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它产生于早商时期，经过晚商的简铭期，西周的长铭期，至战国晚期的衰落，历经了千余年的变化。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不但数量大、篇幅长，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祖先、征伐、纪功、册命和赏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铜器铭文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真实的面貌，堪称一部反映西周社会的史书，对现有史料和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印证和补遗作用。
铜器铭文的发展过程及其重要价值
青铜铭文的产生、发展与文字和青铜铸造技术息息相关。故中国文字虽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产生，但由于青铜器铸造技术还处在原始时期，尚未发现有铭文出现。在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有个别青铜器有铭文，此为迄今发现的最早铭文。盘庚迁殷之后，随着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甲骨卜辞书契的迅速进步，铜器铭文的铸造也逐渐兴盛起来。但直到殷末，商代的青铜器所铸的铭文字数不多，且内容简单，主要用于标识器物的主人，一般都铸在器物的不显著部位，如爵、的阴，尊、觚的外底，鼎、的内壁以及簋、卣的腹底等隐蔽之处。
到了西周初年，随着分封建国的需要，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得以大量铸造，如《礼记·祭统》所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青铜器大多铸以长篇铭文，用来颂扬祖德，刻记功烈或记述周王锡命，传遗子孙。这些长篇铭文，书有定格，布局讲究，记述了大量史事。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霸权叠兴，随着诸侯势力的增强，诸侯国各自为政，青铜铭文也出现了随意性，多为婚姻联谊、夸耀祖先的内容。战国以后，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铁器的出现以及简册书帛的通行，青铜器铭文也随之衰落。
西周是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该期的铭文青铜器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且铭文较长，像《何尊铭》、《大盂鼎铭》那样记述贵族接受周王的训诰和册命典礼的长篇巨著屡见不鲜。这些大量的铭文记载了诸如历代君王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法诉讼、盟誓契约、家史婚媾等事迹，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法制、礼仪等诸多方面的资料。晚清时期的学者大家如阮元、龚自珍等都曾谈及金文资料的重要性。龚自珍在《说彝器》中说：“凡古文，可以补许慎书之阙；其韵可以补《雅》、《颂》之隙；其礼，可以补逸礼；其官位可以补《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补七十子大义之隙”，说的就是铜器铭文对经学的补遗作用。近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初序中也说：“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指出了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可以印证古史，补充史书缺佚。它与甲骨文一样是研究商周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隆重、频繁的祭祀与征伐活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上古社会居于首要地位，尤其是西周初年，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确立，祭祀成为各级贵族在宗法制下维系自己特权的重要手段，成为奴隶主贵族的重要活动，故铜器铭文中反映最多的内容即为祭祀。在《两周金文辞大系》所收录的167篇铭文中，有85篇即超过半数的铭文涉及到祭祀内容。朕簋，又名为天亡簋或大丰簋，是西周初期武王时的标准铜器之一。其上所刻铭文详细记述了武王伐纣之后大会诸侯并举行盛大祭祀典礼的内容，其辞为：“乙亥，王又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这里的“王祀于天室”即为在天室或称为“辟雍”的大庙举行的祭天的典礼；“衣祀”即“殷祀”，上古“衣”、“殷”音近通用。“衣祀”原本是殷商祭祀祖先的大合祭，西周之时则成为群臣大会后共同参与的大献祭，旨在团结方国诸侯。在周人的观念里，天是至上一元神，拥有最高的神意，周王是天之子，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所以祭天是周人的最高祭祀，为天子专享的权力。在祭天时，往往配以先王，如大盂鼎铭文所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在武王嗣玟作邦；……故天翼灵子，法保先王”，即以文王与天同祭。在西周时期，祭天时常以文王和武王配天同祭。
除了祭天之外，铜器铭文还反映其他的祭祀情况。《作册令方彝铭》记述了周昭王任命周公子明保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管理三事四方，受卿事寮。由于是重要事情，所以周公子明保在接受命令后，一方面发布政令，一方面到宗庙举行祭礼。先到周公宫祭告先祖周公，然后到京宫以及康宫祭告先王，典礼十分隆重。《作册麦方尊铭》则记述了周王在田猎前后举行祭祀的情况：先在丰京举行祭祀；次日在船上举行大礼祭，然后射猎，捕获大量飞禽；最后又举行了祭月仪式。可见周人的祭祀名目繁多，确实可补“三礼”的缺佚。
