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由原始社会萌芽状态的口头创作开始起步，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诗歌和散文领域。当时的文学尚处于童年阶段，创作无固定模式可循，这就给文人的探索和创新提供了机会和压力。同时，以往由官府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被打破，诸家各派，竞相涌现，形成文坛百花争奇斗妍的繁盛气象。中国文学的许多文学元素都滥觞于先秦，以致有“文必先秦”、“文体皆备于战国”的赞誉。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另有“笙诗”，有目无辞，疑是后人妄加的。据说《诗经》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3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多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少数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颂”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包括“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总的说来，这些作品产生于黄河流域（仅有少数产生于汉水流域）。其中既有宫廷、官府的创作，也有经官方音乐机构收集整理的民间创作。它反映出黄河流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特点：注重理智和实际，感情略显克制，道德和政治色彩浓厚。
关于《诗经》的结集，汉代学者有采诗的说法。班固说，周代设有采诗官“行人”，春季“行人”手摇木铃，沿路采诗，然后献给掌管的太师，比定音律，再唱给天子听，反映民情。
《诗经》三百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基本相符，形式也多是整齐的四言诗，包括的地域极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若非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恐怕是无法完成这样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因此可以推测认为，《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经过诸侯各国的协助，进行采集，然后命乐师整理、编纂而成的。当然仅是“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歌如此，多数雅诗和颂诗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献的诗。统治阶级采集诗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子弟、祭祀和娱乐外，还有就是考察民情，巩固统治，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学者将其奉为经典，才称作《诗经》。《诗经》虽遭秦火焚毁，但由于学者的讽诵，至汉复得流传。当时传授《诗经》的有3家：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燕人韩婴。西汉毛亨、毛注释《诗经》，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前三家则称今文。自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学习毛诗的人逐渐增多，其后三家诗亡，独有毛诗得以流传。
■风、雅、颂
《诗经》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描绘，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鬼神的乐章，也有贵族间宴饮交往的记录，更有反映劳动、打猎、恋爱、婚姻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31篇“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歌曲，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它用板滞的形式和典雅的语言，歌颂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周颂”也有些春夏祈谷、秋冬报赛这类答谢神佑的祭歌，其中涉及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是今人探讨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
雅诗何以有大小之分，向来众说纷纭。清代惠士奇《诗说》谓雅诗依音律分为大小，应当说这是有道理的。“大雅”的多数和“小雅”的少数篇章，和“周颂”相同，都产生于周初社会景象比较繁荣的时期，以适应统治阶级歌颂太平的需要。只是由于它们主要是统治阶级朝会宴飨时用的，未必会配合舞蹈歌唱，因此内容由单纯对祖先与神的颂扬，开始注意对社会生活，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周初的雅诗除极力宣扬神权、君权至上外，常含有教训规谏的意义。随着周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日趋腐朽，《诗经》的写实性日渐凸显出来，既有叙述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诗篇，又有暴露统治者放肆和虚伪的描述。
“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些雅诗的作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其创作也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这时期的雅诗较周初的颂诗和雅诗篇幅有所增长，句法整齐，语气通畅，没有周初颂诗的板滞沉重和雅诗的宗教神秘色彩。叙事单纯，比喻生动，偏重于抒情，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晶莹的珠宝。“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出平民百姓对剥削压迫的控诉和追求婚姻幸福、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
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逐渐养成敏锐的观察力，积累下丰富的知识。他们具有以质朴的语言描摹事物和以简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得到高度的体现，并成为其显著的艺术特点。《七月》以素描的手法把农奴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生动地呈现给读者。《黄鸟》以殉葬为题材，通过对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氓》以女主人被遗弃的可怜遭遇、万分悔恨的倾诉和毅然决绝的态度，道出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诗经》的这种语言特点，并非苦心营造出来的，而是劳动人民对事物细致观察后的自然流露，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特色和影响
《诗经》是中国诗史辉煌的起点，它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为：1.《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与《诗经》基本同时代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则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开启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2.《诗经》除极少数篇章外，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虚构出的超越人间的神话世界，所讲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这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重现实性的体现。3.《诗经》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显得较为克制与平和，由此使得抒情常带忧伤、隽永和细腻的特点。这个特点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后来的诗歌。4.《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音律平稳。同时，《诗经》常采用叠章的形式以及双声、叠韵的词汇，借以强化感情的抒发和获得声韵上的美感。5.《诗经》运用许多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作品的形象性。按朱熹《诗集传》的解释，“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陈述；“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即比喻；“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的内容作铺垫。赋、比、兴被称作《诗经》的三纬，并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艺，这种谋篇方法的成熟运用是诗经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