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文字出现后最实用的文学形式。殷商以来，就有甲骨的契刻文和竹木筒的记载。到西周时，金属范铸的铭文得到更好地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遽变化，尤其是“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散文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文、史、哲尚无明确分工，这些散文虽是历史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汉代，才改称《尚书》，后被儒家尊为经典，名曰《书经》。关于《尚书》的编订年代，有人说为孔子所编，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编订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后，《尚书》多残缺。汉初，《尚书》存29篇，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抄写，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发现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尚书》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同时，那些发表辞令的人，多是统治者，故具有居高临下的气势。但由于《尚书》所用语言同后来使用的古汉语差异较大，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
■历史散文
这时期的散文可以分为两类，即丰富生动的历史散文和百花齐放的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各国卿大夫和新兴阶级——士的言论以及各诸侯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早期出现的历史散文是《春秋》，它还只是简单的以年纪事的历史纲要。《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关于鲁国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但多称为“春秋”。现今流传的鲁《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随着周室衰落，诸侯争霸，战乱迭起，外族侵扰。孔子想借《春秋》表达他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维护周朝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主张。历史上有所谓“春秋笔法”之说。《春秋》用字准确，选词严谨，虽然记事简单，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实际上它暗含褒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于是后世便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带有倾向性的文字表达方式称为“春秋笔法”。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体会到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
《春秋》记事，过于简略，后来出现以《春秋》为纲的“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为其进行解说和补充，其中以《左传》内容最翔实。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它补充记载许多《春秋》忽略的佚闻琐事，记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并叙述了鲁悼公四年（前464）的事。关于《左传》的作者，历史上的说法历来不一，通常都认同司马迁和班固的观点，即充分掌握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史料的左丘明。
《左传》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等诸多事宜。从思想内容看，《左传》实事求是地概括春秋和战国初期丰富的历史内容，突破天命的观念，体现出民本的思想。但书中对宗法伦理思想、正统等级观念以及宗教迷信的宣扬，都是它严重的缺点。从文学角度看，首先，《左传》叙事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场面生动，引人入胜。特别是对那些内容复杂的事件，选材布局极为恰当，注重各种事件的时空联系，结构严密、脉络贯通。比如写晋公子重耳的流亡经过以及晋灵公与赵盾的斗争。其次，人物刻画生动鲜明。心胸豁达的齐桓公、精干老练的晋文公、机智幽默的晏婴、宽厚仁慈的赵盾等，莫不形象生动，跃然于纸上。再次，善于描写战争场面。在叙述战斗的过程中，情节曲折细致，生动真切，波澜起伏，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左传》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行人辞令上。行人即外交官。春秋时期，外交活动频繁，锐利巧妙的辞令能在外交场合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左传》的语言简而精，曲而达，婉而有致，罕譬而喻，富于形象性。例如“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室如悬磬，野无青草”。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除《左传》外，还有《国语》、《战国策》以及汲县古墓出土的《穆天子传》和秦汉间编定成册的《晏子春秋》。
《国语》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别史，全书共21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战国初年（约前967～前453）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主要是记言，故名为《国语》。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从此许多人都认为《国语》是左丘明所作。但分析《国语》的内容，可以推断《国语》可能是左丘明作为瞽史记诵古事，由后人整理再依托他的名义成书的。
《国语》的历史价值远不及《左传》。它对史实采取重点节录的办法，总结经验教训，供执政者参考，而不注意是否忠于历史的实际发展情况。从文学上的成就说也要逊色于《左传》，比如描写长勺之战时，《左传》简练而生动，《国语》则平庸而枯槁乏味。但《国语》也有自己明显的艺术特色。一是长于记言。《晋语》载重耳和子犯二人对话，幽默生动，如在眼前；《越语》载越王勾践与范蠡的问答多用韵语，别具特色。二是虚构故事情节。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进谗的故事，早在秦汉时期就被人质疑。唐人柳宗元曾说《国语》是“务富文采，不顾事实”，但这也是对《国语》文学成就的肯定。另外，《吴语》和《越语》风格较为特殊，它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为中心内容，写得生动传神、扣人心弦，宛如后世小说笔法。
《战国策》是记录战国时代游说士人进行策略活动的史书，内容涉及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它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全书共33篇，按国别划分，以记言为主。其作者已不可考，可能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经西汉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说辞，主要反映的是纵横家的思想和观点。它允许朝秦暮楚、背主求荣，忠、义、智、信可以抛弃，凡事要以成就功名利禄为标准。这种观点为儒家所唾弃，但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却能被统治者所接受。
