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异常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诸子百家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就天道人事、礼法伦理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诘难辩论，形成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比如说，孟子就对他以前的诸家学说多有批判，他既批判杨朱的利己主义，也批判墨子的利他思想，而盛赞儒家的中庸哲学。墨子也严厉批判其他各派，而抨击最激烈的便是儒学，这集中反映在“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非儒”等篇。崇尚无为的道家同样与别家展开旗帜鲜明的争辩。《庄子·天下》推崇庄周学派的理论是当时学术的高峰，并且由远及近地列举墨子、宋、尹文、彭蒙、田骄、慎到、关尹、老聃诸家学说，在肯定诸家的某些方面后，均对其加以必要的批判，甚至苛刻地指出惠施学派的理论是最片面狭隘、违背大道的奇谈怪论。正是由于百家在争鸣中相互影响，重新解构，共同发展，才营造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的繁荣景象，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发展。
百家争鸣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引发古代中国思想界认识领域的空前的、全面的活跃，并且开拓许多新的认识领域，开启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将长期积累起来的思想认识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百家”思想对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前，这些学派的思想不断地为后来者所继承和发展。
综观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除佛学外，鲜有能够超出“百家”思想体系的范畴而创立新的学术体系。可以说，百家争鸣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总合，奠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精神。文化史家常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