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王锡桐起义失败最终去向之谜

王锡桐是宁海北乡大里的一个秀才，一向执教乡里，常以先贤方孝孺的气节自砺。“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在乡里威名卓著。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十二日至三十年四月间，王锡桐带领广大农民和反洋教群众，以反教会党“伏虎会”为骨干力量，发动了民间起义。这次起义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其在客观上对清朝统治形成了冲击，同时也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清咸丰后期，跟随西方军事、经济侵略的脚步，打着平等爱人旗号的西方天主教，大举向中国沿海与内地进行渗透，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大肆压榨剥削中国人民，激化了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王锡桐起义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发展起来，史称“宁海教案”。

清咸丰（1850—1861）以后，宁波地区的法国天主教会勾结地方官府，在各地广建教堂，发展教徒，扩大教会势力。而且教民经常仗势欺人，如遇上旱灾，教会的教徒在锄柄上挂上十字架就可以优先放水灌田。

此间发生一件事：宁海城内的天主堂司铎王巨川（又作王加团），在南校场圈地两百亩占为己有。于是，群众将之上告到县衙。公堂传审时，王巨川昂首站立，而百姓则下跪，形成鲜明的对比。知县袒护教徒，最后竟判决圈地有效。民众仇教积怨日益加深。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里教徒王品松夫妇轮值祀田，却不肯按族规扫墓祭祖，甚而辱骂祖宗和代他祭祖的人都是魔鬼。其叔王定中盛怒之下，打了侄媳刘根香一耳光。不料，刘根香在第二天上城找吴神甫哭诉。吴神甫得知后，逼迫知县叶纫兰派出四名差役随一名教士（坐轿）持“火签”至大里抓人。此时，持教于村塾的秀才王锡桐挺身而出，折断火签，捣毁轿子，并仗义执言道：“叔伯打侄子有何了不得？县衙竟以火签抓人，无乃太过！”

为免连累乡里，王锡桐随同差役至县衙评理。叶纫兰将锡桐软禁于县学，令其“反省思过”两月，与此同时，逮捕王定中入狱，使其最后屈死狱中。

是年六月，王锡桐获释返大里后，以“天主教恶贯满盈，天怒人怨。今北方义兵蜂起，正吾侪驱除天主教时矣”相号召，创立反教会党“伏虎会”。随后，王锡桐率众焚毁大里、中胡教堂，惩戒了四邻各村80余户作恶教徒，为乡民申冤。百姓扬眉吐气，纷纷追随“伏虎会”。

清政府迫于法国领事和浙东天主教的压力，撤了“护教不力”的叶知县。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孙启泰上任伊始，即率士兵数十人至大里缉拿王锡桐，同时着人修复被焚毁的教堂。王锡桐闻讯后，远走慈溪避风头。一场教案，暂告平息。

是年四月五日（清明节），王锡桐潜回大里。大里、中胡教徒遣六人前来行刺王，结果未遂。伏虎会弟兄对天主教的怒火再度被点燃，在追击刺客的过程中，又一次焚毁了重建中的中胡教堂。

六月，孙县令佯装有要事相议，诱捕了王锡桐。时传王锡桐不日将处斩，塑佛匠陈阿三获悉，连夜赶至大里报讯。当夜，王锡桐的妻子陈茂英鸣锣集众上城，一路呼吁，沿途群众纷纷追随。翌晨至城已达数千人。陈茂英等人跪地焚香于县前求放王锡桐不得，一时群情激愤，闯进县署，劈监救出王锡桐及在押难友。

事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勒泰出面干涉，逼迫孙启泰交出王锡桐，并改派温州人朱国光为宁海神甫。

七月，孙启泰赴大里捕王锡桐无着，火焚大里部分民房后即辞官，由程云骥代理知县。程一味媚教，朱国光骄横跋扈，天主教徒更加猖狂。县署中人见天主教士，无不侧面而轻足。朱国光给教士严仁杰、罗仁寿、王巨川、麻爱经各执“札谕”一道，横行乡里，寻衅滋事。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阎（严）罗王，魔（麻）头鬼”。

