家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分裂”，怎么就没看到文学评论的“分裂”？
许多文学评论家正是这样，一边骂中国作家分裂，骂西方观念该死，一边却拔下人家的卷发，做成假发戴到头上，充当起义正辞严的大法官来。他们摆出“中国文学之假”作为假想的受审者，好像真的握有绝对真理，占据了绝对的道德优势和理论优势。可是我要问的是，应该出庭的究竟是谁？在审问别人之前，作为公诉人的法官大人是不是应该先审审自己？
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理论，那些又是建构又是重构又是解构又是语义学符号学叙事学又是人性灵魂终极价值……等等说法，哪一个不是我们的理论家、评论家从外边倒腾过来的？中国作家的一大特色就是大多师出无门，不少人没受过正统的学院式文学规训，很少有人系统或深入地研究过西方理论，有的也只是吸点虚无缥缈的“二手烟”，间接地受点“毒害”。他们之所以被抱怨太过西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学观”，大部分功劳要归于理论家、评论家。正是我们的专家学者，无私地传播了他们的西方观念、西方标准，才使中国文学陷入一种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评论家本人对传统就说不出多少所以然来，他们自身就缺乏解读“传统—中国之心”的功力，却单单指责中国文学被西方文学观念侵略了、殖民了，这是不是有点养虎为患的味道？我无意指责那些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开路者，只是想说明：一方面，评论家在用西方话语模式、西方评价体系来解读、评判、校正中国文学，将其诱引到他们设计的迷津中；另一方面，他们又反过来说中国文学偏离了跑道，掉到了希伯来式的陷阱中……究竟是谁中了西方的“毒”？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文学并不缺乏“中国式体验”，缺乏的或许只是作家对这种体验的把握力和表现力，以及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感知力和理解力。在这里，我无意评价“灵魂叙事”、“中国之心”孰优孰劣，只想表明：按下中国文学是否过分希伯来灵魂不说，只说评论家是不是具备了评价中国文学的“中国之心”？我们的评价系统、审美尺度乃至价值标准是不是立足于本土，够不够“中国特色”？如果你本人戴上了进口墨镜，便看什么都是洋的、不顺眼的，便把自有的和“拿来”的一并斥为外来货，反骂人家没有中国情怀、中国精神，岂不是一种无理的话语霸权？
由此可见，文学理论评论家的任务不应只是制造“宏大声音”，不应只用某种论调去调戏、奚落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去伪存真，探索和发现它的可能性，才是理论评论家之正途。作家、理论家都不该偷偷摸摸地勾勾搭搭，又明目张胆地同床异梦，只有双方相互敞开了心灵，放宽了眼界，才有可能发现中国文学的拐点与隐秘，从而上扬真正的中国传统，炼出真正的“中国之心”。
现在，有人喊过“西方文学观念死了”之后，究竟什么还活着，什么已死去？
到灯塔去？在深渊中？
几年前，我在一个杂志做编辑的时候，曾跟一些文学爱好者打过交道。虽然他们多为“业余作者”，亦不乏俊才，有的人冷不丁就拿出了漂亮的文章。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有不少人像是被文学魇住了，显得愣愣怔怔神经兮兮的，让你拍不得打不得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