《战国策》长于说事，富有文采。与《左传》相比，《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渲染尽情。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语言已不再仅用作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打动听者感情的手段。如苏秦说赵王，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等，都是显著的事例。其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具体细致、生动形象。如《齐策》将冯谖的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秦策》描写苏秦说秦不行和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特别是《燕策》描写易水送别情景，把荆轲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极其鲜明生动地刻画出来。历史上也由此留下“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庄辛籍蜻蛉、黄雀谏楚襄王，虽浅显易懂，但别开生面，惟妙惟肖。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成熟的历史散文已经逐步形成，它对后世历史书籍和叙事散文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呈现出繁荣景象。当时文坛百家争鸣，各家文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政治、哲学、伦理等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活泼鲜明的文风。据《汉书·艺文志》，先秦诸子的学术流派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10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这时期的诸子散文的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都是早期的私人著述，前者纯用语录体形式，后者则是语录体中间杂有对话式的论辩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后者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语录的形式而由对话体发展为论点集中的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它们不再是后学的追忆录或学术流派的集体著作，而是学者个人的文集，标志着先秦哲理散文的完全成熟。
《论语》是孔子思想和言行的集中反映，共20篇。它是中国语录体散文的滥觞。但全书比较散乱，没有系统的组织，先后顺序没有严格的准则。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文章多是直接发表观点，具体的阐发和论证较少，但语言简洁隽永，雍容和顺，内敛含蓄，用意深远。由于孔丘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语言虽简短，但感情丰富。既有称赞颜回的情真意切，又有斥责季氏敛财的满腔愤怒，当然还有对远方朋友到来的欢迎和喜悦。《论语》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性格。例如《先进》篇中，弟子们各言其志时，子路的直率、冉有的谦逊、公西华的善辩、曾皙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生动传神。
《墨子》是墨翟门人所记载整理而成的，是墨家学派的总集。现存15卷，共53篇。《墨子》有所谓的“十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是《墨子》书中的主要部分，代表着墨家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墨子》十论虽具有记言性质，但每篇有明确的论题，文章围绕中心，深入展开论述，层次清晰，内容充实。全书各篇目的观点相互联系，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中国论辩文的雏形。墨子反对没有实用的修饰与文采，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他的文章质朴无华，但逻辑性很强，能够自觉运用察类明故的逻辑方法进行论述，论辩色彩浓厚，对中国辩论文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同时，《墨子》经常用譬喻类比的手法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将深刻的道理形象地呈现在严密的逻辑论述中，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先秦诸子散文中，以《孟子》与《庄子》的文学性最强。《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锐气逼人，富于鼓动性，颇有横行无阻的气概。这是孟子骄傲自负，锋芒毕露，动辄与人言辞交锋的性格使然。它与《论语》那种迂徐婉转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滕文公上》“许行”为例，孟子首先询问许行生活资料的来源，证明社会分工的必要，再列举尧、舜、禹、稷所以无暇躬耕的原因，充分揭露许行观点的荒谬，显示出高超的论辩技巧。另如《梁惠王下》记载，孟子用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竟弄得齐宣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于用寓言故事说理。用“弈秋诲弈”说明“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用“揠苗助长”说明养浩然正气不能急于求成，用“五十步笑百步”说明事物性质没发生改变的道理。《离娄下》讲述了一个恬不知耻的骗子的故事。文字虽短，但写得简练生动，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它善于用文学手段达到实用目的，在说理中表达个人感情，主张以文载道，成为后世唐宋古文家绝好的典范。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汉书·艺文志》载，《庄子》共52篇，现存33篇。现多认为其中的《逍遥游》至《应帝王》等7篇是庄子本人所作，余者则为庄子后学所作。《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充满着浓厚的文学色彩。其文章体制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庄子》一书具有独特的风格。首先，它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采用并虚构许多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想象奇谲，汪洋恣肆，最富浪漫主义色彩。《逍遥游》、《人间世》、《德允符》、《大宗师》等多是由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连缀而成。例如《逍遥游》写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再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书中这类奇异生动的形象不胜枚举，令读者神思飞扬。
其次，战国时期的文章都有运用寓言的特点。《庄子》更是由于接受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大量地采用寓言故事说明事理，可谓“寓言十九”，如《则阳》篇写蜗牛的两角上居住着触、蛮二国，两国“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以此来讽刺诸侯国的混战。再如以“庖丁解牛”比喻养生要顺其自然，以“匠石运斤”比喻知音难遇的感慨，这都是用生动的寓言故事来阐明深刻的哲学思想。同时，庄子笔下的万物都有思想，能说话辩论，使论述更加形象化。
另外，庄周的散文语言也极为生动，文中多用韵，声调铿锵，读来有和谐的节奏感，是古典散文中罕有伦比的精美文章。
《荀子》有32篇，多为荀况所作。《荀子》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荀子》散文最重要的特色是把生动的比喻和严密的逻辑论述完美地结合起来。论点明确，结构谨严，论断缜密，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比如《劝学篇》基本全用譬喻重叠构成，妙喻迭出，遍用排偶，辞采缤纷，美不胜收。其次，《荀子》散文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和记忆。如《致士篇》：“川渊者，鱼龙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这也反映出荀子散文严密的逻辑性。另外，《荀子·赋篇》共有《礼》、《知》、《云》、《蚕》、《箴》5篇。其形式为问答体，以四言韵语为主，杂有散文形式，类似谜语，属于战国“隐书”的体例，已具汉赋的雏形。
《韩非子》55篇，是韩非的个人著作。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初见秦》、《有度》、《饰邪》3篇确非韩非所作。
韩非散文的特点，首先是文风峻峭，锋芒锐利，语气坚决专断，文章结构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论述透辟、切中要害。这是政论文主要运用的风格。文章直言凌厉，公然宣扬法、术、势的观念，甚至毫无掩饰地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夫以妻之贵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其次，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来增强文章的形象性和说服力。“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生动的寓言流传至今。特别是“自相矛盾”的故事，更为深刻明切。它本是用来攻击儒家同时赞颂尧的明察和舜的德化的，指出二者不可能并存，表现出韩非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