王品松的妻子刘根香更是同朱国光勾搭成奸，平日里充当着朱国光的代理人，负责查究王锡桐及其追随者。如此一来，王品松夫妇更是无法无天，对于两次闹教稍有轇轕者即绳牵株连，挨户敲索，扰得村村鸡犬不宁，人人切齿痛恨。

而此时的“伏虎会”则群龙无首，于是大家就推选王定锡去寻访王锡桐，希望他回来领导大伙作斗争。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王定锡在临安上竺村找到了王锡桐。听闻家乡父老乡亲正在苦难中煎熬，王锡桐决定立即启程回乡。途经镇海的时候，他还拜谒了抗法名将吴杰，向他诉说反教事宜。吴杰回复：“内地事，汝自任之，倘有外兵来，我当不令一兵一卒入口也。”得到他的支持，王锡桐胆色益壮，扬言“奉端王密谕委剿天主教”。

回到大里后，王锡桐组织大里邻近各村群众，发动宁海、新昌及宁海与奉化边界“伏虎会”分支弟兄，联络西乡桑洲白岩寺住持礼释和海游同学章韶的反教队伍。

同时，他草拟《灭教保国》文告，历数天主教罪恶，订立不打官府、不扰商家的策略，提出“打倒天主教，活捉朱国光，先杀阎罗王，后斩魔头鬼”的斗争口号，声称起义灭教是为民除害保卫国家。四方群众，群起响应，从者如云。

同年八月十三日凌晨，一支以农民为主体，有手工业者、商人、乡绅、僧侣等参加的起义队伍从大里向县城进发，王锡桐骑马先行。附近事先已有组织的群众，纷纷携带土铳、刀枪、锄头、棍棒等加入队伍。

行至提树岭，宁波参将周有胜约见王锡桐，要求谈判，并提出“如不进城，愿赏银数千两”。王锡桐愤怒地拒绝道：“城可不攻，银两不要，必须将朱国光、严仁杰、罗仁寿、王巨川、麻爱经五人之头送来。”谈判未成。

中午，冠庄乡董潘秉璋（潘天寿的父亲）等人焚香设宴，款待义军。午后至城，人几近万，威势大振。

当时巡守宁海县城大小北门的是巡察右旗管带刘明焯。他见到义军如此大队压境有如潮涌，即欲开炮震慑。知县萧庆增认为，这万头攒动、肩负出头龙刀的皆良民百姓，言道：“我为民父母，义无杀民之理。”遂阻止了刘明焯。义军很快捣开城门，蜂拥而入。

王锡桐率队占据了城隍庙为司令部，一面揭发天主教的二十条罪状，宣传起义宗旨，张贴“安民告示”：

一、官府为民父母，毋许唾骂，如违立斩；

二、监禁系王法所在，毋许喧动，如违立斩；

三、当铺官商以义为利，毋许擅入，如违立斩；

四、买卖须现钱交易，毋许贪贱厮闹，如违重责；

五、抄灭教堂，为民除害，如有藏匿剧恶教徒者，一体同罪；

六、耶稣无事，毋许倚众侵凌，违者斩。

一面按计划分头出击，竺才金率领一支队伍攻天主堂，找不到朱国光，即火焚教堂。叶崇涓领队搜严仁杰、罗仁寿、王巨川，无着，并烧毁教首房舍。

其后，朱国光在生泰烟店楼上被“飞毛腿”刘望来抓获，王锡桐令陈阿三等押至南校场处死示众。因群众的强烈要求，朱尸更被开膛剖腹作十字，断刖四肢，且将首级、四肢分悬各城门以雪众恨。

次日，将罗仁寿斩首于黄坛之下。麻爱经俘获后被保释，旋即出家为僧。时值秋收，王锡桐与各路义军首领商议后，均回原地待命。

王锡桐起义使中外为之震动，清政府随即联合法军对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法国巴斯卡尔号巡洋舰驶入甬江示威，并致函浙江巡抚限七日内擒获王锡桐。台州知府徐承礼坐镇宁海，命海门镇游击黄文琮率练船四艘，威远轮一艘，驶抵三门湾。宁波府亦派员领兵数百，偕法兵数十来县。