祭祀活动在周人的生活中十分频繁，故在青铜器铭文中除了追述祖先的功烈，颂扬他们的仁德以及标榜自己受自祖先的权利、承袭先王的至德外，还有大量的祈求上帝降福、祖先灵佑的祈辞。祈辞的内容基本有：
1.保佑疆土永固。如《大克鼎铭》：“丕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疆，保周邦，俊尹四方”；《陈侯因铭》：“诸侯贡荐吉金，用作孝武公祭器，以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尚。”
2.祈求永福长寿。古人认为长寿之人必定豪眉秀出，所以称长寿为“眉寿”，在青铜器铭文中经常看到祈求眉寿的内容，如《微鼎铭》：“栾用享孝于朕皇考，用赐康乐鲁休，纯佑眉寿，永命令终，其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秦公簋铭》：“以受纯鲁多厘（福），眉寿无疆。”“眉寿无疆”或“眉寿无期”是当时的习惯用语，后来演变成为“万寿无疆”或“万岁”等颂词。
3.保佑子孙永享其命。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下的基础制度，嫡子有嗣是整个宗族的大事，所以青铜器铭文也经常提到子孙嫡嗣永保其命的内容，如《晋姜鼎铭》：“晋姜用祈绰绾眉寿，作为亟，万年无疆，用享用德，俊保其孙子，叁寿是勒。”这些祈求万寿无疆、永保世享的祈辞，与《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中“万寿无期”、“遐不眉寿”、“保艾尔后”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西周贵族铸造青铜器并在其上铭刻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颂扬祖先美德，更在于祈求上帝和先祖保佑子孙永享其命。
除了祭祀之外，上古社会的重要事情即为兵戎，所以青铜器铭文很多内容都涉及到君王用兵情况。伐纣克商是西周初年最大的戎事，1976年在陕西临潼零口公社出土的利簋就是直接反映武王伐纣过程的文物遗存。《利簋铭》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其记载的伐商日期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尚书·牧誓》记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荀子·仪兵》说：“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也，皆前行素修也。”《淮南子·兵略训》也说：“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这几种文献记载和铭文记载互相印证牧野之战的时间确实是在甲子日，正是岁星当前的时刻。所以利簋的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武王克商中牧野之战的真实性，其铭文可与《尚书·牧誓》结合起来研究武王克商的史实。
西周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侵犯边界的事情常有发生，尤其是西周中后期，王室衰微，犬戎的势力进入到周的京畿腹地，所以反映西周同少数民族的战事在青铜器铭文中亦屡见不鲜。《虢季子白盘铭》就是一篇记载虢季子白奉周王命令率兵抗击猃狁侵犯的韵文，铭文说：“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功，经维四方，抟伐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折讯五十，是以先行……”猃狁是西周时期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即后来的匈奴的祖先，他们经常骚扰周的边境，并进入内地扰民。这在《诗经》中也多有反映，如《诗经·小雅·采薇》说：“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由于猃狁的侵扰给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所以周王室常派重兵抵御。《虢季子白盘铭》记载的这次抵御的战场是在陕西北部的洛水之东，生动地描写了子白的英姿和建立的战功，并记载了周王对子白的赏赐和期望：“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征用蛮方。”
征伐淮夷和楚方也是西周时期的重要征伐。淮夷是居住在淮河流域的多个部族组成的方国，列于周王室的“夷蛮要服”。由于淮夷经常叛周，所以厉王和宣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经常有周师征伐淮夷的记载，师寰簋即为一例。该簋是厉王时铸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周王命令师寰征伐淮夷得胜立功的内容。
居于江汉流域的楚荆是西周南方的重要少数民族方国，也属于“要服”之列。南征楚国是昭王时期的重大戎事，根据《初学记》所引的《竹书记年》记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十九年天大，雉兔皆震，尚六师于汉”。《史记·周本纪》也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汉）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即昭王时期至少有两次南征的记录，而最后一次南征楚荆，昭王没有返回，死于汉水之上。与文献相佐，青铜铭文也有昭王南征楚荆的记载，《小子生方鼎铭》和《启尊铭》分别记载了小子生和启跟随昭王南征的事情。《小子生方鼎铭》记载：“隹（唯）王南征，才（在）□，王令生办（遍）事□公宗”；《启尊铭》记载：“启从王南征迈山谷，在水。启作且（祖）丁旅宝彝。”另外《郭伯簋铭》和《史墙盘铭》也记载了昭王的南巡并获得大胜的情形：“孚（俘）金，用乍（作）宗室宝尊彝”；“广笞楚荆，唯狩南行”。这些铭文很可能就是反映昭王南征取得胜利的相关记载。关于军事征伐的铭文还有很多，除了武王、成王时期的伐商大事之外，主要是征伐周边民族反叛和入侵的事情。从铭文看，这些征伐战争结果多以周师为取胜方，从而巩固了西周王室的统治。