是年八月十七日，徐承礼即领兵分五路合击大里。王锡桐毫无畏惧，竖义旗，吹号角，率义军英勇奋战，多次打退清军进攻。八月二十日大里失守。清军入村，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一时山谷中哭声动地，村中火光冲天。王锡桐等撤至后山天打岗，决定分散隐蔽，等待东山再起。

王锡桐从此出走，不知所踪。

此役，大里村被杀义士和群众共八十余人，房屋被烧三十多间。有十九名起义骨干被捕，其中叶崇涓、董麟有、章高成、赵玉圣、王树和等人，于九月初五就义于南校场。

八月二十五日，清军围攻桑洲白岩寺。礼释和尚早有准备，率众据守谷口，开枪迎击。经数回合后，力不能支，退守寺内，随即被清军包围。礼释等从寺后突围，不幸中弹身亡。同时牺牲的还有海游周秀贵等十余人，被捕的有二十余人。午后，清军火烧白岩寺，被困寺内的义民和僧侣一百多人都被烧死。之后，在各地被捕的起义骨干尚有王幼生、陈阿三、王老六、孙喜志、胡修培、竺兴欢等。

虽然威震浙东的王锡桐起义被镇压，余部仍打着“王”的旗号，在新昌、嵊县一带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

清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清政府与法帝国主义、天主教签订了《宁海教案议约》并赔款白银十万两。

1904年，“伏虎会”并入“华龙会”，在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的推动下，成为革命的同盟军。

宁海县文史专家王艾村经多方考证后，提出其观点“王锡桐起义失败后，终至逃亡海外，在荒岛渔村了其余生”。王老先生认为，社会上那几种猜测性的说法都有纰漏之处。

一说，王锡桐在兵败后退隐山林，最后出家为僧。这在当时清政府高额悬赏缉捕的情况下的确不无可能。但是，为何直到辛亥革命之后，王锡桐其人还是杳无音讯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悬赏八千金而卒不获的王锡桐“随徐锡麟至皖”，“入秋瑾所办之大通学堂”，因此，一些学者推断其“继续投身革命，最后为革命捐躯的可能性较大”。然而，一个本来就颇负声望的“伏虎会”会主，起义受镇压之后更是悬赏八千金严拿的“朝廷钦犯”，人们曾拿身家性命庇护过他，其终冒死“参加革命”，这该是浙江革命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他“为革命捐躯”了，何至如此默默无闻？何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呢？

辛亥革命前夕，就是徐锡麟和秋瑾的皖浙联合起义。然而，曾“为丁未皖浙案情而作”《浙案纪略》的陶成章先前大肆地渲染王锡桐与伏虎会，却为何对其“为革命捐躯”毫无记录呢？因此，王艾村先生对王锡桐后来参加革命并最终为革命捐躯这个说法抱有他见。

在王艾村先生的《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实事求是地评介王锡桐起义》一文中，他对自己的考究过程做了详细的记录：

大约在1957年，宁海深甽供销社的青年采购员胡昌瑞到舟山群岛采购水产。一天船泊黄龙岛的一个埠头，在与一个船老大的闲谈中，意外地得知王锡桐在当年造反后逃到他们的这个岛上隐居。

于是，他好奇地按照船老大的指点，走进一个小山岙庙堂旁的三间小平房，顶着社中另一位职工王奕辉的名字，访晤了那边的主人：女主人似比较年轻，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和十来岁的女儿。男主人五十开外，他承认他逝世多年的父亲是王锡桐，并热情地沽酒做菜接待这位远隔重洋的同宗客人，频频向他探问大里的王氏排行和人事情形，并表示明年将带些水产海货到大里去认1998年5月，王艾村先生曾与宁海政协文史委员的同志一道，渡海去黄龙岛追寻王锡桐的遗踪。历经40年的人事沧桑，经多方实地采访调查，当年自认为王锡桐儿子的主人名潘林昌，这是因为他系王锡桐入赘潘家所生，按俗规必须姓潘。潘林昌又早年丧偶，娶了小姨子做续弦。惜乎潘林昌已于1960年前后逝世，继而其子亦亡。王先生好不容易找到了现年77岁的当年那“较年轻的女主人”，此人名王荷花，她作潘林昌“掩房”时，潘林昌父去世已20余年，只知他是台州人，姓王，人称“台州爷爷”，其他情况她再也说不上什么了。为能找到一点实物例证，他们向潘姓堂房子孙查询“台州爷爷”的墓地，得到的答复却是当年生活困难，筑的是乱石坟，无碑记，且这乱石坟也在早年兴建学校时给平掉了。

很多人都相信，王锡桐的最后隐居地是在舟山嵊泗的黄龙岛，此岛以中间黄龙山为界，北属江苏，南属浙江，为一处三不管的悬水岛。据说王锡桐来此后，入赘一潘姓家中，育有一子，叫潘林昌，后就在这岛上度过余生。1998年，王老为此还亲自到此岛寻踪觅迹。可惜时过境迁，王锡桐的后人均已过世，遗址亦已拆建。当地人只知其祖来自台州，本姓王，其他一无所知。王老无法找到王锡桐遁迹此岛的可靠实证，引憾而归。

王锡桐究竟去了哪里？虽是众说纷纭，但均难圆其说。

王锡桐自从大里隐退后，曾一度在新昌、嵊县一带逗留，这从他的次子王尔金的回忆中可证。当年王尔金与其母在新昌俞春山家见过父亲一面，不久音讯杳然。只有王锡桐的亲翁胡桂山对他的去向似乎有所知情，曾作诗曰：“教势已衰初愿遂，不妨藏尾付神龙。”指明王锡桐的反教初衷已实现，在清廷严密搜捕下，只得隐姓埋名，以免落入罗网。

2009年11月中旬，应可均先生曾到新昌县大市聚镇东宅村、香林寺等地，踏寻宁海籍历史名人王锡桐遗迹。经过走访部分村民、实地踏勘和查阅相关文献后，他提出，王锡桐隐居在新昌香林寺为僧的可能性非常高，已可基本确定这一观点。

王锡桐早年受教于新昌真诏村著名塾师俞函三门下。俞函三（1864—1918），新昌县东乡名士，清光绪二十年举人，曾任处州云和训导，时任县志协修。王锡桐与辛亥革命志士、嵊县上东灵鹅村人竺绍康（1878—1910）为同窗好友。

据俞函三所著《沃州小记》《真诏俞氏宗谱》等记载，王锡桐起义失败后，先后潜至嵊县竺绍康家与真诏俞函三家，王的妻儿三人亦避难在俞函三家。乡人惧株累，诽谤杂腾，俞函三说：“人以穷途而来，何忍弃之！人在吾家，祸有所归，诸君无与焉。”半月余，清政府得到密报，派官兵400余人夜进真诏，按户大索，全村惊恐。幸王锡桐全家已移至别所，事遂息。

看来真诏村并非王锡桐可以隐居之地，俞函三只好将王锡桐送至新昌大市聚东宅（原名下宅）村清末武生徐景耀家。徐景耀（1848—1908），讳西高，号襄臣，其人言爽体健，治家勤俭，处世圆融，不役心于功利，无愧于苍穹，其时将王锡桐安排在香林寺。香林寺本号梅林院，初名峁西禅院，在下宅村东约一公里处的清幽的山坳中。东北的塔珠山与前面的象山左右环抱，南踏狮子山，修篁千竿，林木苍郁，环境极为幽雅，是一处理想的立寺之地。徐家历代为香林寺护法，住持也是有正义感的僧人。王锡桐潜入香林寺后，有感于家园被毁、妻离子散，遂在香林寺出家为僧，并在地藏殿下设一密室，怕万一发生异常，可以躲避。

暮鼓晨钟，王锡桐终老于此，葬东宅徐景耀墓旁。据徐景耀裔孙徐德胜老先生回忆：太公留下遗言，王是著名反洋教首领，其子孙不能前来祭奠，但凡今后家祭时，不能忘记招王义士英魂享用。

这些逸事，如今凡上年纪的村民都能如数家珍，可惜前去考察时间过晚，几位知情的老者皆已去世。据寺院杜德山居士说，香林寺的地藏殿也在前几年倒塌重修，密室已不复存在。

虽然目前尚不能直接论证王锡桐的去处，但这些资料由几代村民口口相传至今，比较真实可信。

不论王锡桐下落为何处，其人勇于斗争的果敢精神值得后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