典章制度
除了祭祀与征伐，青铜器铭文中反映的西周典制内容的也不在少数。分封制度是上古社会的重要统治制度，也是西周时期的重要政治内容。西周建国以后，周天子为了统治广大疆土，采取了分封同姓宗族子弟及有功大臣的措施，以藩屏周。周王除了分给这些宗亲和大臣土地和人民外，还要授予他们大量礼器作为赐予权力的象征。受封的贵族为了纪念周王的册封并以此作为凭证，于是大量铸造青铜器，传之后世。这些青铜器铭文反映了西周的分封情况。《康侯簋铭》反映了成王改封康侯于卫的情况；《宜侯矢簋铭》则记载了康王改封虞侯矢于宜的事情。
西周分封，天子赏赐大量的财物给受封的诸侯、贵族，这是商朝难以望其项背的。晚商的青铜器铭文也有关于商王赏赐的记载，但所赐之物不仅数量少，品种也极少，不像西周那样繁多，这大概与商朝生产力水平低以及殷王对分封的不够重视有关。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赏赐最多的是《大盂鼎铭》“赐汝鬯一卣，玄衣，赤舄，车马。赐乃且南宫，用狩。赐汝邦司四伯，人献自驭之于庶人六百又九十五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献千又五十夫。”一般的赏赐除了祭祀所用的鬯酒，以及命服、命车外，还有弓、矢、戈、胄等兵器和大量土地和人民。
随着西周分封制度的推行，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册命制度。该制度始创于西周初期，穆王以后则形成一套固定的典礼仪式，青铜器铭文正好完整反映了这一套仪式。在传世的青铜器铭文中有册命内容的达70多例，其铭文格式主要由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和祝愿辞7部分组成。如《康鼎》铭文：“惟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康宫，荣伯入右康，王命死司王家，命汝幽，黄、革。康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考宝尊鼎。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到了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记载册命的格式更为完备，如《颂鼎》铭文所记，除了上述的7个基本部分外，还记录有王位、授册、宣命、受册、返纳瑾章等内容。其记载的册命过程与《左传》所记周天子册命晋侯重耳为侯伯的过程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册命典仪是西周以至春秋时期的重大政治典礼之一。
关于西周的官制，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也有记载。《毛公鼎铭》清楚地记述了西周有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作册令方彝铭》记述了周昭王任命周公子明保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保尹三事四方”，领导卿事寮，向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诸侯等发布命令。一般研究西周官制多以《周礼》为参照，但是《周礼》成书较晚，所以最直接的还是西周时期的金文记载资料。西周后期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制度，而继承祖考的官职也要由周王重新册命，所以西周的青铜器铭文有大量这种册命的记载。
此外、青铜器铭文中关于天子籍礼、射礼以及田猎等活动的记载，如《静簋铭》记载了周王在大学辟雍举行的射礼；《令鼎铭》记载“王大藉农于田”；《员卣铭》和《启卣铭》都记载了周王田猎的情况。经济及法律诉讼青铜器铭文中除以上内容外，还有关于西周经济以及法律诉讼的记载。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室有直接控制的山林牧场，作为王室的直接收入，《同簋铭》、《免簋铭》等都有周王命人管理山林渔泽之利的记载。
战车是西周的战争用车，而马车是西周的重要交通工具，所以马在西周社会生活中和军事战争中非常重要。周王有自己的牧场，由专人养马，而这些马在成为服马之前举行一种马的“成人”仪式——执驹礼。《周礼·春官·司马·校人》记载：“春祭马祖，执驹。”“祭马祖”就是在春天举行祭祀马神的仪式，“执驹”就是把两岁的小马驹牵离母马身边，给它们套上络头和马具，使之成为王厩的服马。西周非常重视这种执驹之礼，往往由周王亲自参加。出土于陕西眉县李村西周窖穴的缘驹尊和出土于陕西西安张家坡井叔墓中的井叔鼎上都刻有铭文，记载了周王参加执驹礼的情况，缘驹尊铸成马的形状，其器铭文为：“惟十又三月才（在）甲申，王初执驹于岸，王呼师召缘，驹易（赐）两”，“执驹于岸”就是指周王在天子大学—辟雍的大池岸边举行执驹之礼。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不少涉及法律诉讼方面的内容。这些铭文有的形同现代的契约、合同、地契之类，有的是关于田地、奴隶交换的内容，有的则是律令刑书。《散氏盘铭》、《卫铭》、《卫鼎铭》、《生簋铭》都有记载西周的田地交换情况。《兮甲盘铭》记述了关市征收的律令，《子禾子釜铭》和《陈纯釜铭》则记述了有关量值的法令。这些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古代法律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